主流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以王科一的《傲慢与偏见》中译本为例

翻译研究文化派认为译入语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对翻译起着一定的操控作用。基于勒菲弗尔操纵论中意识形态的相关学说,本文尝试以王科一的《傲慢与偏见》中译本为例,探讨其文本翻译时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从译本的选择和翻译方法的运用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以期证实翻译不是纯粹的文字转换,在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下,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和制约着翻译活动。     

从“操纵论”看林纾的翻译

从传统的翻译理论来考察,林纾的译文往往被指责为"不忠""误译";但把林纾的翻译置于以勒菲弗尔为代表的操纵理论下考察,林纾的"不忠""误译"正是当时意识形态、诗学、赞助者共同作用的产物。     

论意识形态对《幸福之路》傅雷译本的操纵

在传统翻译研究转向更为广阔的"文化转向"视角的翻译研究背景下,安德鲁.勒菲弗尔论述了意识形态、赞助人和诗学形态三个要素对翻译的操纵。中国著名翻译家傅雷先生所译的《幸福之路》从出版至今一直深受读者喜爱,在中国拥有广泛的读者群。在细读译作的过程中,读者可以寻到译文为意识形态所操纵的痕迹。在译者对原文进行"改写"的过程中,意识形态的操纵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能够影响甚至左右译者的翻译过程。     

改写理论视角下莫言小说的英译--以《师傅越来越幽默》为例

2011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圆了国人的诺贝尔奖梦。美国汉学家葛浩文对莫言小说的英译,使得莫言的大部分作品得以在美国出版。试图以安德烈＆#183;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的操纵改写理论为框架,探讨意识形态和诗学两方面因素在英文本《师傅越来越幽默》出版和翻译过程中的操纵作用。     

外宣翻译:意识形态和宣传诗学操纵下的改写

勒菲弗尔的“操纵论”认为,翻译就是在意识形态和诗学操纵下对原语文本的改写.外宣翻译中的增添、删减、调整、重构,并非出于文本因素的考虑,而是基于中外意识形态和宣传诗学等文本之外因素操纵下的改写.这种改写是外宣译者为了在跨国界、跨语言、跨文化的传播中赢得目标受众,取得最佳传播效果而进行的语言转换与协调.     

赞助者对译者的影响

本文结合勒菲弗尔的操纵理论,从赞助者的视角,分析其对译者的影响,尤其是赞助者如何在意识形态、经济和地位三方面影响译者的。     

安德烈· 勒菲弗尔译学思想初探

传统翻译学主要研究语言转换和文本分析,勒菲弗尔和巴斯内特开启的“文化转向”无疑为翻译研究拓宽了视野,全面考察翻译与意识形态、诗学和权力关系等之间的关系。文章概括了勒菲弗尔基本理论观点,分析了其在突破传统翻译研究基础上带来的重大意义,并在“译之为译”的层面做出理论上的反思。     

从不同翻译策略看意识形态对《红楼梦》翻译的影响

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代表人物勒菲弗尔(Lefevere)在《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一书中提出了制约翻译的三要素: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其中意识形态是最主要的因素。其理论的提出标志着翻译中的文化转向,译者的文化取向不同必然影响其翻译的策略,这点我们可以从《红楼梦》的翻译中得到证实。     

文学翻译的文本、系统与折射

以翻译研究派代表人物勒菲弗尔所撰写的论文《大胆妈妈的黄瓜:文学理论的文本、系统和折射》为载体,从诗学与折射、意识形态与折射、赞助人与折射几方面阐述其关于文学翻译的文化理论。提出勒菲弗尔的文化翻译理论之创新与贡献为打破了长期以来盛行于西方文学理论中的忽视翻译研究的浪漫主义诗学传统,并把翻译从语义层面的微观世界扩展到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中去研究,强调历史意识和文化观点;其局限性为可能把翻译研究带入一个漫无边际、杂乱无章的境地。     

操控理论视角下《醉翁亭记》译本比较研究

欧阳修是北宋著名的散文家和诗人,他的名篇《醉翁亭记》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极高的声誉。一千多年来,有多位海内外著名翻译家将其译成英文。20世纪80年代,安德烈·勒菲弗尔提出了翻译中的操控理论,在翻译实践中转而关注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三个因素。文章将以操控理论为基础,着重分析杨宪益、戴乃迭夫妇以及翟里斯的英译版《醉翁亭记》,研究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对翻译实践的影响。     

文学翻译的操纵性与主体性

操纵学派翻译理论以其崭新的视角,指出翻译主体受到某种意识形态和诗学操纵,它克服了语言学派只注重文本而忽视超文本因素的偏颇。但是,这种操纵性不仅包涵被动操纵,而且包涵主动操纵,译者的主体性毋庸忽视。本文用对比和实证的研究方法,探讨近代文学翻译的操纵性和主体性的隐显问题,以揭示操纵学派翻译理论的价值和局限。     

霍克斯在《红楼梦》翻译中对文化的操纵与构建

通过分析霍克斯英译《红楼梦》的翻译行为,证实了"操纵""文化构建"思想对翻译文学存在一定影响,一方面文化对翻译有"操纵"作用,译者有受操纵的一面,也有反操纵的一面;另一方面翻译有一种"文化构建"的重要功能,翻译一经产生会对目标语或译入语文化的演进产生巨大影响。翻译不仅塑造了原作在读者心中的形象,而且是传递文化信息的媒介,是文学更新的重要工具。     

从张谷若译《还乡》看译者的主体性:被操纵的译者和操纵的译者

本文以张谷若对《还乡》的翻译为个案,运用操纵学派重要代表人物勒菲弗尔的重写理论,试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探索译者在特定社会历史文化大背景下的译材选择和翻译策略选择,说明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被动性和主动性,提出应该充分肯定译者在翻译中的主体性。     

翻译主体性研究和描写交际翻译学的理论框架

翻译主体性研究摒弃见物不见人的研究模式,重点研究翻译主体、翻译主体意识和翻译主体性,描写交际翻译学的理论框架以人为本,因此可将描写交际翻译学的理论框架应用于翻译主体性研究。通过尝试,我们看到翻译是交际过程,也是认知过程,还是语言文化交流和译入方语言文化建构过程。不同过程有不同的翻译主体。主体意识主要表现为作者的创作意识、译者的认知意识和对两种语言文化的操纵意识、读者的接受意识。对翻译主体和翻译主体意识的研究,汇成翻译主体性研究。     

对意识形态操控下的归化与异化的文化思考

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控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对译者翻译策略的操控。根据文化语境框架下的操纵学派的翻译理论,从民族意识形态、赞助人意识形态、审美意识形态、个人意识形态等几个方面初步探讨意识形态操控下的归化/异化策略对文学、文化产生的影响。意识形态操控下的归化/异化策略对文学、文化产生的影响:有的表现为人物的“变形”,有的则表现为译作在给读者传递的文化信息方面“叛逆”了原作。     

解构主义视角下英汉语言模糊性的翻译处理

通过分析语言模糊性理论及解构主义翻译观之间的客观联系,推导出前者所倡导的语言及翻译的不确定性正是对后者的理论支撑;而解构主义翻译观又为翻译中语言模糊性的处理提供了可行方案,并通过联系翻译实践论证了解构主义翻译观在翻译中语言模糊性处理上的积极作用。     

文化·操纵·翻译的暴力

从文化的视角来研究翻译可以给我们更开阔的视野,使我们认识到翻译不仅仅是文本的转化,还体现着文化的操纵和翻译的暴力。从译者的文化身份、翻译对文化身份的塑造、翻译的流向,以及翻译的策略四个方面来探讨,发现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操纵和暴力,但文化交流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在文化交流中,最佳的状态是交流各方达到“共赢状态”,译者在这一过程中,不仅要转换语言,而且肩负着跨文化传通的任务。     

英译中国作品中的意识形态影响研究

对外籍翻译学者英译中国作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意识形态对翻译文本的选择、翻译的解码过程、翻译目的的确定和翻译策略的运用等几个方面都有较为显著的影响。因此,译者应该相对地看待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避免绝对化,把该影响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翻译学科的未来及翻译研究的历史性转向

本文在对翻译学科建设相关问题提出看法的基础上,探讨翻译研究在世界范围内正在经历的从定义到描述、从翻译价值论到文本价值论的历史性转向,并从翻译史实出发,对翻译活动的未来进行预测:强势语言文化在全球的推进将导致语言文化的趋同,从而挤压翻译作为交流中介者角色的生存空间;翻译学科的未来发展方向,将表现出翻译实践逐步淡出、翻译理论探讨少、翻译研究比重大的研究性学科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