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西北民族辫发与断发考释

关于中国古代西北民族的“辫发”与“断发”问题,程溯洛教授在《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发式考略)一文(载《新疆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中曾加以阐述。本文试图在程先生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一问题再作一较全面的论述,从而揭示古代西北民族在文化交流中的相互影响,并分析辫发与断发在北方及西北民族中普遍流行的内在原因。     

宋代都大提举茶马司沿革--宋代茶马职官研究之一

官营茶马贸易职官,作为宋代官营茶马贸易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宋代茶马贸易得以正常进行的重要保障;其更替与变革勾勒出宋代茶马贸易的兴衰或变迁,主持茶马贸易的茶马司始建于宋代,其建置并非一开始经营茶马贸易就有,而是经历了初创时的摸索与完善,本文仅就作为茶马总机构的都大提举茶马司的沿革作一初步探讨。     

浅析藏汉“茶马贸易”的发展脉络问题

作为中国历史上中原与西北部少数民族之间的“茶马贸易”形式,“茶马互市”促进了内地和西部地区经济上的交往和繁荣,密切了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之间的联系和融合。几千年前,在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和川西高原的崇山峻岭之间有一条完全用人、马的脚力踩出来的,用无数血肉之躯铺就的古道———茶马古道。藏汉民族就通过这条古道不断加强彼此之间的经济联系与往来,增进民族间的团结与友谊,这促进了沿途的经济、文化、艺术、宗教、民俗等各方面的繁荣与发展。本文将重点探究藏汉经济交流的这种主要形式——“茶马贸易”的历史发展问题。     

杨一清茶马整顿案评述——明代西北茶马贸易研究之二

杨一清(1454-1530),字应宁,祖籍云南安宁。其天资聪颖,少能文,以奇童荐为翰林秀才,明宪宗命内阁择师教之,际遇可谓不凡。成化八年中进士后入仕,历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先后任按察佥事、督学使、督理马政御史、陕西巡抚、三边总制、兵部尚书、内阁阁臣及首辅等职,于任多有建树。《明史》评价他“博学善权变,尤晓畅边事”,“其术一时无两,或比之姚崇云”,是明代中期不可多得的第一流的政治家。 弘治十五年(1502年),杨一清因刘大夏之荐,被任命为督理西北马政的全权御史,对明王朝的西北马政及茶马贸易,进行了大规模的全面整顿。本文的目的,是通过杨一清的整顿,对成化、弘治、正德年间的茶马贸易,作一简要评述,以求正于方家。 一、成化、弘治间的茶马贸易与杨一清的出理马政 明代初期,明王朝与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与河、湟、洮、岷地区的茶马贸易,由于明太祖、明成祖高度强化的集权制下“金牌信符制”的推行,而盛极一时。但是,行政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其作用毕竟有限。明宣宗以后,官方的茶马贸易日趋衰退。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年),金牌信符制罢废,官方垄断茶马贸易的局面被打     

“金牌制”考略

“金牌制”是明朝中央与西北少数民族进行茶马贸易的重要制度,也是明朝中央羁縻少数民族、安定西北边地的重要措施。由于史籍记载互异,讨论研究明代茶马贸易者或避而不论,或将错就错。本文拟对“金牌制”推行的时间、“金牌制”的内容及颁发的面数,“金牌制”的性质作一粗略考究。     

明代中央政府赴藏地使者事辑(上)

明代,是我国西部藏族地区和中央政府、祖国内地的政治联系、经济文化交流长足发展的时期。它上承元代开始的中央政府对藏族地区的直接统辖,下启清代中央政府对藏族地区行政体制的一系列重大改革,对这一地区的社会进程发生过深远影响。明政府在藏地建西番诸卫所,设置乌思藏、尕甘行都指挥使司及各宣慰司、招讨司、长官司,扶植佛教,册封各级僧人,确立朝贡、制度和差发赋役,开展茶马贸易,其后果不止是魏源所说的“终明世元西番患”。(《圣武记》卷5),更重要的是加强了藏地与祖国内地的联系,增     

明王朝与西北诸番地区的茶马贸易

古代,骑兵往往以其如疾风流水、飙发电举的快速行动,在国防、军事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所谓“行天莫如龙,行地莫如马。马者,用兵之本,国之大用。”因此,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封建王朝,莫不注意于马政。到了明代,国家的马政基本分为三部份:一是民间孳牧,二是苑牧,三是茶马贸易。前边两点,不在本文讨论之列。至于茶马,则是在西北边境地区,由国家垄断的、在中原王朝与西番少数民族之间所进行的一种经济贸易。但是,它又不单单是一种经济活动,还具有浓烈的政治意义。明王朝把茶马贸易当作控制少数民族、巩固边防的战略方针,从而形成了一整套较为完善的茶马制度。本文的目的,是对这一制度的形成、推行与破坏,做一些初步的探讨,以就正于大家。     

历史上官营茶马贸易对汉藏关系的影响

茶马贸易自唐朝出现以来,历经宋元明清至民国时期,延续时间长达千余年,它在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中的地位是不可低估的.茶马贸易有官营和私营之分,本文以官营为主,探讨茶马贸易对汉藏关系的影响,指出官营茶马贸易不仅为民族间频繁的经济文化交往提供了条件,促进了民族间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且是内地与周边密切关系的基础.     

明代的汉藏茶马互市

研究了一向为史学界所忽视的明代茶马互市的特点,即朝贡互市制和差发马制度。《1641—1793年中国西藏与锡金(哲孟雄)的关系》,论述了中国西藏与锡金王国早期交往的史实,是研究中国西藏与邻国关系的初步尝试。     

略论历史上的茶马贸易

略论历史上的茶马贸易聂静洁茶马贸易是指唐宋和明清时期在边疆地区实行的一种以茶易马的贸易制度，是中国民族关系史上颇为重要的历史现象。茶马贸易始于唐，盛行于两宋、明、清，历千余年，涉及许多少数民族。茶马贸易曾是增进各民族经济联系、友好关系的纽带，也曾是封...     

岷州茶马司的历史作用及其启示

岷州茶马司的设立是对明代西北茶马贸易岷州地区这一空白点的填补,是西北茶马贸易机构体系的有效补充,是增大西北官营茶马贸易覆盖面的一大改良举措,有利于明朝后期进一步加强对岷州地区西番的羁縻控制。但是岷州茶马司不能从根本上扭转明末官营茶马贸易制度崩溃的局面,官营茶马贸易的衰败趋势不是在西北地区多设立若干新的茶马司,扩大官营茶马贸易的覆盖面就能够从根本上扭转的,在这一点上岷州茶马司所起的作用相对较小,影响有限。岷州茶马司的兴衰对当下我国的民族贸易政策来说也有极大的借鉴作用:必须摆正政府在民族贸易活动中的地位,正确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动性,从少数民族根本利益出发,对民族贸易既不能放任自流,亦不可过于干涉甚至垄断。     

有关金牌制的几个问题——兼与左书谔解秀芬同志商榷

《民族研究》1987年第4期刊载左书谔、解秀芬同志《金牌制考略》一文,左文打算从“记载互异”,“众说纷纭”的史料中,对明初金牌制推行的时间、内容、性质等问题寻出一个正确的答案,无疑这在学术上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课题。左文读后给我们不少启发,然而在其探讨的主要问题上并没有找到正确的结论,相反令人有疑窦四起“治丝愈梦”的感觉,兹就以下几个问题提出笔者的看法,以就正于左书谔、解秀芬以及学术界的同志。     

明代河州、岷州、洮州茶马贸易研究

茶马贸易肇于唐,始于宋,盛于明,衰于清.有明一代,茶马贸易贯穿始终.明代茶马贸易主要有西北、西南两路,而河、岷、洮三州则是明西北茶马贸易的行政中心及主要交易中心.明朝的茶马贸易,不仅仅是一项国防政策,同时也是一项经济政策、民族政策.它的顺利进行,不仅保证了明王朝西北边防的安全,同时还极大的促进了内地及河、岷、洮等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方面的发展及各民族融合的实现     

连接西藏与内地的大通道 茶马古道管见

<正>茶叶是一种传统饮品，也是中国对世界的重要贡献。早在先秦时期，种茶和食茶之俗就已在我国西南地区出现，而后不断扩展传播，并在古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以茶马为对象的交换和贸易活动至少在隋唐时期就已经出现，其涉及的民众非常广泛，其中就包括吐蕃、回鹘、突厥等古代民族。从茶马贸易的稳定性、持续性和历史影响程度来看，尤以汉藏之间的茶马贸易最具代表性，而由此形成的相关道路系统，学界称其为“茶马古道”。     

“金牌信符制”考辨

从唐代中期发展起来的中原地区与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之间的茶马贸易,是全国各大经济地区之间闭锁状态被日益突破,中原地区与边疆地区之间经济关系日益发展,民族关系日益密切的具体表现.唐宋时间,这种贸易还是比较单纯的经济活动,并出现了由官方贸易向民间贸易发展的趋势.这一趋势同我国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大趋势是一致的.但是明初,朱元璋却把茶马贸易纳入了政治的轨道,把它变成了从政治上分化、控制一定地区的少数民族的手段,于是有金牌信符制的出现.茶马贸易被国家垄断,民间贸易遭到禁止,中原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交流通到了人为的障碍而不能正常发展.     

浅析藏汉“茶马贸易”的发展脉络问题

作为中国历史上中原与西北部少数民族之间的"茶马贸易"形式,"茶马互市"促进了内地和西部地区经济上的交往和繁荣,密切了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之间的联系和融合。几千年前,在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和川西高原的崇山峻岭之间有一条完全用人、马的脚力踩出来的,用无数血肉之躯铺就的古道——茶马古道。藏汉民族就通过这条古道不断加强彼此之间的经济联系与往来,增进民族间的团结与友谊,这促进了沿途的经济、文化、艺术、宗教、民俗等各方面的繁荣与发展。本文将重点探究藏汉经济交流的这种主要形式——"茶马贸易"的历史发展问题。     

打箭炉锅庄考略

宋代四川“茶马互市”崛起,宋、元、明三朝以其制先后在四川西部的雅州(今雅安)、碉门(今天全)、岩州(今沪定岚安)设市,以茶易马,开通了我国西南通往四川甘孜和西藏的“丝绸之路”。明末清初,打箭炉市取代碉门、岩州市后,自宋代以来的“茶马互市”,被以边茶为中心的汉藏贸易所代替,打箭炉锅庄贸易就是在这个历史     

“茶马古道”概念在日本的接受与传播

“茶马古道”是当代中国提出的原创性学术概念,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作出了贡献,在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以及西方英语世界产生广泛影响。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域来看,该概念的传播是文明交流互鉴的例证。20世纪初“茶马古道”概念通过图书和期刊、摄影和影视作品、社会团体的各类活动、周边产品的开发与消费体验等媒介传播到日本后,很快为各界所接受。日本研究者利用各种历史文献资料开展茶马古道的本体研究,还到茶马古道遗址现场亲身体验、调研和勘测,并从多个学科维度开展茶马贸易研究。“茶马古道”概念在日本的传播至今方兴未艾,并在话语范式、传播形式和样态、传播主题等方面呈现一定的规律和特征。     

纠正讹错避免贻误——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版本考略》

廖祖桂、李永昌、李鹏年《〈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版本考略》(以下简称《考略》)一书,2006年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该书通过丰富翔实的清廷原始档案资料、全面系统地考证了当前通行的《章程》版本,论定孰是正本,为西藏地方与清朝中央政府的关系史研究提供了真实可靠的第一手资     

明代中央政府赴藏地使者事辑补

前撰《明代中央政府赴藏地使者事辑》(载本刊1986年1—2期),辑录了《明实录》具名的去藏使者,略考其事迹行状,列为四十八条。仓促属稿,遗漏不免,故再纂《事辑补》。《明实录》佚名的去藏使者,以年代列目,亦附于后,藉以考明政府遣使藏地之概貌。四十九,冀忠、姜观、沈成、任俊检抄《明实录》,明代最早派往藏族地区进行茶马贸易的,是洪武八年以赵成为首的政府使团,已详前文。由于政府对马匹的需求,在专司茶马贸易的机构尚未完善时,政府仍直接派出使者,去藏地市马。洪武十九年,有两条记载,见于《明太祖实录》卷1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