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蒙古舅舅角色之解读

青海蒙古又叫德都蒙古,是指居住于青海的蒙古族,青海蒙古人称自己为“库库诺尔蒙古勒（青海湖蒙古）”或“德都蒙古勒（上蒙古）”,是由历史上的卫拉特和硕特部众为主,以卫拉特其他部众、东蒙古部众的后裔组成,这些蒙古族入居青海在不同的时间,并从不同的地区迁居青海,与各民族长期杂居,过着古老的游牧生活,形成了德都蒙古现在的布局,他们在传承蒙古族古老传统文化的同时也随着社会的发展、其他民族的交流接触和地域环境的间接或直接影响,从而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独特文化习俗,成为整个蒙古族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代青海蒙古的社会政治变迁

清代入关后,青海蒙古虽名义上隶属于清廷,实际上却游离于清廷统辖之外,独霸着青藏高原;直到康熙晚期,随着清军入藏驱准的胜利和西藏直接纳入中央王朝的统辖之下,及川藏划界,青海和硕特蒙古对西藏和康区的控制宣告结束,特别是罗卜藏丹津反清事件被平息,清朝通过编旗设盟,将青海蒙古纳入清朝的直接统辖之下,使青海蒙古的社会政治发展经历了由强盛到衰落的曲折过程.     

18世纪初藏传佛教界的政治立场

前言藏族是个信仰佛教的民族。元、清两代,蒙古人顺从了藏族的宗教权威。面对这种权威,连清朝都稍逊一筹。当时,外界围绕西藏的政治活动,都是以宗教名义进行的。例如,1642年以后,蒙古和硕特部都拥有西藏宗主权,然而他们也是在保护宗教领袖达赖喇嘛的名义下取得王位的。为了利用达赖喇嘛的宗教权威,北亚各部展开了激烈争夺。18世纪初,在西藏贵族、清朝、青海和硕特、准噶尔等各种势力的夹缝中,达赖喇嘛的职位任人摆布。1705年,在清朝支持下,青海和硕特部拉藏汗废掉原达赖五世的摄政西藏贵族桑结嘉措所立达赖六世,而将自己的人选重新立为达赖六世。但这位活佛毫无人望。据当时在拉藏汗身边的噶举派喇嘛德济德利称:西藏最大教派格鲁派色拉、哲蚌、甘丹等三大寺喇嘛反应尤     

大酋反清

清朝雍正元年(1723),岁次癸卯,蒙古亲王罗卜藏丹津发动武装反清斗争,很快失败,藏文史籍称作“癸卯之乱”。 扎什巴图尔死后,其子罗卜藏丹津于康熙五十五年冬袭封亲王爵,为青海蒙古的总管王。次年冬,西藏乱起,清廷决计进军西藏平乱。五十七年皇十四子允禵为大将军驻青海,从青海和康区两路进藏,各部蒙古率部从征。五十九年九月,青海、康区两路清军会师拉萨,西藏底定。清朝改变了以前政治格局,未恢复和硕特汗权,重用藏族官员,组成地方政府。留清兵三千驻拉萨。雍正元年二月封赏青海诸台吉,又晋封察罕丹津为亲王。还晋封一位郡王,改变了原来八台吉中只有一位总管王的体制。罗卜藏丹津等人对此愤怨不已。 康熙帝去世,雍正帝初即位,允禵奔丧回京。朝廷多故,罗卜藏丹津认为有机可乘,于雍正元月五日发动反清。强令各部取消清朝封爵,具呼旧日名号。自称“达赖珲台吉”。各藏     

青海在祖国统一和国家安全大局中的地缘影响、角色定位及今后作用

青海地处我国西北部内陆腹地、青藏高原东北部,在祖国统一、国家安全大局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缘影响,在历史、现实中扮演了独特角色:一是历代中央政府和各势力集团极力开拓、争夺、经略之地;二是地缘交通和国防安全战略地位显重,连接西藏、新疆与祖国内地的核心纽带区;三是藏传佛教的重要传播区,也是宗教改革的策源地,许多青海高僧曾到蒙古地区传教;四是青海在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方面有过特殊的经历和积淀;五是青海是“特殊制度”的重要实践区,对西藏的治理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基于此,今后党和国家应进一步发挥青海的政治作用,使之在民族复兴大业中应有无愧于历史和地缘的更大作为.     

谈谈青海蒙古方言词

青海和硕特蒙古是三百多年前,从新疆迁徙而来的。由于历史的原因,三百多年来,他们与其他蒙古族地区几乎断绝了往来,而与藏族及其他兄弟民族相毗邻、相杂居,交往甚为密切。在他们的相互交往中,语言相互影响,使青海蒙古语在语音、词汇等方面产生了一定的变化,使之与本民族书面语和其他方言有了一定的差异,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特点。     

御制惠远庙碑文校注——兼说七世达赖喇嘛移居惠远寺

清雍正帝即位后,侵扰西藏的蒙古准噶尔部策妄阿拉布坦虽被驱逐,但并未被彻底摧毁,仍不时窥伺西藏;青海以罗卜藏丹津为首的蒙古和硕特部也相继爆发反清事件。康熙末年,清中央为防止准噶尔军再度入侵西藏,曾于西藏留兵驻防;雍正帝时,为了减轻国家对西藏的供应负担,而将驻藏官兵尽行撤回,随之发生了1727年西藏农奴主争权夺利的斗争。一时社会混乱,政局不稳,在这种政治形势下,雍正帝从布达拉宫移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于惠远寺,这是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     

青海汉话的“着”与青海蒙古语的——■

青海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杂居的地方,各民族语言间的互相接触为各自的语言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青海汉语与青海蒙古语的互相影响也不例外。本文试图通过青海汉话的“着”与青海蒙古语——屯的对比,探讨一下蒙汉两种语言互相影响的情形。     

藏传佛教传入河湟土族地区的影响及其后果——兼论游牧与农业地域社会的政治、文化与宗教互动

公元1578年,俺答汗在青海湖畔之仰华寺与西藏哲蚌寺法台索南嘉措会晤,并皈依了藏传佛教。青海自然成为藏传佛教僧众来往与蒙古各部落与西藏之间的重要交通要道,藏传佛教必然会对甘青地区的土、蒙古等各民族产生重要的影响。藏传佛教传入土族社会并渗入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由此也产生了双重影响,本文对这些影响进行了阐述和探讨。认为一方面它成为束缚人们的精神枷锁,阻碍了土族社会的人口繁衍、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另一方面却使土族地区的寺院成为文化传播的中心,一些土族的高僧成为当时的知识精英,他们通过著述与宗教实践,对加强土、藏、蒙古、汉等民族之间的有效交流与文化互动,起到了一定的影响。     

简论西海蒙古与明王朝的关系——西海蒙古研究之二

明中期,一些东蒙古部落纷纷进据西海,使明朝“塞外四卫”残破,甘肃边镇不断告急,明王朝被迫加强了对西北地区的防卫和控制。一时,西海蒙古与明王朝的矛盾斗争成为西北地区民族关系的一个焦点。 一、西海蒙古与明王朝的战争 甘肃是明朝九边最西部的一个边镇,“远在河外,三面临边,番虏交杂,所称斗绝孤悬者”②,历来为兵家所重。一旦甘肃失事,则宣大告急,进而京畿震动。西海蒙古的活动使     

浅析西海蒙古与明朝的通贡互市

西海蒙古是蒙古的一部分,明朝中期逐渐由蒙古高原移居到西海。他们为了获得生活必须品,多次向明朝求贡,但都遭到拒绝。隆庆年间明蒙议和后,西海蒙古获得了与明朝互市的权利。     

伪蒙疆时期蒙古文化馆与蒙古文化研究所始末

本文就日伪时期建立的蒙古文化馆与蒙古文化研究所为蒙古文化的研究和促进所作的工作,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和肯定,并对文化馆及研究所的结构、馆藏、设备、出版物及职员简历,作了简要介绍。     

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续考(连载)

本文对元明两个朝代中的蒙古语词语的读音和词义做了系统的注释和考证.它对蒙古语史、汉语与蒙古语关系研究以及元明戏曲研究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     

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续考(连载)

本文对元明两个朝代中的蒙古语词语的读音和词义做了系统的注释和考证。这对蒙古语史、汉语与蒙古语关系研究以及元明戏曲研究有很重要的意义。     

清代的藏传佛教政策及其在蒙藏地区的实践

清朝在利用藏传佛教治理蒙藏地区的过程中,既继承了元明两代的宗教政策,同时又根据西藏的实际进行了改革,形成了自己的宗教政策。文章就清朝的藏传佛教政策作了介绍和分析,旨在使人们对清朝藏传佛教政策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蒙古语的社会变迁、困境与前景──呼和浩特市蒙古族与蒙古语关系的社会人类学研究

本文以社会人类学视角考察了呼和浩特市蒙古族与蒙古语关系的变迁及其原因,分析了蒙古语的目前困境和未来前景,并就民族与语言关系的有关理论问题作了探讨。     

蒙古语“库伦”的文化释读

蒙古语“库伦”(圆形 )的文化涵义非常丰富。本文从语言入手 ,结合蒙古族历史文化、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思维逻辑、政治经济、社会环境、自然条件等诸多方面 ,阐述了业已形成的具有蒙古族特点的库伦文化。文章指出 ,蒙古族库伦文化从平面的圆形开始逐渐发展到立体的圆体及球体 ,这是与蒙古族自然环境、经济社会相适应相协调的 ,从而促进了蒙古族对圆形的合理利用及形态化认识的发展     

哈勒不浑-巴勒哈孙古城出土蒙文佛经之中的蒙元因素

本文考察了哈勒不浑-巴勒哈孙古城出土的蒙文佛经所使用的字母、译音和文章格式, 判定它们源自蒙元时代。     

从“甘山初捷”到“松山大捷”——明万历二十三年“湟中三捷”管见

明万历二十三年,发生于河湟地区,西海蒙古与明王朝间的三次战事,使明在西北的防御格局发生重大转变,同时也对明中后期蒙藏关系发展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长期以来受《西宁府新志》、《西宁府续志》对这三次战役记载的讹误、加之《明史》、《甘肃通志》等史书对相关细节的漏载,使后来者在对三次大捷的理解上发生偏差。本文比照三次战役的亲历者的奏疏、条议,结合相关文献资料,就三捷前后致寇之由、获胜之因、战后影响几个方面试作论述。     

《萨迦格言》蒙译史略

《萨迦格言》开创了藏族格言诗创作之先河,为藏族重要的文化典籍,流传广泛。《萨迦格言》最先被翻译成蒙古文,由此开启了向其他民族传播的译介之路。以译者为中心,考察《萨迦格言》蒙译本的流布情况、译介特征及影响,可以透视出《萨迦格言》蒙译之于其域外传播和蒙古族文学样式产生的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