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柳"的历史演变、文化意蕴和宗教情感

"折柳"是我国古代的一种文化习俗,它起源于汉代民间,常见于隋唐及尔后的送别诗中.文章对"折柳"和<折扬柳>古曲的演化过程进行检讨.隋唐以前,折柳用于诗中,并未与离别发生关联,隋唐之际,折柳才成为赋别的专用述语.<折杨柳>与离别发生关联经历了一个前分后合的过程,其关联契机是在南朝萧梁时期.就折柳的功能来看,可用于赠别和寄远;就其文化意蕴来看,寓有旅途顺利,随处平安之意;就其行为本身来看,则是受一种宗教情感的支配.     

试论朱淑真诗歌的"个人化"写作立场

与李清照并称隽才的朱淑真,在遭遇北宋灭亡、南宋偏安与自身婚姻不幸的社会苦难和人生苦难的过程中,敢于冲破理学的清规戒律,站在女性性别的立场上用诗歌来表现个人的"私情",真情吟咏,无所顾忌.她的作品从题材到内容,从风格到情感,都是女性情感生活、家庭生活以及有限的人生梦想的书写,具有极强的个人化色彩和"自我指涉"的私语性特征.     

从韩剧《人鱼小姐》的人性揭示看韩国人的价值取向

韩国电视剧<人鱼小姐>讲述了发生在现代人身边的故事,诉说了"人性"这个古老而又永恒的话题.论文通过分析作品对人性美与丑、善与恶的揭示,"显善昭恶"、"抑恶扬善",探索韩国民众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标准;并试图通过分析作品对善良人性的讴歌,对人性丑恶的鞭挞;对主人公与苦难抗争精神的叙写,对人间真情的渲染,以及对儒家"仁爱"思想的倡导等,展现带有浓厚儒家思想烙印的东方文化传统与现代思想意识相融合的当代韩国人的精神世界.     

从"西门"到"贾府"——从古代拆字术、"西方"观念说到《金瓶梅》对《红楼梦》的影响

古代拆字术不仅在社会生活中影响广大,而且进入小说艺术,成为塑造人物、构造情节的辅助手段.<金瓶梅>曾写西门庆被改称"贾庆",除了情节上的需要之外,应是作者以"贾"谐音"假",寄寓西门庆即"贾(假)庆",为人生虚假之福的象征.<红楼梦>"深得<金瓶>壶奥",其称名"贾"府,固然有与"甄"府相对,以谐成"假"、"真"对立之意,但其最初的动机,应是从<金瓶梅>改西门庆为"贾庆"的启发而来.在这个意义上,作者以<红楼梦>之家为"贾府",实有谐音指其为"假福"的用心,不可不察.     

元杂剧《窦娥冤》与明传奇《金锁记》的主题比较

明代传奇作家袁于令的<金锁记>是元杂剧<窦娥冤>的改写本.二者的主题存在明显的差异:在<窦娥冤>中,天性善良、守节守孝的窦娥遭遇了巨大人生不幸,作品对黑暗的社会制度给予了深刻的揭露和鞭挞;<金锁记>则通过窦娥历尽艰辛,恪守节孝,最终获得幸福团圆,作品表彰了至贞至孝的美德.主题思想的改变折射出元明两个时代社会文化的变迁.     

"脏话"的意义--王立纯小说《甜菜进行曲》的语言分析

文章分析了王立纯的中篇小说<甜菜进行曲>所塑造的人物所说的"脏话"语句,认为"脏话"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色彩,是小人物反抗社会不合理现象的一种方式,它是人物情感的真实表露."脏话"的话语方式与正统话语方式的对立和差异实际是不同生活方式的对立.文章通过分析小说中"脏话"所具有的性的含义,指出<甜菜进行曲>中的"脏话"带有较浓的男权主义色彩.     

民族苦难与文学的空白——在剑桥大学东方系的讲演

每一个民族的历史,都是一部苦难的史诗.关于苦难的文学书写.也因而所在多有.在俄罗斯,有<战争与和平>、<古拉格群岛>;在拉美有<百年孤独>;在美国有<根>;在欧洲有<悲惨世界>和<变形记>.可是,在中国,面对民族的苦难,我们却没有充满作家个人伤痛的深刻思考和更为疼痛的个人化写作,没有写出与这些苦难相匹配的作品来.这是我们中国作家的局限,也是中国作家和当代中国文学面对民族苦难历史的伤痛和内疚.     

苦难与改教 : 河南三地乡村民众 改信基督教的社会根源探析

社会转型期,在充满不确定性和社会风险的状况下,原子式个人必须独自承担社会风险与苦难.苦难,是河南乡村民众人生的危机和生命转折,成为他们反思自我、发现宗教之功能与意义的主要契机.由于佛道衰微及基督徒传教的主动性强,处于社会底层的乡村民众接触基督教进而改信基督教的可能性较大.但面对社会苦难,乡村基督教所能提供的只是赋予苦难以意义,并互相帮助以减轻个体所遭受的苦难.面对造成社会苦难的原因,基督教所能解决的是极其微小的部分.换言之,政府有更大的空间与社会资源来帮助乡村民众应对社会苦难.     

周敦颐的"君子人格"与"君子之政"及其当代价值

周敦颐在<爱莲说>、<通书>、<太极图说>等著作中对君子人格进行了阐述,区分了人生追求中的 "大"与"小",认为生命中之道德境界的追求高于和重于生活中之物质与地位欲望的满足,能有如此体认并能力行践履,便成就了"君子人格";以之从政,便是"君子之政".这些观念和实践值得今人高度关注.     

世界当代电影中"女性式精神"的哲学阐释

在世界当代电影中,以目的论和二元对立为特征的男性树状文化模式总是会不断地在其中展现,它们带来的总是"终结"、"断裂"或者"崩溃".而在文化历史步入21世纪的当代电影.对更真实而合乎自然的女性/阴性方式和如自然一样绵延不息的生命本质的追寻已是势不可挡.女性式的精神是内在延续的,是没有起点、终结,也没有中心的,它所具有的"非理性"的认识方式则践行了与以往男性中心主义文化思想不同的"女性式"的思维/体验路线.这条女性式的精神路线,穿越了树状的和以目的论和二元对立为特征的男性社会文化模式,而进入到女性式的块茎的、游牧的和"绵延波动"的模式.通过分析<她比烟花寂寞>、<钢琴课>、<禁入坟场>、<鬼水凶灵>、<对她说>、<罗曼史>等影片,我们可以看到如今男性树状文化模式的式微和"女性式精神"凸现的趋势.     

悖论与整合:《北京人》中的"反传统"与"传统"

《北京人》在曹禺的创作中具有着重要的标志性意义:它隐含了作家以后创作的基本走向,曹禺此后的创作都可以在《北京人》中找到前兆性的趋势。它既是作家创作危机的一种表现,同时又是对其审美转向的一种预言。作家一方面在作品中高扬着反传统的旗帜,另一方面又对体现着传统美德的愫方赞美有加;一方面向往着北京人那种"敢爱敢恨"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又被"为着自己受苦,留给别人一点快乐"的人生哲学深深地吸引。作家不知不觉间陷入了悖论之中。这一悖论是由作家灵魂深处的理智与情感的矛盾所决定的,它所导致的最终结果是,作家在以寓言的方式宣告了传统的士大夫家族不可避免的衰败命运的同时,也在优美地向过去的"反传统"事业告别。     

略论《老子》的“有”“无”观

《老子》哲学以“道”为核心,而“有”“无”则是“道”的核心问题。对《老子》“有”“无”的考察,大体可分为“道”为“无”和“道”统“有”“无”两种见解。作为一种合理的诠释方式,从断句、词性、义理等方面来考察“有”“无”,可以看出“道”是《老子》哲学的最高范畴、最核心的概念,也是万物的本原、本体,从本质上来说,“道”是“无”“有”的统一。“无”是指天地形成之初的无形状态,“有”为实有,是万物之母,万物同出于它,“有”与“无”同出而异名。     

试析基督教和儒家的罪恶观

在《旧约》(希伯来圣经 )和《尚书》中 ,我们可以看到古代以色列人和中国的上古先民在有关上帝的观念 ,以及上帝如何护佑善人和他们的国家 ,如何惩罚罪人和毁灭他们的国家方面 ,存在诸多相似看法。而在《新约》和《论语》中 ,随着保罗阐发“原罪”和“基督拯救”的观念 ,和孔子对“天命”和“君子”的义务的新解释 ,它们间的重要区别就显露出来了。这在很大程度上表征了基督教和儒家思想各自的特色。本文试以保罗和孔子的观点为代表 ,比较基督教和儒家有关罪与恶的看法     

旅游博客中的"景观"与"观景"

借助景观社会理论与凝视理论,从旅游的角度深入分析了旅游博客中的"景观"与"观景"现象,即博主使用优美夸张的语言和多样化表现形式进行博文写作和展示,读者观看博文并受其影响的过程.随机选取了20篇旅游博文和其中5篇博文的全部评论,通过内容分析法分析旅游博客中的信息共享现象及其特征,研究博主与读者信息交流的动力学过程,并给出了相应的传播模型.最后利用研究结果对旅游目的地管理者提出了相关建议.     

"中国制造"与"中国设计"

“中国制造”的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课题，同时也是中国知识产权的重要课题。中国“入世”以来越来越多的外企抢滩中国，中国的改革开放得益于制造业---“中国制造”的快速致富，同时也使外企在中国土地上大获利益。“中国制造”与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走向，将决定中国未来的发展，而“中国设计”既是中国知识产权的重要内容，又是“中国制造”发展不可或缺的积极因素。设计就是创新，一个没有设计的国家，将永远不会走在发展的前列。     

文学翻译中的忠实与对等

纵观中西,关于翻译的标准争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忠实”和“对等”。事实证明,“忠实”和“对等”在文学翻译中都有其可行之处,但由于两者的提法不同,处在不同的理论体系中,加之不同文化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它们在实际的操作中也不相同。这种不同主要表现在哪一概念在实践中更具有优势。通过实际的比较,尤其是在文学翻译系统中,从形式、内容和风格方面的比较,不难发现,“忠实”概念相对“对等”更具优势。当然,这并不是完全否定了“对等”,而是要学习“对等”的合理之处,用于发展“忠实”概念。     

出土资料中所见的“(?)”和“龙”

古■字本作蟠螭之形(盘蜷成圆形或C形),据此我们还可以在考古实物中,系联到许多商周乃至史前的■形纹饰图案和佩玉造型。■形玉一般是供主人生前佩带,直至伴随主人死后下葬。远古以来,华夏之龙那兽类的四肢,蟒蛇类蜿蜒曲折的长躯(一般作S形或弓形),鹰类的爪子等部位都与■的造型有明显不同。■的神性在于使人逢凶化吉,龙的神性主要在于兴云作雨。继1987年发现濮阳蚌塑龙之后,近年考古工作者还发现有史前的阜新查海龙形堆石图案、黄梅白湖焦墩的卵石摆塑龙等重要遗物,新发现的鲁山二龙岗地画土龙,乃是商汤时代招雨风习的沿承和发展,可谓历代修造土龙遗风的一则实例。     

出土资料中所见的"(贏)"和"龙"

古(贏)字本作蟠螭之形(盘蜷成圆形或C形),据此我们还可以在考古实物中,系联到许多商周乃至史前的(贏)形纹饰图案和佩玉造型.(贏)形玉一般是供主人生前佩带,直至伴随主人死后下葬.远古以来,华夏之龙那兽类的四肢,蟒蛇类蜿蜒曲折的长躯(一般作S形或弓形),鹰类的爪子等部位都与(贏)的造型有明显不同.(贏)的神性在于使人逢凶化吉,龙的神性主要在于兴云作雨.继1987年发现濮阳蚌塑龙之后,近年考古工作者还发现有史前的阜新查海龙形堆石图案、黄梅白湖焦墩的卵石摆塑龙等重要遗物,新发现的鲁山二龙岗地画土龙,乃是商汤时代招雨风习的沿承和发展,可谓历代修造土龙遗风的一则实例.     

日本教师教育课程中的〈体验〉与〈反思〉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教师教育制定了"在大学中的培养"和"教师资格证颁发的开放制"两大原则,旨在谋求教师的量的确保和质的水准提升.20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出现了"从学习中的逃跑"的教育问题,针对这一问题的教师实践性应对能力和在对两大原则反省的基础上,日本在大学中进行了以教育现场中的体验与反思为基调的教师教课课程改革,并对进行教师培养的大学提出了提高教师专业水平和质量保证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