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之洞的军队建设思想

张之洞是晚清著名的洋务派大吏,以创办洋务企业和推广近代教育著称,但其身后清廷却谥之以“文襄”二字。《清会典》卷二载有关谥法的规定:“辟地有德曰襄,甲胄有劳曰襄,因事有功曰襄。”道光皇帝亦曾有“文武大臣武功未成者不得拟用襄字”之谕。张之洞出身于科举正途,由学政、言官而出任封疆,“未尝躬亲战阵,以武功特著也。(徐一士:《一士类稿·一士谈荟》,第346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5月版。)因而有人认为“文襄”之谥于张之洞实不相宜。其实,张之洞曾声称练兵之事为其“身心性命之学”,(张继煦:《张文襄公治鄂记》,第65页。)并尝以“兵家尽补能康世,经义咸明乃著书”为座右     

《张文襄公全集》奏折部分的几个问题——兼与《张之洞全集》的编者商榷

文章将王树楠编《张文襄公全集》中的奏折(文中简称“甲”)与《光绪朝硃原批奏折》、《宫中档光绪朝奏折》所载张之洞奏折及邸报、《申报》上所刊张之洞奏折(文中简称“乙”)进行对照,发现有甲有乙有,内容完全不同;甲有乙有,内容部分不同;乙有甲无,遗漏甚多三种情况。并对以《张文襄公全集》为底本的《张之洞全集》中出现的诸多漏失进行了指摘。     

曹参与无为而治

曹参与无为而治葛亮班固称曹参为“汉之宗臣”。①宗臣，即受尊敬景仰的大臣。曹参一生社会政治活动，经历四个时期：以秦狱吏身分投身人民反秦革命；为刘邦战将；为齐相；为汉相国。他是汉初无为政治最主要倡导者与推行者。他的事功与政治品格，很有值得注意之处。本文拟...     

“狗马病”辨

《学术研究》八=年第四期张蓁《狗马病》一文,认为:《史记·汲郑列传》:“臣常有狗马病,力不能任郡事。”一句中,“狗马病”三字间有脱文,其原本当如《汉书·汲黯传》作“臣常有狗马之心,今病,力不能任郡事。”愚以为失之武断。理由如以: 一、张文认为《史记》脱简,无版本根据。二、《汉书·汲黯传》上引句下,王先谦补注已指出:“《史记》本作‘臣常有狗马病,力不能任郡事’,《通鉴》从之。狗马病,犹言犬马之疾也。”而王氏未说《史记》脱简,仅将两说并存,并且为“狗马病”作     

“冲决网罗”与思想解放

在中国哲学史上,有很多独立思考的思想家。清末流血变法的谭嗣同,就是近代思想史上敢于大胆解放思想的战士。 谭嗣同面对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主义传统对中国人思想的钳制和束缚,他大胆地提出了一个解放思想、突破禁区的口号,叫做“冲决网罗”。这“网罗”,就是封建的“三纲五伦”。他说:“数千年来,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焉矣。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轭民,父以名压子,夫以名困妻……”君主用它来桎梏臣下,官僚用它来统治人民,父亲用它来压制儿子,丈夫用它来束缚妻子,这种反动的纲常成了人们头上的紧箍咒,一有触犯,便高叫:“是当放逐也,是当诛戮也。”谭嗣同深恶痛绝地呼喊人们起来“冲决”这“网罗”!谭嗣同把批判的矛头直指最高统治者,他说:“二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君臣之祸亟,而父子夫妇之伦,遂各以名势相制为当然矣。”他大胆提出:“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办民事者也;赋税者,取之于民所以办民事之资也。如此而事犹不办,事不办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义也。”他把君臣都看作是办事员,办不好事就“易其人”,撤换他们,这在清朝末年,是一种多么可贵的思想!提出这种冲决网罗的思想,需要多大的勇气!     

《经传释词》正误二则

《经传释词》卷九“之,犹与也”条下,列有数例,其中最后“潘尪之党”和“申鲜虞之傅挚”两例不妥。 “潘尪”句见于《左传》成公十六年:“癸巳,潘尪之党与养由基蹲甲射之,彻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忧於战?’”这里,潘尪之党,系指潘尪的儿子潘党。所以后面说“二臣”,即潘党和养由基。如“之”作“与”解,就成了潘尪与潘党与养由基,岂不该说“三臣”才是? “申鲜虞”句见于《左传》襄公二十三年:“秋,齐侯伐卫。先驱,穀荣御王孙挥,召扬为右;     

张之洞对传统义利之辨的继承与突破

张之洞于时代裂变的晚清时期,应对民族危亡,在儒家"重义轻利"的义利观的基础上,提出了"私利不可讲,而公利却不可不讲"的观点.他试图通过对"利国之与利民实相表里"的论证,完成对传统的"不与民争利"到"公利不可不讲"的转化.而他对"私利不可讲"的坚守,在体现了他作为"儒臣"的道德修养的同时,也使其对义利观的认识无法迈进近代的门槛.     

张之洞著作刊刻述略

张之洞以“儒臣”名世,以“有学”自负,终其一生,不仅励精图治,政绩斐然,而且亲治文书,勤于笔耕。他生前已有多种论著刊行,辞世后,其家人、门生及学者一再编辑遗作,出版文集。著述勤奋,兼之刊印及时,遂使张之洞以近五百万言垂世,成为晚清名臣中留下文字较多的一位。张之洞生前出版的著作,影响较大者是《书目答问》、《(车酉)轩语》、《劝学篇》,此外还有《张香涛学使学究语》、《广雅碎金》、《广雅堂诗集》等。《书目答问》(不分卷) 完成于光绪元年     

西汉能吏张敞评论

张敞是西汉宣帝时期 (公元前 73- 49年 )一位重要的人物。宣帝号称西汉的中兴之主。他曾多用文法吏 ,以刑名绳下。当有人劝他应该重用儒生时 ,他却严厉训斥说 :“汉家自有法度 ,本以霸、王道杂之 ,奈何纯任德教 ,用周政乎 ?”① 这颇能概括其治国的方略 ,即杂用霸、王之道 ,儒、法揉杂 ,综核名实 ,权操于上 ,而责成臣下 ,尊崇儒术而不为其所拘泥。而他达成的“吏称其职 ,民安其业”② 的中兴局面 ,是与他的这一方略分不开的。张敞是学术修养颇高的大臣 ,他的政疏充满深厚的儒学色彩。如此高深的儒术修养使他适应于西汉中期儒学昌盛的大环境…     

论明代阁臣在君臣冲突情境中的行为取向——以李东阳、费宏与王锡爵为中心

在明代君臣冲突情境中,一些阁臣采取“委曲将顺,乃克有济”之道事君.此种行为取向以阁臣顺从皇帝主张,反对同僚强谏,又积极救护因谏诤而获罪的官员为基本特征.关涉阁臣此类行为取向的舆论评说褒贬不一,贬辞责其不能去位以明大臣气节,褒论则着眼于其能留任以护持时局.明代阁臣的此种行为取向与该时代中枢体制变迁有内在的关联.这种行为取向的存在,使得帝制框架内的士大夫政治获得了必要的弹性,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然于同官立朝之道,终究在一定程度上注入了谀君的气息.     

孟子“从兄”说义理发微

孟子为何要以“从兄”为“义之实”？在两千多年的孟子研究中,只有朱熹的弟子向朱熹提出过此问题,却并未获得满意回答。孟子的“从兄”说,在形态上源于宗法礼制的“兄道”,却又具有新的义理内涵：他以“从兄”来确立人伦中所应有的“敬”的原则,并展开而为“贵贵”与“尊贤”的统一。这种统一既肯定了道德理性的正当性,也肯定了贤臣代表民意参与政治的政治正义理想。道德理性与政治正义的统一,就体现在作为“制度之骨干”的君臣关系之中。孟子所理想的君臣关系是“贤王与贤士忘势相交”的兄弟朋友式关系,表达了他对民本君主理想政体的追求,这种追求也是他严厉批评各种“以顺事君”“尊君卑臣”之思想观念的基础。周代礼制文化虽为孟子提供了若干思想资源,却并不合乎其君臣人格平等的理想。因此,孟子只好将其立论的前提置于三代之前的尧舜时代,将“尧舜之道”解释为“孝弟而已”的伦理原则。这就是孟子必然要以“事亲”“从兄”为“仁”“义”之“实”,以展开其理论的根本原因,也是他“言必称尧舜”的根本原因。     

张之洞在晚清儒学没落过程中的卫道活动

张之洞是晚清文化转型历程中的关键性人物,其一生以“儒臣”自诩,以卫道自任,为挽救儒学的衰亡做了不懈的努力,然而其举措却恰恰加速了传统儒学的没落,如《劝学篇》“独特”的卫道思想实际上宣告了晚清儒学复兴活动的失败;他将“保国”视为“卫道”的前提,为此而大规模地兴办学习西学的专科学堂,结果客观上造成了对儒学独尊地位的极大冲击;由他主持的废除科举制度的改革则拆去了儒学的社会基础,给儒学以致命的一击.他晚年对此有所反省,并力图补救,但为时已晚.儒学的没落,卫道活动的失败对中国社会、文化来说未尝不是件幸事,但对张之洞来说则是一场悲剧,而由此反映的社会变革与文化转型的诸多问题更是发人深省.     

论荀子的儒学批判及其“大儒”理想

苟子笔下之儒,名目繁多,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为品行低下、才智平庸之儒,贱儒、俗儒是也;二为德虽不贱,才智平庸之儒,陋儒、散儒、腐儒、瞀儒是也;三为德行高尚、才智皆具之儒,小儒、雅儒、大儒是也。荀子深刻批判了各类儒生。他最赞赏道德高尚、才智开通、明于治道的大儒。荀子构建的大儒政治体现了其学说“隆礼效功”的中心原则。     

狗马病

《史记·汲郑列传》:“诏召见黯,黯为上泣曰:‘臣自以为填沟壑,不复见陛下,不意陛下复收用之。臣常有狗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愿为中郎,出入禁闼,补过拾遗,臣之愿也。”这里汲黯自言的“狗马病”,不知是什么病。遍查辞书,不得其解。王先谦氏千《汉书补注》中偶及之,云:“狗马病犹言犬马之疾也。”后人遂有从之者,如王伯祥《史记选》。然而“犬马之疾”究系何病?人焉能患犬马之疾?     

"卫道"与"开新" --试论张之洞"中体西用"思想及实践

张之洞是中国近代文化转型期中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以"儒臣"自居,却为救国在"卫道"与"开新"之间痛苦抉择:欲"卫道",必"保国";欲"保国",必"开新";而"开新",又会威胁到"卫道".张之洞在"卫道"与"开新"之间走出了一条"中体西用"之路,巧妙的融"卫道"与"开新"二者于一体.本文将简要介绍张之洞"中体西用"的产生背景和过程,并结合历史事实简要评价张之洞"中体西用"的历史进步意义与局限性,使人们对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有个更为全面的了解.     

先秦诸子论“汤武革命”

秦秋战国时期,夏桀、商纣已成了暴君的同义语。商汤、周武以及臣属的身份,用暴力手段,将其推翻,这就是为多数人所讴歌的“汤武革命”,但也有人指斥汤武是以臣弑君的乱臣贼子。在百家争鸣中,对汤武革命的不同评价的焦点是:若遇到淫乱昏暴之君,臣有无取而代之的权利?诸子从各自的政治学说出发,做了不同的回答。孔子没有直接评论汤武是“革命”或是“篡弑”,但他却称赞过泰伯和周文王“让天下”之德。特别推崇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仍服事殷朝,为天下之“至德”,①明显具有“非暴力主义”的倾向。孔子甚重君臣名分,坚决反对“僭越”之举,以季氏为首的鲁国三     

旄头之国

《魏书·崔浩传》:浩与太史张渊辩论世祖北伐事,曰:“臣观天文,比年以来,月行奄昂,至今犹然;其占三年,天子大破旄头之国。蠕蠕、高车,旄头之众也。”(《北史》卷二十一《浩附传》同)《颜氏家训归心篇》:“昂为旄头,匈奴之次。”颜亲:此皆本之《史记》为言,《天官书》:     

论张之洞与维新派之关系

<正> 张之洞在维新运动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对维新派赞助甚力又连生纠葛,二者关系扑朔迷离。以往论著多取政治视角,囿于派别成见,以洋务与维新两派的政治搏斗立论,从而抹煞了张之洞在维新运动中所起的积极作用。这似乎缺乏历史感。本文着重从人际关系、心态分析和学术论争等角度来考察他们之间的关系,管窥蠡测,冀求批评教正。一维新派的同路人张之洞与维新派结缘有其历史渊源和思想基础。早在甲午战前,他就以捐赀广学会翻译出版西书而著称,更以对外主战和兴办洋务的恢弘气度赢得了许多仁人志士的景仰。讲求变法的杨锐、夏曾佑和汪康年等人相继入张之洞幕;刘光第也“时时想闻风采”。梁启超称张为“今世之大贤”,主张“力赞芗帅”(之洞别称)。甲午战争期间,     

阿合马其人

阿合马在《元史》中被列入“姦臣之传”,在戏曲中我记得也有对他着笔处。我们研究历史人物,对于反面人物也可以作些评介,找出借鉴处也许是一项有益的工作。忽必烈在元代是一位有为的君主,他在位期间,社会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是走向上升的,忽必烈以识人著称,但也有“姦臣”乘虚而入。     

《左传》杨注商兑(四)

狄固贪忄林 ,王又启之。 (僖 2 4　Ｐ4 2 5 )杨注 :以狄女为后 ,是开导启发其报之无已。按 :杨先生以“开导启发”训启 ,未是。《僖 2 3》“臣闻天之所启”杨注“启 ,开也 ,引申为赞助也 ,详杨树达先生《积微居金文说》” ,此注是也。《襄 31》“天似启之” ,《闵元》“天启之矣” ,《宣 3》“天或启之 ,”诸“启”字义同。《僖32》“天奉我也” ,《昭元》“天所赞也”、“天赞之也” ,又“天命不 ,”《昭 1 3》“天方相晋 ,”《书·泰誓》“天佑下命” ,《孟子·万章篇上》“天与之”。奉、赞、　 (佑 )、相、与 ,皆赞助之义。也作“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