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地方与中央之关系问题研究

有宋一代,各级地方官员的任命权始终被中央牢牢掌握.地方官员的升迁荣辱,甚至生杀大权都在中央的管理掌控之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在宋代大为加强."足上供"、顺从中央.成为处理地方官府与中央关系最主要的宗旨.上好下甚,在这一关系的作用下,中央一些错误政令,在地方达到了变本加厉的程度.由于利益的左右,宋代地方对中央也有奉行不虔甚至欺瞒,这造成了中央政令在地方的不畅通.此外,少数有节气的地方官,为了正义和公理,也会违抗中央的错误指令,但往往会为此付出代价.地方与中央复杂多变的关系,成为地方政府行政的风向标.     

宋代专卖制度变革与地方政府管理职能演变

宋代是专卖制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专卖制度实现了由直接专卖制向间接专卖制的转变.这一变革反映和影响了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变化.地方政府在直接专卖制下承担专卖品运销,分夺专卖利益;而在间接专卖制下则主要承担缉私、监管商人营销等,难以直接分夺专卖利益.中央从地方政府手中集中利权的重要手段就是吸纳商人在更多的经营环节中取代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职能演变的基本趋势是退出专卖商品的直接经营,转而维护专卖制度的运行,专卖利益不断集中于中央.与唐代建立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垂直专卖系统相比,宋代中央与地方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央集权显著加强.     

北宋河东路转运使编年

转运使是北宋最重要的地方高级官员 ,掌一路财赋、转运及监察本路官员之职 ,对宋代文史研究有很重要的意义。本文将河东一路转运使去就列为年表 ,供宋代文史研究者参考。     

宋代"系官田产"释义

"官田"发展至宋代,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其中"系官田产"特定称谓的产生有其一定的原因。宋代"系官田产"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是指常平司、转运司及州县管辖的部分"官田";广义则近于"官田"。     

折上折:明代隆万间的赋役折银与中央财政再分配

明代的赋役折银不仅牵涉王朝白银财政体制的形成、一条鞭法的推进、国家与社会的转型等重大问题,且直接关联着田赋、盐课、徭役和上供物料等不同税收类项,以及会计、征收、解运、贮藏等多个环节。京师银库是连接基层赋役折银和国家白银财政体制的关节点。对京师户部、工部和皇帝等所属的银库所贮上供物料的类项、数量以及库藏间分配关系等的探讨,有助于弄清明代白银财政体制如何通过中央各部财权博弈建立的过程,从而在国家白银财政管理制度层面推进对一条鞭法的研究。隆庆、万历年间的上供物料,经历了从区分本色、折色到区分本色折银、折色折银,以及从皇帝专属到皇帝、户部和工部共有的转变。这一转变表明,一条鞭法下的上供物料折银与中央各部的财权博弈紧密相关,但户、工二部从皇帝内府分割的财赋需奏报皇帝,说明皇帝才是中央财政的最高决策者,而派无定数、轮年折征和折率不定,意味着朝廷内部并无财政集权,而是实行财政分权。     

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有狭义与广义之说。从狭义上说 ,它只是资源配置方式意义上的经济体制。从广义上说 ,它是一种商品经济形态 ,又是一种经济体制 ,还是一种经济制度。作为一种制度 ,不仅具有新制度经济学意义上的制度涵义 ,而且还具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意义上的制度属性。正因为具有这种制度属性 ,才必须在市场经济的前面冠以社会主义 ,以构成有实质内容有丰富内涵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科学概念。只要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就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国企分红不要落得空欢喜一场

近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从今年开始在中央本级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地方试行的时间、范围和步骤由各地政府决定。这也表明国企只上缴税收不上缴红利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     

法、法治、法治政府范畴的广义性简析

一般狭义把法理解为一套冷冰冰的规则、准则集合,这只理解了法作为行为规范的制度文明方面,实际广义还包括法律价值、法的精神及相关的理念等精神文明方面。一般狭义把法治理解为“依法办事”等法律意义上的法治,实际广义还包括“法律主治”等社会意义上和价值意义上的法治。一般狭义把法治政府理解为行政法律制度的完善等形式上的法治政府,实际广义还包括法律的统治或法的治理状态等实质上的法治政府。对以上三个概念进行广义理解,对于把握法治政府的真谛、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政府成本的内涵设定与构成要素

政府规模成本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政府规模成本与政府职能(权力)、公共支出规模正相关.政府运行成本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别,狭义的政府运行成本与公用支出、职务消费密切相关;政府决策成本中的当前成本、机会成本、边际成本、沉落成本、风险成本和摩擦成本等各个要素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分析政府成本的内涵特点和构成要素,确定外延边界、描述相互关系,是政府成本绩效控制的必要的理论准备.     

对发展中国文化产业的思考

文化产业是新兴的特殊产业,属于服务业的范畴,其发展已引起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的重视.研究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明确了广义文化、狭义文化、文化产业的概念和文化产业的特殊性,比较了文化产业发展的国际经验,展望了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前景.     

论史浩对《尚书·泰誓》之“泰”的解释

南宋史浩撰写《尚书讲义》一书，注疏及讲解《尚书》中每一篇的篇名、书序和内容。其解析《泰誓》篇名不但从《尚书》誓体文篇名命名的规律进行推求，而且结合书中各篇章及其序言的内容，吸收、借鉴前代及同时代的经、史文献以及诸家学者的解说，认为《泰誓》由姜太公所作，伐纣之谋源于太公，太公在讨伐商纣王一事上居首功，从而提出了“泰誓”之“泰”意指“太公”之“太”的观点。该阐释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却从另一个视角折射了宋代理学家的解经特色和风貌，以及姜太公的形象、地位与作用。     

井田制与贡、助、彻

井田制是夏商周时期将土地划为方块田并定期进行分配的田制形式.它由天子、诸侯、卿大夫、士、村社成员多层次复合所有.在赋役制度上,夏行贡法,商贡助兼用,周行贡、助、彻.无论井田制还是贡、助、彻,都不是静止不变的,不但各自有制度变迁,相互之间还有制度关联.     

南宋商税违法征收现象初探

南宋商税违法征收现象盛行,主要表现为地方官府私自设置征税机构,额外增置征税官吏,巧立名目盘剥商旅,以及将商税课额摊派给百姓承担。它不仅反映了南宋基层政权的吏治腐败,也彰显了南宋中央在处理此类问题时的自利倾向,反映了南宋财政体制上的过度集权所造成的中央与地方在利益分配方面的矛盾冲突。     

论《诗经·周颂》的时代特征

《周颂》是西周特定时代之特定文化背景下产生的诗篇,具有突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周颂》中的周初诗篇强调继承文德、保守天命,体现了周初统治者突出的敬业意识;而西周中、晚期《颂》诗则只强调求福禄于神祖,这反映了周代统治者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的思想和精神状态。《周颂》宗教色彩、神灵意识淡薄,抒情、描写多针对现实,具有突出的理性特征。这种理性特征是西周思想文化背景的反映,它与《尚书》等史籍中所反映的西周统治者的理性思想是相符的。《周颂》在艺术形式上显示出中国诗歌在形成之初的诸多原始性特征,这与《鲁颂》《商颂》形成鲜明的对比。     

略论晚清田赋改革思想

鉴于田赋在清朝国家财政收入中的重要地位及田赋征收中存在的严重弊端 ,晚清朝野人士有关田赋改革的议论甚嚣尘上。清末主流思想界处理田赋积弊的思路 ,还是沿袭两宋以来的传统 ;也有极少数先进人士以西方近代财税理论和制度为依据 ,对田赋制度提出了全新的改革方案     

佛山北帝显圣传说及其文本形象

北帝是＂北方真武玄天上帝＂的简称,而佛山民众则亲切地称之为＂北帝公、大父母＂。供奉着北帝神祗的佛山祖庙大约始建于北宋元丰年间,自宋代伊始,特别是在元明清时期,有关北帝显圣的传说,或者是与之有关的灵异传说,在历代地方叙事文本中多有记载。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显圣传说的深入人心,北帝形象也随之发生变迁。北帝形象嬗变的过程,是与佛山士绅、民众的造神运动如影随形的。它一方面反映出不同时期佛山民众的信仰和心理需求,另一方面反映的是佛山地方社会发展的自我调适。     

宋朝乡村催税人的演变——兼论明代粮长的起源

明代粮长起源于宋朝的催税人,北宋前期为由乡村上户充当的里正衙前,中期改为户长,后期为甲头或大保长。南宋前后和各地实行不同制度,同时出现了税长和苗长,是为明代粮长的滥觞。     

宋代杜诗的辑佚

杜甫的原集在他去世后不久就已散佚,宋代"二王"本<杜工部集>是杜甫诗文集的第一个定本.宋人在"二王"本的基础上陆续对杜诗进行拾遗补缺,共得佚诗46首.今存之<续古逸丛书>影宋本<杜工部集>与文献记载中的"二王"原刻本在诗歌数量上有抵牾不合之处,即前者较后者多收诗歌5首.宋代不同版本的杜诗集注本所收杜诗的数量不尽相同,本文对宋代各种集注本所收之杜诗进行了准确的数量统计与评述.     

上博简《诗论》第17号简“《将仲》之言”探析

《诗经·郑风·将仲子》篇的诗旨历来多有争论,汉儒谓之为“刺庄公”之作,宋儒以“淫诗”视之,当代学者则多以“人民性”解读此诗。上博简《诗论》17号简对于此诗的评析,证实了《将仲子》篇关于“郑伯克段于鄢”史事的影射,简文中的“言”即指庄公之言,“不可不畏”表明孔子对于庄公这种心口不一的“巧言”的畏惧。《诗论》所评代表了孔子时代的道德评判取向,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     

传统国家乡村治理的历史脉络与运作逻辑

传统国家对于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是维护社会秩序稳定,促进政府合法统治的重要基础。传统国家乡村治理以乡里制度为载体,历经夏商周到魏晋南北朝的乡官制时期、隋唐的轮差制转折时期以及两宋到清朝的职役制时期。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士绅精英和普通村民作为乡村治理的四大主体,并非静态的命令服从关系,而是上下互动博弈与合作配合的关系,其中,士绅精英在乡村治理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科举制度、宗族制度和乡规民约共同编织成制度网络,贯穿于传统乡村社会治理过程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