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论诗歌创作

作为一个诗人,苏轼一生写下了大量的诗歌,在思想境界和艺术手法方面大量创 新,别具风格,独树一帜,形成了个性特征非常鲜明的“苏诗”。大量的诗歌实践,使得苏轼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深得“个中三昧”,从而提出了一系列具有个人特 色的见解。 同他在散文创作方面的见解一样,苏轼认为诗歌创作应该是客观现实的反映,诗人 应有所感而发,有所为而作。他在《南行前集叙》中说:“山川之秀美,风俗之朴陋, 贤人君子之遗迹,与凡耳目之所接者,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之咏叹。”苏轼认为,把个 人在思想感情方面对于客观现实的复杂感受加以反映,这就是诗…     

戴望舒诗歌创作论

<正> 戴望舒是极富魅力的,不论是诗,还是人。他的诗中不乏精美细致、脍炙人口的佳作,而且,他总能够在人们尚未对他旧的风格产生厌倦的时候便推陈出新。同时,他的诗“是中国古典诗词在现代语言中的延伸,又是中国与西欧文化间的一座桥梁”(《生活的梦》苏洲娜·贝尔纳),是象征主义及其后裔现代主义的部分流派诗歌理论在中国     

论查慎行的诗歌创作

本文论送了尚未为人重视的清初著名诗人查慎行的创作。作者结合查慎行的生平行略将其创作分为四个阶段,认为其中批判现实的诗篇最有价值,而那些细腻曲折地描绘人情世态的诗篇则最具特色。从艺术表现说,查慎行工于比喻,善于形容,擅长白描。其诗“意婉而能巧”。从继承关系说,查慎行受苏轼、陆游影响较深,但他不赞成“尊唐”“宗宋”偏执一端,而主张继承一切优秀传统,因而能“得宋人之长而不染其弊”,自成一家。     

论魏金枝早期的诗歌创作

在现代文学史上,魏金枝是以小说家著名的,然而他的步入文坛,却是从新诗创作开始的。但是,对于魏金枝早期的诗歌创作,似乎从未有人评论过。为此,我们愿意开一个蹩脚的头,以期引来更多的研究。魏金枝于1900年出生在浙江嵊县白泥坎一个普通农民的家庭。六岁入私塾,十七岁高小毕业,因家庭经济关系,休学一年后,于1917年考入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浙一师是一所有进步传统的学校。它的     

论李白诗歌创作的认知思维

从认知和思维的角度来看,李白的诗歌创作属于综合型的认知思维,体现出诗人对事物之间的隐喻、转喻、通感、移情的有机融合,以及对这个世界的非凡的认知能力。     

论杜甫早年对诗歌创作的探索

杜甫诗系集大成性质,而杜甫本人也被后人推尊为“诗圣”,对后世影响巨大,杜甫之所以取得如此辉煌成就,与他早年时期对诗歌创作的艰苦探索是分不开的,这为他以后集大成性质的创作铺垫了道路。     

论宋代南渡士风与诗歌创作

按士风状况分,南渡可分为南渡初年与秦桧专权两个时期,南渡初期的士林既受北宋末年败坏习气的影响,又开始孕育健康的士风;秦桧专权后士风更为浇薄、孱弱.反映到创作上,南渡时期的诗歌总体品质不高,即便南渡初年亦未体现出应有的与时代相适应的整体面貌,而仅仅有很少的作者创作了数量不多的与现实紧密相关的诗作.然比较而言,历时性方面,前期诗歌的品质高于后期;共时性方面,在朝诗人的创作顾忌多于外任或在野诗人.     

革命浪漫主义的抒情——论贺敬之的诗歌创作

在贺敬之近七十年的创作道路上,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大体表现出结合状态,就整体而言,更多地倾向于革命浪漫主义。他立足民族的土壤,置身于世界范围内的“底层潮流”,在主观和客观相统一、思想和感情相融合前提下的主体性张扬;以“大我”主导审美倾向,努力创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人的抒情形象;熔过去、现在、未来于一炉,并且倾向于未来的思情取向,等等,都表明他属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中杰出的革命浪漫主义歌者。     

生活诗意的咏叹者——论张秀亚的诗歌创作

张秀亚是台湾著名作家。她偏爱大自然,一方面借助大自然的客观景物抒发幽微的情感,另一方面又承继了中国古典文化中天人合一的传统,以有情之眼观物,从中体悟哲思;她以诗的哀愁征服生命的哀愁,从苦难中汲取生命的力量,在生活的缺口处奏出了最美的音乐;她的诗简洁明净,对音乐性以及审美韵味等层面的艺术探索使其诗歌达到了空灵飘逸的境界。     

曹操霸府与曹丕代汉

建安元年曹操奉迎汉献帝都许,控制东汉的军国大权,确立霸府统治。曹丕在曹操病逝不久后能够顺利并迅速地实现汉魏王朝更替,曹操霸府早已为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曹操霸府充当了汉魏易代的工具,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曹操霸府为曹魏王朝的建立作了人才上的准备;其二,曹操霸府为曹魏王朝的建立作了制度上的准备;其三,曹操霸府为曹魏王朝的建立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其四,曹操霸府统治时期树立了权威,为汉魏王朝更替作了舆论上的准备。     

试论徐志摩的诗歌创作

茅盾从分析徐志摩的主要诗作和散文作品中认为“他是布尔乔亚的代表诗人” (《徐志摩论》),钱杏　说徐“是彻头彻尾的一个进步的资产阶级作家”(《徐志摩先生的自画象》)。我觉得这些论断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现在的问题是,作为进步的资产阶级作家,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其作品究竟有着怎样的特征,或者说他的作品是怎样地反映着生活的? 徐志摩,由于他的出身、经历和文化教养的关系,他的社会理想追求倾向于西欧资本主义制度,特别醉心于英国式的自由和民主。这样的追求在当时应该说是不足为奇的。那个时候,一切尚有追求的知识分子,马克思主…     

王仁裕和他的诗歌创作

五代之际,诸侯争雄,而陇右之地除庆、宁、阶、秦等数州外,大多为吐蕃贵族长期占领,经济文化不能不受到极为严重的制约和摧残。阶、秦两州也几经变迁,唐末梁初属于李茂贞,后梁中期为王建所夺;后唐灭前蜀,二州复归于中朝。经久不息的动荡与变乱,使得原本富庶的陇原大地呈现出一派衰弊景象。却几乎没有什么象样的诗人留名史册在近乎废墟的土地上,只有王仁裕一人,迈着艰难的步履,从秦州走向蜀中,又从蜀中走向中朝,为荒漠般贫瘠的陇右文坛保留了一丝动人的春色。王仁裕生平事迹见《旧五代史》卷１２８、《新五代史》卷５７及《十国…     

权德舆和他的诗歌创作

权德舆和他的诗歌创作霍旭东在我国中唐贞元、元和之际，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文学上，权德舆都是一位颇有影响的人物。权德舆，字载之，天水略阳（今甘肃省秦安县东北）人，生于唐肃宗上元二年（７６１），卒于唐宪宗元和十三年（８１８），终年５８岁。他一生经历了唐代中...     

袁宏道的诗歌创作历程

本文对袁宏道的诗歌创作历程进行了分析和梳理,认为袁宏道的诗歌创作呈现为三个阶段：其早年至任吴县县令之前,受当时前后七子复古风习的影响很深,创作上摹拟的痕迹比较重,是为摹拟期;而其在吴中的两年间,则一改旧习,创作以打破格套为特色,是为新变期;离开吴中后,其文学思想开始转变,创作上也逐渐向传统审美规范回归,是为回归期。新变...     

审美追求的瞀乱与失措——二论郭沫若的诗歌创作

<正> 郭沫若在谈到自己早期的诗歌创作的时候说:“我的短短的做诗的经过,本有三四段的变化。第一段是泰戈尔式,第一段时期在‘五四’以前,做的诗是崇尚清淡、简短,所留下的成绩极少。第二段是惠特曼式,这一段时期正在‘五四’的高潮中,做的诗是崇尚豪放、粗暴,却是我最可纪念的一段时期。第三段便是歌德式了,不知怎的把第二期的热情失掉了,而成为韵文的游戏     

论清商乐始于曹魏建安时期——以曹丕《燕歌行》为中心

清商乐发端于曹魏建安时期,而非一向所说的北魏时代.曹魏建安时期,曹丕的<燕歌行>已是清商乐,而不再是两汉的相和歌辞.从音乐史的角度来说,<燕歌行>可能与较旱的燕乐有关;从乐府歌诗的角度来说,<燕歌行>本与燕地无关,也本与战争行役无关.由于乐府诗的写作习惯是后人模仿写作,所以,才分别模仿了"群燕辞归"的"燕"和"从役于燕"的"燕"两种不同之"燕",高适的<燕歌行>,从后者逐渐发展而为"行役于燕"的燕地战争题材.     

叶夫图申科及其诗歌创作

50年代后半期,苏联诗歌出现了复兴,甚至可以说是“到来了诗歌的时代”,其中贡献最大的是叶夫盖尼·叶夫图申科(1933年——)。30多年来,他始终对社会政治的迫切问题密切关注,对人的内心和人的命运深入观察,从而创作出一系列脍炙人口的诗歌作品:大自“战争”与“历史”,小到一棵“新草”与“冰箸”;远自古老的罗马,近到故乡的小镇济玛;诗人无不写下了自己的见闻、经历和思考,表达了自身的深切感受和情感。他的创作热情极其旺盛,迄今已有11万行诗和上百万字的散文作品,在当代苏联文坛上尚找不出第二个人有他那么多产。叶夫图申科才华横溢、风格独特,他的诗的新颖思想和真理的火花,总是给人带来启迪和感悟。他的创作活动无疑给苏联诗坛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天地。如今,叶夫图申科是苏联最有影响,同时又是最具有世界性声誉的诗人。     

诗歌创作中的表象思维

诗歌创作中的表象思维吴思敬表象思维是人类普遍具有的思维形式之一。早在１８０６年，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就论述过“表象思维”，指出：“表象思维的习惯可以称为一种物质的思维，一种偶然的意识，它完全沉浸在材料里，因而很难从物质里将它自身摆脱出来而同时还能...     

刘熙载诗歌创作理论初探

刘熙载在《诗概》中阐明了不少作诗的方法。其中既有宏观方面的创作原则和艺术方法,如作诗要“真”,讲究“义”、“情”与“景”之间的关系等;也有具体结合诗体特点而谈的创作技法,如五言与七言、律诗与绝句等在写作时需要注意的地方。     

卞之琳的翻译与诗歌创作关系

中国现代新诗是在外国诗歌影响下发生、发展的,外国诗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直接作用于新诗创作的,而是经由翻译这一中介影响中国诗坛。诗歌翻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精神生产活动,误读是其固有特点,以至不少诗人、学者从译诗难以保留原语诗歌情感、意蕴立场出发,坚信诗歌是无法翻译的。严格意义上讲,这种观点是有道理的。但是,自19世纪中后期开始,翻译诗歌却大量出现于中国诗坛。因此,积极的态度应该是认真地审视、研究那些大量存在的译诗,挖掘它们与中国新诗之间的复杂关系。事实上,翻译诗歌与中国新诗关系源远流长,二者相互渗透,相互哺育,共同构成了20世纪中国诗坛的壮丽景象,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对这一现象不够重视,少有全面、深入的研究成果。本期刊发的这组笔谈,从不同角度对翻译诗歌与中国新诗关系作了深入探讨,期望能为中国现代新诗研究贡献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