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赫鲁与中国国民革命

尼赫鲁对中国国民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倡导给中国革命以道义上的同情和实际上的支持,寻求中印两国合作共同反帝,利用一切机会推动印度同情中国革命的运动。正是在他的努力和影响下,中印两国争取自由民主的斗争相互同情、支持与合作中达到了高潮:中印相互支持与合作发展到了政党之间的合作。     

尼赫鲁政府的对华边界政策：分析框架

理解1949～1962年印度尼赫鲁政府的对华边界政策需要一个整合性的分析框架。它涵盖三条线索：当时在中印关系中日益凸显的西藏问题、印度国内政治和反对派,以及主要决策者尼赫鲁的认知与心理。上述因素交织在一起,直接催生了尼赫鲁政府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变化的立场、目标以及追求目标的途径和行为方式。中印争议边界至今仍然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显示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复杂性与艰巨性。对此既应该从各层面、更需要整体地认识和理解其历史和现实。     

尼赫鲁政府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单边主义及其对1954年《中印协定》的解读

印度尼赫鲁政府认为,1954年与中国达成的《中印协定》已全盘解决了中国与印度间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而该协定及其谈判均未涉及边界问题,因此中印间不存在边界问题。尼赫鲁政府对协定的这一解读是其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推行单边主义、施展外交谋略蓄意制造的,其目的在于将印度关于边界问题的单方面主张强加于中国,将其对"麦克马洪线"以南争议地区的侵占合法化。     

战后日本核政策的建构主义分析

自二战结束以来,日本的核政策发生了一个比较明显的演变过程:从坚持“无核三原则”到在核问题上政策立场与实际运作相当矛盾。对于这种态度变化的原因,传统的分析存在着缺陷。本文通过建构主义的视角分析,发现这一变化是伴随着日本对自身身份认同从“核武器唯一受害者”到“普通国家”的变化而演变的。身份认同的转变是日本核政策调整的原因。身份认同是通过国内、国际因素共同构建的。     

日本核政策的回顾与前瞻

日本的核问题是一个很值得认真研究和探讨的重大问题。这不仅仅是因为日本的侵略历史 ,更是因为这个问题事关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为世界上唯—一个遭到核武器伤害的国家 ,日本人民对核武器抱有深深的厌恶之情是可以理解的 ,这也是日本政府制订核政策的基石。然而 ,日本政府在战后几十年间 ,在核问题上的所说与所作却让世人 ,尤其是深受日本军国主义危害的以中国、南北朝鲜为代表的亚洲国家人民的疑虑。本文旨在通过对日本政府在核问题上的政策回顾 ,分析未来一段时间日本在核问题上的政策走向。基本的看法是 ;日本政府在核问题上的…     

尼赫鲁外交思想形成探析

印度独立后的外交政策深受其开国总理尼赫鲁本人的印度观、世界观、价值观和道德观的影响。尼赫鲁的思想观念就像印度本身那样充满了矛盾,可以说是多种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的混合体,民族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都在他的思想和实践中有所表现。尼赫鲁外交思想的形成既与他本人的经历和他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关,同时也受到了印度独特的历史、社会和思想文化传统的深刻影响。     

印度对1964年中国原子弹爆炸的反应

1964～1968年间,在中国核试验成功后,印度国内围绕核政策选择问题展开讨论。1964～1966年,讨论的焦点是印度是否要发展核武器,结论是印度保有发展和平目的核爆炸装置的权利。1964～1967年,印度政府又试探大国向本国提供核保护伞的可能性,但也没有如愿。1967～1968年,印度核政策选择争论的核心转变为是否签署《核不扩散条约》。几经谈判,印度对此条约予以拒绝。     

从克林顿政府到布什政府美国核政策的调整

从冷战结束至今,美国防务战略经历了一个重要的转变过程.作为防务战略核心的核政策也经历了重要的调整,从克林顿政府到布什政府时期,美国的核政策都作了调整,这一调整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大国间战略稳定以及国际不扩散机制都造成重大的影响.     

尼赫鲁的发展战略和拉.甘地的新经济政策

1947年8月15日印度宣告政治独立,从此面临着发展民族经济的繁重任务。独立后的首任总理尼赫鲁说:“我们常谈独立,而没有经济的独立,就不能长久保持政治上的独立。……因此我们必须提高生产,增加我们的财富并通过经济计划使千百万人,特别是普通群众分享其乐。”②怎样增加财富并使千百万人“分享其乐”呢?以莫汉达斯·甘地为首的一派认为在一个贫困落后而又劳力过剩的国家不能实行机械化,而应建立一个“理想”的村社社会,把人们的生     

中印学者畅谈中印合作与发展前景

印度著名经济学家、尼赫鲁大学前校长、辛格总理经济顾问契特(G.K.Chadha)教授,应深圳大学校长章必功之邀,于2005年10月13日至19日以学者身份访问深圳大学。14日晚,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主任郁龙余教授(以下简称郁)和契特教授(以下简称契)就中印文化问题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谈话。     

1962年边界战争及其对中印关系的影响

196 2年中印边界战争已过去 4 0个年头。尽管今天中印关系已大有改善并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但是那场暂短的战争所产生的误解依然存在 ,其阴影仍在无形中影响着中印关系的深入发展。中印两国有着几千年的友好交往的历史和相互学习的优良传统 ,两国在近代都遭受过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侵略、压迫和剥削 ,在它们于 2 0世纪 4 0年代末期分别获得独立和解放后 ,本应平等相待 ,相互学习 ,互相支持和密切友好合作 ,以更好地发展和建设各自的国家 ,使饱受苦难的中印两国人民得以早日享受幸福美好的生活。但是 ,令人们遗憾的是 ,由于某些领导人的错误…     

论印度核政策与核战略

印度核政策与核战略主要特点包括:拒绝加入国际核不扩散体制,但宣称支持真正核不扩散的目标;推动与巴基斯坦在军事与核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进程;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和保持可信的最低限度核威慑;发展"三位一体"的核威慑力量。印度发展核武器成为南亚核军备竞赛的重要原因之一。印巴相互核威慑有助于防止双方发生大规模常规战争,但也存在偶发性核战争的危险。美印核合作协议将对国际核不扩散体制造成严重冲击。印度核战略对中国国家安全形成某种潜在挑战。     

甘地浦尔还是尼赫鲁浦尔？——从小说《根特浦尔》看拉贾·拉奥的政治取向

拉贾·拉奥的第一部长篇英语小说<根特浦尔>面世以后,一直被评论家认为是对甘地的颂歌.2003年,有评论家提出异议,认为<根特浦尔>是对甘地主义的歪曲.本文通过历史和小说文本的互证,说明拉奥充分了解和认识甘地主义的优点和不足.在1934年之前,他就深刻认识到印度社会的发展前景掌握在以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为代表的政治家手中.这是他对印度发展的一个预见.     

论日本拥核图谋与无核政策的历史因素

作为迄今唯一遭受核打击的二战战败国,日本处在美国核保护伞和日美安全同盟之下,虽有一直存在的拥核政治图谋和核技术研究进程,却没有核武器被制造出来的事实,处在核技术威慑的长期状态中。美国严控日本制造核武器的国际高压态势以及日本国内民众反核运动的不断发展,共同保证了日本的核技术威慑原则的长期性和安全性,也是日本和平核能利用的理性之路。日本从核技术威慑层面走向无核状态,是一段任重道远的政治进程。日本不必、不能也不会拥有核武器,对无核世界建设和人类可持续发展将会具有更加积极的政治影响。     

美国核政策调整与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前景

国际核不扩散机制是美国防止核扩散,限制对手核力量以实现自身利益的重要手段,是美国维系其主导的世界核秩序的重要干预变量;而核不扩散机制的内在运行逻辑,也使得美国核政策成为决定该机制发展方向的最主要变量。因此,奥巴马政府核政策的调整,势必对核不扩散机制的维持和发展产生深刻影响。中国是现行核不扩散机制的重要参与方,美国核政策的调整必将通过国际核不扩散机制这一干预变量给中国造成直接或间接影响。     

试析印度莫迪政府与非洲关系的新态势

出于提升大国地位、实现经济增长以及维护国家安全与联系海外印度人等因素的考虑,莫迪政府更趋重视非洲在其国家战略中的地位。印度人民党政府将在继承国大党政府时期印度与非洲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对非外交的互动规模,拓展印非经贸合作的领域与空间,加快与环印度洋非洲国家防务与安全合作,重视通过向非洲推介其民主政治成功经验以及加大对非文化、科技援助等方式,提升印度在非洲的影响力。印非关系有望获得进一步深入,这不仅在于印度人民党政府在深化对非关系上具有良好的国内外环境,还在于印度加强与非洲合作的农业、卫生等重要领域适应非洲国家的需要。     

论以人为本的双重意义

总体来讲,目前关于以人为本的研究具有四个特点:一是多停留在对“以人为本”的本义的解读上,没有进一步从哲学角度深入挖掘作为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以人为本的哲学基础、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哲学理念和方法论意义;二是多从科学发展观角度与政策层面看待以人为本,从哲学角度理解以人为本显得不足;三是未能辩证理解与处理以人为本所涉及的一些根本关系,要么夸大以人为本,要么排斥以人为本;四是多看到以人为本的单方面的意义,对以人为本的双重意义研究不够。就是说多注重以人为本对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和谐、贫困群体、确立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和…     

印度穆斯林的发展困境及政府的应对措施

印度的穆斯林是印度人口众多的少数群体。印度独立以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印度实行经济改革以来,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迅速提高。然而,印度穆斯林却未能充分享受到发展所带来的成果,在政治参与程度、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教育水平等方面面临着发展的困境。这一困境是历史和经济原因、印度政府的忽视、穆斯林自身原因和教派冲突的影响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印度政府为此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     

印度从辛格政府到莫迪政府的军购行为变化及其原因探析

军购是关乎主权国家军力发展和国家安全的重要议题,直接影响国防安全和国家间关系的亲疏远近。作为南亚强国,印度始终将海外军购作为提升自身军事实力及实现政治大国梦想的重要路径。从2004年辛格主政到2019年莫迪第一任期结束的十五年间,印度在经济实力上升、安全威胁增加、领导人实现政治大国意愿更为强烈的背景下,海外军购却呈明显下降趋势。本文分析十五年来印度国防战略、国内政治和国际环境三个维度的变化发现,印度军工产业的发展理念、军购数量及内容和来源国、执政党理念和领导人执政风格等是造成莫迪政府减少海外军购的主要原因。这些因素综合构建了印度国防自主化发展的态势、官僚机构的腐败和军工复合体集团的利益纠结。此间,国际形势经历了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以及从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到特朗普“印太战略”的变化。伴随中美战略竞争加剧,莫迪政府拓展印度政治影响力的初衷与美国政府试图借助印度制衡中国崛起的图谋相呼应,印度将军购作为其重要外交工具选择的趋势日益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