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西方的“新公共管理”范式

在当代西方政府改革浪潮的冲击下 ,世纪之交的西方公共部门管理研究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出现了由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向“新公共管理学”的范式转变。“新公共管理”既是当代西方政府管理研究领域的新理论形态 ,又是当代西方政府管理的新实践模式。本文评述了这种“新公共管理”范式的形成与特征 ,成就与问题 ,以及借鉴与启示。作者认为 ,“新公共管理”对于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化 ,对于我国公共管理以及行政管理学科的知识创新 ,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论新公共服务与新公共管理的同异性

20世纪末叶,西方世界出现了一些改革传统行政管理思想的新理论、新流派,其中堪称典范、影响深远的有两大理论流派: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这两个流派在理论上体现着公共行政学研究的新成果,在实践上指导着西方国家的公共部门改革,因此被学术界称为公共行政理论发展的新范式.通过对这两种新范式异同的分析,既可以把握新公共服务与新公共管理的相通性,又可以了解新公共服务相对于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创新,从而有助于我国借鉴其思想精华,丰富具有中国特色的服务型政府建设理论.     

对“公共管理伦理学”的历史可能性的证明

人类社会经历了从公共管理到行政管理再到公共管理的历程。人类伦理关系的普遍性决定了在公共行政的领域中研究伦理问题的必然性。但是 ,2 0世纪的行政学发展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否定了伦理研究的可能性。随着行政学理论的发展 ,以及公共行政从政府管理推广到公共管理 ,公共管理伦理学的建立已经成为时代课题。揭示公共管理伦理产生的可能性 ,对于公共管理学学科体系的建设来说 ,是非常必要的     

新公共管理视阈下中日行政改革之比较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亚洲,日本成功地借鉴了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成功经验。中国作为日本的临国,改革的背景有许多的相似之处,虽然目前我国的国情还不适合进行新公共管理的改革,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新公共管理改革,但是从新公共管理的视角下审视中国的行政改革,有些改革的措施还是与西方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所采取的措施有相似之处。因此本文试以新公共管理为背景,中日行政管理改革为出发点,审视中国和日本的行政改革,将二者进行比较,希望能从比较之中总结出二者的异同。     

西方新公共管理对我国行政改革创新的启示

新公共管理作为一种不同于传统公共行政的政府管理新范式,它兴起于西方,但席卷全球,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共管理内在的发展规律和趋势。辩证地考察西方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和实践,对启迪我国行政改革新思路,构建全新的行政模式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西方国家责任行政的发展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西方国家责任行政建设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从传统责任行政、新公共责任行政、新公共管理责任行政,到如今的新公共服务责任行政.西方国家责任行政的动态发展是在公共行政理论的演进背景下进行的,并且与西方国家公共行政改革同步进行.西方国家责任行政的发展为我国责任行政的构建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新公共管理的反思:一种积极意义上的批判

新公共管理作为西方国家和行政改革的理论典范或实践模式 ,在走向完善过程中必然充满着各种问题或缺陷。把握这些问题与缺陷并进行理性分析 ,是我们吸收和借鉴新公共管理模式的必要前提和基础     

西方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及其对我国的启适

伴随着现代世界经济和科技的迅猛发展,西方国家公共管理理论得到长足进步.特别是1970年代以来,管理理论和改革实践的创新浪潮愈演愈烈.通过分析西方公共管理理论发展图景,厘清当代西方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脉络和一般性原则,并且运用它们去分析当代中国公共管理的改革方向.     

新公共管理视阈下西方国家政府成本问题分析的全景式展示

政府成本是政治学和行政学研究的基本命题,是当代世界公共管理面临的一个带有共性的现实难题。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与政府成本问题的大量出现存在着内在的关联性。新公共管理主要从现代经济学中汲取理论依据,揭示了相关政府成本问题分析的适用与可行性,进而提出和归纳了有效管理和控制政府成本的政府改革途径,对于当前我国建设绩效型政府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和丰富的现实意义。     

新公共管理理论及实践的再认识

上世纪80年代兴起于西方国家并席卷全球的政府改革运动统称为新公共管理。这场运动引起了极大反响并诞生了一种新的政府管理模式,取代了传统官僚制。当前我国正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面临行政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的艰巨任务。新公共管理理论及实践为我国行政改革提供了新思路。全面把握新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理性认识其内在缺陷,结合我国特殊背景吸收其合理因素,对于推进我国行政改革具有积极意义。     

公共领域、舆论监督与公共知识分子

公共领域是有别于政治、经济和私人生活的一个领域 ,公众可以在这一领域表达对于社会及国家事务的看法。由于我国国情的特殊性 ,我国的公共领域非常有限。舆论监督也只是限于媒介监督 ,而且由于观念的偏差 ,目前的媒介监督仍存在两个观念误区 :一是仅仅把媒体视为传达政策的传声筒 ,二是仅仅把媒体视为赚钱的产业。要改变目前这种现状 ,必须有公共知识分子的参与和努力     

公共利益与公共悖论

本文通过对公共利益概念的历史考察 ,以及对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集体利益的对比分析 ,将公共利益界定为 :一个特定社会群体存在和发展所必需的、该社会群体中不确定的个人都可以享有的社会价值。从公共利益的特征可以推断出现实中存在的三个“公共悖论” ,即 ,多数选择与正义原则的冲突 ;个人理性与公共利益的冲突 ;政府特殊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     

公共理性、道德与公共行政

公共之所以丧失是因为缺乏公共哲学.公共行政领域一直没有利用那些应该作为伦理学的研究或引用的支撑的哲学传统.本文回到形而上的思考路径,考察利用那些思想家们曾留下的遗产--阿伦特的公民美德和政治实践、罗尔斯的公共理性和哈贝马斯的对话伦理,唯此才能使公共行政不至太狭窄,最终自觉地服务于公共利益.     

公共物品的公共性探讨

将公共物品的公共性价值做适当的定位,对当今我国的公共物品供给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公共性是一个指向范围较广,同时也应该是具有特定价值色彩的概念。在公共物品供给的情境下,公共物品的公共性应该具有双重维度。首先从公共物品的概念生成和公共物品问题的产生来看,正是因为公共物品具有的外部性,导致市场失灵,无法实现帕累托最优,因此公共物品的公共性价值就应该与帕累托最优的实现有着紧密的联系;其次,公共性所具有的伦理特征又要求公共物品的供给结果体现出公平正义的价值主张。由此公共物品的公共性就形成了一个二维的、情景化的表述和定义。     

公共领域·公共利益·公共性

公共领域的存在必要性缘于以下事实:我们必须在公共领域中发现和创造公共利益。公共利益的根本特点是其间接或直接的可分享性。我们的自我是普遍自我和特殊自我的统一体,这一点可以说明为什么公共领域和公共利益能够存在,以及公共领域的公共性为什么不是一个自然事实,而是我们要努力实现的目标。     

公共屏幕传播与公共空间重构

21世纪以来,伴随智能视觉技术与数字传播技术的发展,整个世界范围内屏幕媒体蔚然成观、屏幕文化奇观凸显、屏幕世代俨然形成.其中,作为公共媒介存在的公共屏幕正在改变和重组原有的公共空间秩序与样态,比之手机、电视、电脑等个体使用性媒介屏幕,公共屏幕尤其是户外公共大屏幕在公共空间的重构上具有场景上的物质景观性、交往上的复归现实性以及文化上的重地域化和形象光晕性.公共屏幕对公共空间的上述传播特征之于现代城市化乃至都市化进程中的创意性、公共性以及球土性建构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实践意义.     

公共政策制定的民意向度

公共政策制定是公共政策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只有好的公共政策才有可能取得好的结果。在民主社会,是否合乎民意无疑是评判公共政策的最为重要的指标之一。民意作为社会公众的意愿和需求的表现形式,理应是公共政策制定的逻辑起点。公共政策合法性的获得,即公共政策能为社会公众接受并得到社会公众的遵从、维护和有效执行,关键在于它必须忠实并充分采纳民意,因而民意构成了公共政策制定的合法性基石。公共政策制定本质上必须以合民意性为最终目标。     

论政策问题构建中的公众参与

随着政策科学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政策问题构建日益成为政策分析的首要环节和政策科学家关注的焦点。公众参与政策问题的构建是其实现价值诉求的必要途径,也是公共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基本要求和政策合法化程度提升的有效手段。然而,目前这一环节中的公众参与却是不充分的,并表现出零散性、附属性、单一性和突进性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必须以政策问题构建为核心,从政府与公众的信息互动现状出发,完善公共决策政府议程的全面公开机制。     

公共行政价值、公共利益与公共责任——政府公共权力科学运作的三维构架

当前,科学运用政府公共权力对于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增强政府的合法性、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发展与和谐进步等方面都具有及其重要的意义。为此,必须把政府公共权力的运作置于公共行政价值、公共利益、公共责任三个维度所建构的三维框架中加以考虑,只有处理好它们的关系,才能使政府公共权力的运作真正走向科学化与制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