瑟韦斯的发展传播学学术思想述要

从发展传播学学者杨·瑟韦斯(Jan Servaes)的发展传播学术思想管窥西方发展传播学研究的全貌。从发展传播学的基本概念、理论脉络,社会语境,参与传播范式,健康传播五个方面展现了瑟韦斯的发展传播学的理论要点和思想体系。     

传播学与符号学散论

传播学与符号学是本世纪初在西方发展起来的两门新兴学科。对于这两门学科之间的关系，有些西方学者认为传播学包含了符号学，符号学是传播学的一部分；也有一些西方学者认为符号学包含了传播学，传播学是符号学的一部分。本文通过论述“传播”与“符号”的定义以及传播学与符号学的研究内容，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传播学与符号学是具有交叉关系的两门学科     

上海大学传播学学科主要研究方向介绍

一、传播理论创新该方向直面我国社会转型期传媒所面临的问题,突出我国社会转型期传媒制度建构和传媒理论创新主题,开展纵深的学术专题研究,形成专题论著。五年来先后召开四次大型国际学术会议。上世纪90年代就提出传播理论的本国建构和传播学中国化研究,近年又提出社会转型与传媒理论及制度创新问题。目前主要研究的专题有:中国新闻传媒的软实力与竞争力、近现代欧洲传播思想、影响传播学发展的西方学者、百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社会转型与中国传媒制度创新和西方传播理论谱系研究等。     

中国传播学研究学术旨趣与学术群 ——兼论中国传播学研究30年

中国传播学研究已经历了30年。前10年是对西方传播学的了解与引进，中间10年是对西方传播学的引进和吸收，近10年是在引进西方传播理论的同时关注本土传播学的理论建构与中国传媒业的发展。中国传播学研究初步形成了四大学术群：马克思主义传播学研究学术群、传播理论创新与新闻改革学术群、传媒运营与管理市场化学术群和传播学研究批判学术群。但总的来讲我国传播学研究水平仍然很低，尚未建构起健康而科学的学术环境；缺乏正常的学术批评；功利主义和商业化严重，缺乏学术公信力；传播学本土研究才起步，仍处在用西方话语诠释中国的阶段。     

组织传播学的界定及其意义

组织传播是西方传播学家族中四大显学之一。受我国传播学理论引进与研究语境的影响,组织传播学科在我国几近空白。本文通过追溯组织传播研究的历史,对与组织传播关系密切的管理沟通、公共关系学、组织行为学等相关学科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界定,阐述了组织传播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重要意义。     

寻找听众:中国传播研究的需求与使用

谁是传播研究的听众?本文以这个知识社会学所讨论的问题为视角,回顾了中国传播学30年来寻求学科正当性的过程.为了让"传播学"在中国立足,作为传播学在中国最早的听众,中国的新闻研究者适应现实需求,试图向不同的对象证明传播学的有用性.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传播研究一直未能建立起第一代学者所追求的学术独立性和主体身份.如果中国传播研究要向前发展,这一重要问题值得中国的传播研究者深思.     

威尔伯·施拉姆—传播学的奠基之父

威尔伯·施拉姆是传播学的创建者,也是这门学科理论的完善者。他生前亲自筹建了两个传播学研究所,并协助他人建立了著名的东西方中心传播研究所。他写过许多本有关传播学基础理论的教材,培养出一大批专门研究传播学的年轻学者。他还完善了传播学研究的绝     

社会心理现象研究的历史及其价值——人类传播的视角

人类对于自身心理现象的探索至少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历史,但是从人类传播的角度所进行的心理现象研究却始于19世纪的西方人类学,以塔尔德、勒庞为代表的欧洲学者对群体心理学和政治心理学等社会心理现象的研究加快了这一学术进程.伴随着20世纪以来大众传播的兴起,人们开始将科学心理学理论与方法带入到大众传播研究中,并形成了传播学研究的社会心理学传统.20世纪80年代以来,心理学与传播学的融合趋势日益显著,在美国已经形成了一个称作媒介心理学的新型学科,这证明了心理学与传播学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我国跨文化传播学研究现状管窥——对近几年我国跨文化传播学硕士学位论文的分析

传播学传入我国已经有30多年的时间了,其中的跨文化传播学传入我国的时间较晚,国内学者对其发展情况研究较少.笔者选取中国期刊网的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中的跨文化传播学论文作为样本,从其研究范畴、研究方法和研究关照的地域三个方面对论文进行分析,可以看到硕士研究生的研究现状、研究热点和实践的领域,从而对我国现阶段跨文化传播学的发展现状有所了解.     

从施拉姆的论断看传播学新使命——兼论"传播学的本质:研究人的信息化"

1982年,美国著名学者施拉姆来华讲学时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学术断言:"传播的研究将成为所有社会科学见面的基础".本文从这一学术论断出发,较深入地阐述了传播学研究的本质,认为传播学应该以传播过程研究作为立足点,并把人作为其中最根本的着眼点,由此得出了传播学的本质是研究"人的信息化"过程这一基本结论.     

组织传播的审美特征

组织传播就是研究与组织相关的信息传播活动,具有极强的包容性、相关性、交叉性,涵盖了多学科并充分综合运用了多学科的理论原理。接受美学是20世纪60年代末产生的新理论学科,也称接受理论。其以受众与信息的关系为主体,研究受众对信息的理解、反应和接受,解读反馈,探究对信息产生不同理解的社会、历史和个人的原因。用美学的观点对组织传播的行为方式和特征进行研究,把握组织传播主体、受众审美活动的特点和规律,是现代传播学研究的一个重点。将组织传播与接受美学结合考察与研究,探讨两者的互动关系,有利于组织内部信息系统的构建和协调,是对传统美学鉴赏的有益探索。     

大学进取性战略研究

如果说战略管理被有效地应用于大学的管理 ,使大学发展目标更明确 ,组织功能更明晰 ,内部交流与沟通更畅通 ,那么大学进取性战略则是“十六大精神”的具体体现 ,倡导的是大学要创新、要开拓、要向更高标准看齐 ,实现阶段性跨越式发展的思想。在 2 1世纪头 2 0年里 ,我国大学应与时俱进 ,实施进取性战略 ,从办学目标、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创新性人才培养、科技创新诸方面积极开拓创新     

企业绩效管控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钢铁集团主要关联子公司的实证研究

以钢铁集团下属关联子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对37家单位的问卷调查,从母子公司两个层面探究绩效管控影响因素与子公司组织绩效的关系。研究表明：当母子公司产业关联度高,加强集权管控、完善协调沟通机制对组织绩效产生显著影响;组织结构的复杂性、集权性、形式化三个维度均对组织绩效有显著影响;人员开发与培训、晋升与发展对绩效具有正向推动作用;组织学习中的团队学习对组织绩效有显著影响,员工学习对组织绩效的影响并不显著。     

传统企业与虚拟企业组织沟通有效性的比较

采用国际通行的实证研究方法,对传统企业和虚拟企业组织沟通的有效性进行调查,应用数理统计的方法对两类企业组织沟通的有效性进行比较研究。发现传统企业和虚拟企业组织沟通有效性存在一定的差异,传统企业的组织沟通效果明显好于虚拟企业,传统企业组织沟通的可信度高,通畅性好,沟通明确,内容充实丰富;而虚拟企业的组织沟通效率却好于传统企业,虚拟企业的组织沟通的时效性好,沟通返工率低,沟通的信息有用比高。分析了影响两类企业组织沟通有效性差别的核心因素,为提高企业组织沟通的有效性提供理论和实践基础。     

对1986-2005年国内科技传播研究论文的实证分析

自1985年国内最早出现以“科技传播”为题的研究论文到现在,科技传播研究大约已有了20余年的历史,目前也已发展成为一个颇受关注的研究领域。文章对1986～2005年国内期刊发表的210篇科技传播研究论文,进行了一定的量化研究,分别就发表时间、作者及单位、发表期刊、研究内容等做了实证分析,从中可以看到我国科技传播研究发展的历程及有关情况。     

加快闽台农民产销合作组织发展的机制探索

分析了当前福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成效与问题,重点论述了闽台农民产销合作组织发展的经验,进而提出加快闽台农民产销合作组织发展必须重点建立和完善以下机制:(1)政府主导的宏观监管与协调机制;(2)民间社团组织主导的沟通协商机制;(3)企业主导的组织规范运行机制。     

图式理论与跨文化交际

图式是由一般或抽象知识组成的一种知识框架、计划或脚本。在跨文化交际中,针对同一交际场景,不同文化群体的人的心理图式具有文化特有性。图式理论和跨文化交际有一定的相关性;在跨文化交际中,调整和构建具体交际场景的心理图式和行动脚本是十分重要的;有效地进行心理图式调整和构建,对跨文化交际能力提高有重要意义。     

亚洲传播研究的蓬勃发展与未来：中国视角与日本视角（上）

中国学者与日本学者就“亚洲传播研究的蓬勃发展及未来”这一问题进行对话,其中的问题包括：亚洲传手轻研究蓬勃发展的情况如何？为什么亚洲传播研究者尚未终止欧洲中心传播范式的统治？亚洲传播研究的目的与意义何在？哪些亚洲本土文化概念可以为亚洲传播理论的发展做出贡献？如何评价亚洲传播研究？     

新型农民的组织培养的内涵和推动机制

新型农民的组织培养是充分利用组织资源,推进组织学习,提高农民技能,增强农民组织意识,实现新型农民个体和组织共同发展的培养方式。有效的机制和工具可以提高组织培养的效率。本文研究了建立持续不断学习机制、建立亲密合作关系、建立彼此联系网络、培养知识共享观念、培养创新发展精神、传授系统存取方法、确立能力建设目的等推动机制和实践社区在新型农民的组织培养中的应用。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内外协同创新——来自浙江省23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证据

来自浙江省23家农民合作社案例的实证研究表明,目前合作社内外协同创新能力不强,主要体现在组织内外协同创新战略意愿弱、目标协同度低;合作方重视程度不够,组织保障不力;组织内外沟通力度弱,知识协同平台作用小。合作方异质性、组织结构、沟通机制、信任度及外部监管环境影响了合作社的战略、组织和知识协同。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构建组织内外协同创新战略愿景,增强组织内外协同创新目标协同度;加大组织间协同创新力度,完善组织内人事、股权结构及利润分配机制;强化组织间沟通,固化组织内信息共享制度,加强政府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