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区域合作视角下的孟中印缅经贸关系发展

近年来,发展中国家间的水平型次区域合作不断兴起,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构建,使得这种合作模式更加受到关注。从国际经验来看,次区域合作中除了互联互通外,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发展区域内经贸联系,但从现实来看,孟中印缅四国间的经济联系较弱,而经济走廊所涉及的主要地区之间更是如此。本文通过对四国贸易数量、贸易结构进行定量、定性分析,综合评估了该区域的经贸合作水平,并比对与孟中印缅次区域地缘经济和国家发展程度相似性较高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的经贸关系发展,从次区域合作构建和发展动力的角度提出了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的一些思路。     

推进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贸易投资的战略意义与可行性分析

1999年,中印学者发起了"中印缅孟地区经济合作论坛",旨在探讨孟加拉国、中国西南地区、印度东北部和缅甸的次区域经济合作问题。迄今为止,该合作机制的建设进展并不大,主要原因是贸易投资主导的次区域合作动力不足。基于这样的判断,本文认为应该推进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贸易投资的发展。理由是:推进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贸易投资,不仅有利于次区域建设,也能在次区域合作框架下,对域内各国与地区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次区域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结构重塑,以及亚洲生产网络重构等发挥重要作用。同时,该次区域既有旺盛的贸易投资需求潜力,也有不断增强的贸易发展能力、投资供给能力,以及良好的贸易投资环境,因而也具备了推进贸易投资发展的可行性。     

南海机制的冲突管理效用及其限度

随着南海问题的持续升温,面临国际压力的中国政府亟需采取相关措施进行积极应对。本文认为,新自由制度主义路径虽为处理南海争端提供了有益思路,但限于当前的主客观条件,现有的南海机制仍属于非正式国际机制范畴,制度化水平较低,因而现有机制虽在冲突管理方面具有一定效用,但并不能有效约束国家的机会主义行为,更无力从根本上解决主权争端,还易受到地区权力结构的影响。因此,现阶段中国政府不仅要积极维护现有的南海机制,稳步推动南海机制向更高的制度化水平发展,同时还要采取其他手段作为其有效补充。     

流域组织视野下澜湄合作机制的法律基础建设

澜湄合作机制运行以来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是也面临着机制性质定位不清和法律基础建设不足的问题。本文对澜湄合作机制的性质、法律基础建设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进行探索性和前瞻性研究。澜湄合作机制具有国际性、组织性、常设性和治理性,可以纳入流域委员会和宽职能类别的流域组织。从流域组织的视野来看,澜湄合作机制的现行法律基础较为薄弱,主要表现在法律人格缺失、国际水法原则缺位、制度化水平偏低。根据主导国提供公共产品、参与国理性选择、法律与外交的融合等相关理论,以及出于增强流域治理的有效性、解决流域涉水集体行动问题、规范与外部行为体的互动关系等现实需要,近中期澜湄合作机制需要加强法律基础建设。具体路径包括：赋予独立的法律人格;纳入国际水法的基本原则;建立集中化的信息共享、拟议项目的通知和磋商、流域环境监测、成员国行为监督、混合式争端解决、外部行为体的分类参与等一系列流域治理机制。     

发挥博览会平台功能 融入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

中国—东盟博览会的成功举办是广西作为正式成员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重要因素。博览会对广西融入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具有制度、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推动力。发挥博览会的机制优势、信息优势和品牌优势,可以优化和加快广西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应该借助博览会平台,密切配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发展进程,规划广西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发展战略,建立合作机构机制,明确工作重点,寻找切合点,加强多区域合作,提高广西竞争力,更好地融入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     

大国博弈、次区域权力竞争与中南半岛次区域合作——以泰国、越南为案例

全球治理的区域转向、大国竞争的区域化及中国推进区域合作的需求等现实问题折射出深入研究区域的必要性。本文以泰国、越南竞争为主线,勾勒了中南半岛地区有别于域外大国竞争的次区域合作竞争景象,阐释了泰国、越南在次区域合作维度竞争的机制和表征。次区域强国的自身定位与国内发展利益差异是推动泰、越两国次区域合作竞争的核心变量,而大国博弈的加剧进一步强化了两国在机制层面的竞争关系。文章以三河流域机制与柬老越三角、湄公河委员会以及沙耶武里大坝为案例,验证了提出的竞争框架。泰国、越南的竞争反映了域内国家在次区域合作维度的角色差异,折射出次区域合作层次互动的复杂性。     

泛珠三角区域环境合作:现状、挑战及建议

区域环境合作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必然产物。本文以泛珠三角区域环境合作为例,探讨区域环境合作的若干新问题。泛珠三角区域各省区在经济水平、环境资源和环境管理等方面存在的梯级差异,为区域环境合作注入了持久动力。与中国其他区域相比,泛珠三角区域环境合作具有基础坚实、机制务实、领域广泛、进展顺利等特色。然而,合作的深化也将面临着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环境目标的差异、制度的冲突等方面的挑战。在未来的合作中,应借鉴国际环境合作和推广港环境合作的有益经验,循序渐进、拓宽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深度,进行制度的创新,建立公众参与机制。     

社会管制存在的问题及其管制能力提升的对策

社会管制是现代政府的重要管理工具,社会管制应该做到安全与自由的平衡。在环境领域,中国政府的社会管制绩效较差。总体而言,在社会管制领域,我国目前还存在着体制性障碍及机制性问题。提升社会管制能力,需要改变传统的管制模式,需要加强政府自身能力建设,更需要提升社会管制的法治化能力、制度化能力、工具使用能力和成本收益分析能力。     

美国国际发展合作新战略探析——兼论其对中国的影响

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对外援助的重要性和地位看似在下降,但国际发展合作改革的进程则在加快。这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的转变:一是国际发展合作的战略化和安全化转向,大国竞争成为国际发展合作的主导性战略;二是塑造美国国际发展合作新模式成为美国国际发展合作的主要方向;三是新的制度工具设计具有更强烈的时代性和战略现实主义特征。美国国际发展合作在战略、模式和机制工具三个方面的变化,具有明确的针对中国尤其是"一带一路"的目的。在实践层面,其具体的抓手包括:一是话语攻击中国国际发展合作模式;二是构建和利用多边合作平台限制中国;三是整合现有机制工具并推动制定美国国际经济战略;四是创新发展融资工具。虽然短期看,美国国际发展合作新战略对中国实质性的影响相对有限,但其潜在、持续和长远的影响需要引起重视。     

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域外大国介入及中国的战略应对

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自启动以来不断推动了本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国在参与合作中的力度也不断加大,成为推动次区域合作的重要力量。但是随着大湄公河次区域地缘战略重要性的日益彰显,域外大国也开始关注该次区域的合作进程,并且不断加大对次区域相关国家的支持力度,逐渐介入到合作的进程中。对外部大国介入到本次区域的合作,我们应该持谨慎的态度,具体分析大国介入的动机差异,以稳妥、正确的战略应对,从而把本区域的合作建设成我国周边外交的良好范例,为制定更加灵活的周边合作战略奠定实践基础。     

国际机制的重叠现象及其影响与启示——以湄公河地区的国际合作机制为例

二战后,在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的背景之下,国际机制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方式。虽然逆全球化或成为扰乱当今世界发展的一股暗流,但构建高效的国际机制仍然是国际社会共同应对挑战、化解危机、深化合作的重要途径。但是当前,国际机制众多,机制关系复杂,机制重叠现象突出,尤其是国际机制在行为主体、问题领域和功能治理层面的重叠,严重限制了国际机制作用的有效发挥。湄公河地区地缘位置独特,历来为大国地缘博弈之地,致使该地区双边与多边国际机制众多,机制重叠现象尤为突出。2016年,中方推出澜湄合作机制后,得到柬、越、泰、缅、老等五国的积极响应。但是,如何面对该地区日趋严重的机制重叠现象,成为摆在澜湄合作机制建设面前的首要任务。针对湄公河地区各类国际合作机制的重叠问题,本文认为在行为体上调整机制布局、在问题领域增进协商合作、在功能治理上创新合作途径是未来澜湄合作机制在众多国际机制中脱颖而出、提高竞争力的关键。     

论国际多边对非合作框架下的中国对非战略

21世纪以来,国际对非多边合作开始呈现出新的趋势,具体表现在:合作领域扩大,合作层次深化,制度化趋势加强,合作形式更加多样。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国际社会与非洲关系的结构与性质,同时也影响着中非关系的发展。如何在国际对非多边合作的框架下发展中非关系,以及如何在发展中非关系过程中处理与国际多边的关系已经成为中国外交面临的重要问题,中国应该调整观念,明确和完善未来的对非多边战略,并制定具体的应对之策。     

中等强国集团化的理论研究——发展趋势与中国应对

随着全球化进程加速推进,国际格局多极化态势日趋明显,一批实力显著、"志同道合"的中等强国超越国际多边机制,就共同的利益关切加强协调、拓展合作、推动联合,在合作领域、层次、形式上组成制度化的中等强国集团。它们在改善全球治理、激发经济活力、推动体系革新方面着力重组国际规则、重构力量格局,进一步拓宽了中等强国的外交范围,有力地提升了话语权和影响力。本文认为,对中国而言,中等强国集团化既是机遇,但也形成某种压力。中国应该加强与其的沟通和联系,在合作框架中寻找共同利益,实现利益最大化、挑战最小化。     

农民经济合作组织与制度化规则的建构

维系农民经济合作组织运行的规则有内生性规则和制度化规则。内生性规则能促使理性农民形成互助合作的自发秩序,但随着农民经济合作的组织化程度提高,它的低层次规约功能凸显不足,惟有制度化规则才能满足农民更多、更久、更牢固的权益冀望。制度化规则建设需要有政策与法律规范支持,需要政府帮助、指导和协调,还需要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设定具体内容,如民主化、适度干预等。     

论亚行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未来发展规划与中国的任务

亚洲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着新的挑战。大湄公河地区是亚洲经济增长较为薄弱的次区域之一。该地区的经济繁荣与社会稳定不仅能够为亚洲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基础,而且也有助于中国未来地缘经济和政治目标的实现。亚行将制定未来10年大湄公河次区域发展战略,中国应及时把握亚行战略方向,以亚行自身发展战略为基础,结合中国未来10年经济社会发展总体目标,推动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向有利于各成员国的方向发展。     

中国对缅甸的投资与援助:基于调查问卷结果的分析

缅甸政治经济的转型给我国对缅投资与援助工作造成了冲击和影响。云南大学缅甸研究中心于2013年7~8月组织了关于中国对缅投资与援助的问卷调查。问卷调查的内容集中在四个方面:缅甸民众对中国投资与援助的总体态度;对于中国在缅甸重大项目的调查;缅甸民众对于国际投资和援助的态度;今后中国将如何在缅开展投资和援助。从调查的结果来看,当前缅甸一些民众对中国在缅投资援助存在较大的负面看法,中国在缅投资的一些大型项目在一定程度上缺乏民意支持。但是,缅甸民众仍然普遍希望中国继续加大对缅投资和合作力度,同时希望中国企业能够改变投资领域和运作方式,更多投向惠及民生的项目。     

从理论、实践及中国的作用浅析亚洲区域货币合作

目前,覆盖整个东亚地区的货币制度化合作机制尚未出现,但次区域的或双边的合作正在推进。2000年5月,在泰国清迈召开的l0+3财长会议上,就亚洲地区加强贸易和金融合作达成建立双边货币互换机制,这标志着亚洲区域货币合作已经取得了初步进展。本文首先对最优货币区理论进行了总结回顾,而后又简析了欧、美、非等地区货币合作的经验启示,然后又着重对亚洲货币合作的可行性、必要性等进行了客观全面的分析,并简要阐述了中国在这一进程中所起的作用。     

论中非合作论坛的起源、发展与贡献

中非合作论坛的成立是中非友好合作关系长期发展的结果,非洲国家在论坛创立与机制化过程中充分发挥了能动性和主事权。经过七届论坛20年的发展,中非合作论坛不断发展壮大,已经成为中非政治、经济、文化和安全等领域全方位合作最为重要的平台,且形成了其独有的特征,突出表现为"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原则,契合非洲发展需求的合作理念,狠抓成果落实的合作态度。中非合作论坛成果丰硕,它丰富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与实践,推动了中非关系全面快速发展,提升了非洲国家的自主发展能力并引领了国际社会对非合作的步伐。中非合作论坛在未来发展中虽还面临一些问题,但如果能够在坚持已有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继续开拓创新,必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     

“一带一路”:跨境次区域合作理论研究的新进路

"次区域合作理论"被国外学者普遍视为当前国际合作研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发展,但国内学者对该理论的跟进、评判乃至运用还十分欠缺。2013年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以来,跨境次区域合作研究成为中国学者关注的重点,从政策研读与可行性视角分析的文章较多,而从理论层面解读的文章较少。与此前以国家为参与主体、宏观化、整体性的区域经济合作相较,以"一带一路"为代表的次区域合作有其自身的特点,以区位作为核心单位,更注重中观甚至微观领域,具有包容性,关注边界从屏蔽效应走向中介效应与跨境区位经济功能的建构。     

“印太北约化”背景下美日印澳四国合作态势及印度的参与限度

拜登执政后美国更加重视打造“印太”多边联盟,倚重盟友的力量对中国实施遏制。美国一方面以美日印澳四国合作机制为依托,构建“印太版北约”,另一方面利用其在北约联盟中的特殊地位,推动北约国家追随其“印太战略”,不断介入“印太”事务。美国以两大联盟为其实现地缘政治目标的工具,加速“印太北约化”。美日印澳四国合作机制在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层面不断增强对中国的压制态势,恶化了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作为四国合作机制中地缘位置极为重要的一方,印度对“印太战略”和四国合作的立场从“谨慎附和”转为“主动作为”。本文认为,基于外交传统、战略文化及国家实力等诸多因素,印度对四国合作的参与是有“限度”的。美日印澳四国合作不会发展成为北约一样的硬制衡联盟,印度在四国合作中对中国的制衡战略将以软制衡和有限硬制衡为主要手段。研判印度参与四国合作的限度,将有利于中国准确评估四国合作的影响,应对当前四国合作对中国形成的围堵和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