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社会性别预算的路径选择与保障机制——基于社会性别主流化视角的考察

社会性别预算是实现社会性别主流化的重要途径之一.通过社会性别预算,重新审视包括公共预算在内的经济社会政策,对于推动性别平等和公共预算改革具有重要意义.社会性别预算并非要求财政资源在男女两性之间平均分配,而是通过分析预算决策对男女两性的不同影响,对公共预算做出社会性别敏感回应,从而使公共预算满足不同群体的不同需求,是促进社会性别平等和提升预算管理水平的有效手段和途径.社会性别预算在中国的推进,大体有非政府组织主导型、政府财政部门主导型和人大主导型三种路径,在实践中需要循着因地制宜选择试点模式、开展交流培训、健全分性别统计制度等发展路径加以展开.同时,还应从规范法律政策体系,增进预算透明度,加强预算能力建设,搭建合作平台等方面完善相关保障机制.     

瑞典性别平等政策的改革

1980—2000年间,瑞典政府为适应这一时期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为克服中性-平等政策的不足,对性别平等政策进行了改革。通过改革,性别平等政策目标由关注家庭中的性别中立转向关注两性的权利与责任;性别平等政策的范围由关注家庭内部与劳动力市场拓展到社会的各个领域;性别平等政策的内容由关注女性的地位转向关注男性的责任;性别平等政策的本质表现为从关注女性的角色与地位转向关注女性的权利与利益。性别平等主流化开启了社会政策制定的新视角,使各政策领域纳入了性别平等的向度,并进一步拓展了性别平等政策的范围,使性别平等延展到社会的各项政策中去。瑞典政党虽更迭频繁,但性别平等政策保持了制度的连续性,并使性别平等机制进一步制度化。瑞典这一时期性别平等政策的改革为世界各国性别平等政策制定与发展提供了经典案例。     

我国妇女发展状况评估——基于家庭领域性别平等指标体系

本文根据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妇女发展纲要的要求，从国情出发，参照反映家庭领域中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国际常用指标，尝试构建了家庭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指标体系。运用该指标体系，对我国家庭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作出评估与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目前我国家庭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水平均处于中等发展程度，与健康、教育和经济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水平相比，家庭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还相对滞后，女性在家庭中的传统角色以及男女两性家庭责任分担模式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公共政策对性别平等的影响

本研究运用公共政策研究的相关概念和范畴,探讨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公共政策对性别平等的影响,分析公共政策系统中影响性别平等的因素,并就未来推进性别平等纳入公共政策的研究与实践提出思考.     

中西预算审查监督比较研究

预算制度的历史变迁,经历了从专制的王权预算到民主政府预算的转变过程。预算审查监督作为立法机构对政府预算的控制制度,也经历了同样的发展过程。它既是政府预算制度发展的最终结果,也是政府预算制度产生的最初目的。本文通过中西预算审查监督历史比较分析,研究在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预算制度改革中,各级人大对本级政府预算审查监督的启示与借鉴意义。一、西方主要国家议会财政权的发展途径英国议会财政权的最终确立经历了400多年时间。此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议会财政权相继确立,如美国通过独立战争、法国通过资产阶级革命确立了议会财政权…     

企业性别多元化: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契合点--以IBM为例的分析

性别多元化主要指:无论男女,所有的员工均应受到鼓励向一切可能的职业目标发展,享有平等的职业发展机会,而不受传统的社会性别角色的限制.由此,社会性别因素在员工的职业进入和职业发展过程中的负面影响逐渐降低,女性获得了更多平等的就业和职业发展机会.     

论互联网与性别平等

互联网蕴含着性别平等的基本精神,它的广泛使用一方面推进了性别平等的良性发展,另一方面也带来了阻碍性别平等的潜在威胁。     

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女性服务——对广东省女性服务项目的分析

近年来兴起的女性服务,是否促进了女性发展和性别平等?本文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出发,回顾了女性服务在价值取向、需求分析、介入手法等三个方面的要求,并以妇女为本、女性的三重角色、战略性社会性别需求、外化问题、互助小组、集体方式、男性参与和女性参与等八项标准来考察77个女性服务项目,以理论的透镜对我国女性服务的经验和不足进行总结和反思,探索社会性别视角下女性服务的广东经验.研究发现,女性服务的项目设计普遍缺乏社会性别理念,项目给女性带来的效果也是值得商榷的.本文认为,女性服务的使命就在于实现性别平等从而真正改善女性福祉,而女性服务设计的核心在于社会性别理念,这正是对社会工作者性别敏感度的考验.要让服务真正有利于女性,必须培养社会工作者的性别意识,并建立有社会性别意识的资助和评估机制.     

城市在职青年的教育回报——基于性别与独生子女身份的分析

有关收入性别不平等研究的现有文献过分关注市场转型,忽视了其他重要影响因素。本研究指出,是否为独生子女也是影响收入性别不平等的一个重要变量。基于2004年青年发展状况全国调查数据的分析,本研究发现,性别不平等在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中有完全不同的表现。在非独生子女中,收入性别不平等表现突出,女性处于劣势地位;但在独生子女中,收入性别不平等并不存在。这一现象与独生子女的出生家庭和教育获得紧密相关。     

中国城乡居民教育获得的性别差异研究

一直以来,中国城乡居民教育获得的性别差异逐渐缩小,最近甚至开始出现女性超过男性的趋势。利用“200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8）数据,本研究探讨中国城乡居民教育获得性别不平等的变化趋势,并着重检验影响教育获得的各主要因素是否存在性别差异。研究发现：第一,性别不平等存在城乡差异,农村户口居民的性别不平等程度高于非农户口居民;第二,父亲的职业地位指数（ISEI）或父母的受教育水平越低,教育获得的性别不平等越严重;第三,兄弟姐妹人数越多的群体,教育获得的性别不平等越严重;最后,不同教育层次入学机会的性别不平等程度也不相同,教育层次越低,升学机会的性别不平等越严重。笔者认为上述教育获得的性别不平等模式来源于不同的社会群体对父权制观念或传统性别角色观念的认同感的差异。     

从性别平等看回归自然和谐

人类社会的发展从两性平等到不平等,再从不平等到平等和谐的发展过程,既是社会发展的历史选择,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归宿.但在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两性平等与和谐不会自然到来,需要我们不断努力去争取.从争取性别平等开始,回归到自然和谐发展.     

独立与权利：中美女性主义运动与性别平等观念比较研究

本文利用“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比较了20世纪末中美两国性别平等观念的差异后发现,两国性别平等观念的差异并不表现为平等化程度的高低,而是观念模式的不同,中国社会的分工平等意识强于美国,但权利平等意识弱于美国。本文认为,20世纪中后期的女性主义运动以性别平等为目标,对人们的性别平等观念有重要影响。中美性别平等观念模式的差异与两国女性主义运动所提出的共识框架不同有关。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比较了二者在动员机制上的差异及其对性别平等观念形成的影响。结果发现,那些在美国能够影响性别平等观念形成的微观机制在中国却难以发挥作用,这是因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能够借助于国家社会主义体制,将性别平等观念渗透到整个社会,而美国女权运动的动员却没有这样的优势,人们因此有较多的选择空间。     

论民法上的性别观——一种历史进路的阐析

因应身份社会要求,古代民法并没有赋予女子以独立的民事主体地位,这种不独立不仅表现在财产上,同时也表现在人身上;近代民法虽然在表面上赋予女子以独立的财产法上主体地位,但人身关系上的不平等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消减了近代民法作为平等法典型代表的光环。在古代民法到近代民法的转型过程之中,由于民法是或主要是交易法的特性的影响,民法对"人"的态度往往只能局限于忽略性别差别的"抽象人"的理解,"人人法律地位平等"并不意味着民法深刻贯彻了男女平等的意旨。在现代社会,随着男女平等人权运动的发展,男女平等的真正实现,需要民法在财产法与人身法领域作出制度性调适与安排,以实现男女的真正平等。     

驳"因性施教"——兼论性别敏感教育

"因性施教"以脆弱的性别本质主义为理论基础,在论证中显露出中心漂移、自相矛盾、颠倒因果等混乱逻辑,并导致强化性别刻板印象、再生产性别不平等的后果,不具备内容上的合理性."因性施教"在对象上的群体性、内涵上的封闭性、功能上的权力性,与因材施教的个体性、开放性和能力性根本对立,不能借因材施教而获得形式上的合法性.性别敏感教育正视既存性别事实,促进性别文化对话,又鼓励性别气质交融,努力超越性别设定,代表着教育性别平等的发展方向,是教育解决性别问题的根本出路.     

政府收支分类改革与重构政府预算监督体系

为完整、准确地反映政府收支活动,进一步规范预算管理、强化预算监督。财政部决定自2007年1月1日起全面实施政府收支分类改革,这一举措,必然对我国现行预算管理模式,尤其是预算监督机制产生深远影响。原有政府收支分类由于收入范围过于狭窄,支出项目分类较粗,分类体系欠规范弱化了部门预算监督职能。新的政府收支分类体系为保证预算的详细和规范创造了必要的条件。细化和完整的部门预算对部门预算各监督主体:人大监督、财政监督、社会舆论监督提出新的要求。以此次政府收支分类改革为契机,重构部门预算监督体系十分必要。     

社会性别视角下内地与香港地区社会福利政策之比较

性别问题曾经是内地与香港政府社会福利政策制定过程中易被忽视的政策＂盲区＂之一。内地与香港尽管在社会福利政策的价值取向、女性所获得的福利水平及影响因素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但两地政府在社会福利政策制订过程中所存在的性别＂盲点＂却成为内地与香港社会福利政策不能满足性别利益需求的共同制度缺陷。这种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性别盲区＂,无疑对女性的生存与发展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因此,如何从两性平等的角度出发,反对性别歧视,倡导针对女性群体的社会网络支持和社会资本建设,加强对女性权益的保护,应成为今后两地政府社会福利政策制定中的一个重要的价值取向。     

社会工作场域中的性别隔离

社会工作场域中存在明显的性别隔离,主要体现在职业和岗位两个层次上。照顾服务的女性化和社会工作作为照顾服务提供者的形象是导致职业性别隔离的重要原因,而男性权力在社会工作场域中的再生产则是导致岗位性别隔离的重要原因。社会工作场域中的性别隔离之所以值得关注,不仅因为它是一种隐蔽的性别不平等,而且因为这种不平等会妨碍社会工作推动性别平等的使命。为了消除性别隔离,笔者建议提升社会工作场域的性别意识;推动职业期望的去性别化,促进每个从业者的自我实现;重塑社会工作形象,吸引更多男性加入。     

网络空间性别不平等的再生产:互联网工资溢价效应的性别差异——以第三期妇女地位调查为例

本文通过倾向值匹配的方法发现：在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互联网使用者的平均工资收入是非使用者的1.38倍;同时,互联网溢价效应存在着显著的性别差异,女性的互联网工资溢价为男性互联网工资溢价的90.6%。此外,本文发现,互联网工资溢价效应与人们的网络行为密切相关。男性相比女性,具有更强烈的使用互联网资源进行再学习和人力资本再积累的偏好;在女性互联网使用者之间,性别观念更平等的女性具有更强烈的使用互联网资源进行再学习和人力资本再积累的偏好。在传统的网络空间性别不平等的研究框架下,本文着重于探析性别文化观念如何影响人们对互联网的使用偏好和使用方式,从而成为导致网络空间性别不平等的再生产的重要原因和机制。     

我国法定离婚理由的社会性别分析

法定离婚理由是当事人请求国家审判机关作出离婚判决的法律依据,是离婚法律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从历史角度进行考察,我国法定离婚理由的发展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从社会性别视角进行审视,法定离婚理由的演进表现为从男性专权到男女平权的轨迹;从立法内容上看,我国现行《婚姻法》中已经明确规定法定离婚理由平等适用于男女两性;从法律适用上分析,我国法定离婚理由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一定的性别差异。因此,我国法定离婚理由应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相应地增加列举内容,以增强司法实践中的可操作性,同时还应注意对司法人员社会性别意识进行培养,从而推进性别平等的法律进程,并最终实现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立法目的。     

规约政府:现代预算制度的本质及其成长的政治基础——以中西方现代预算制度成长比较为视角

规约政府是现代预算制度的本质.中西方现代预算制度成长的历史表明:支撑现代预算制度的政治基础是由宪政体制、产权制度和私有财产保护意识构成的组合式结构,这一结构的成熟与否决定着以此为基础的预算制度能否真正发挥规约政府的功能、能否成长为现代预算制度.基于这一理论可以看到,当前中国的现代预算制度建设正是因为其政治基础尚不坚实而受到诸多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