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国难与"国难文学史"——关于《中国百年国难文学史(1840-1937)》的研究与写作

<中国百年国难文学史>在通常所说的"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中,划分出"百年国难"(1840-1937)与"八年抗战"(1937-1945)两个时期,提出了"百年国难文学"与"八年抗战文学"两个范畴,认为1840年后的中国百年史的时代本质是"国难",最具有时代特色的文学则是"国难文学",应当将一般文学史所忽略的、由外来入侵所造成的历次国难事件为题材的国难文学,作为一段相对独立的专题文学史加以研究,对其中所蕴涵的国难意识、生存危机、心灵震荡、世界观念、爱国情怀、民族情感、反省与批判精神等,加以分析阐发,并以此对中国近现代史著作中的相关史料与叙述,从文学的角度加以丰富和补充.     

抗战时期中国文学地理的重新划分——战时中国文学地理研究之一

抗战时期,中国三大区域社会制度及其所属政治意识形态在文学艺术中占有主导地位,并决定了抗战时期中国文学地理的基本格局与表现特征。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学地理建构在中国战时政治地理之上,是以各个区域不同的社会制度为基石,同时涵纳其他地理因子构成的一种特殊的文学呈现方式。战时中国文学地理从时间和空间两个向度上逐渐发展成型,各文学区域的主体艺术表征由各种文学成分相互作用综合而成。研究抗战时期中国文学地理对于正视该时期文学艺术所具有的多样性特征和地理区位特征具有重要意义。     

抗战时期东北文学的特性

抗战时期的东北文学因其发生的特殊时空背景、政治环境、地域民族文化场域而具备了超前性与滞后性、压抑性与自由性、地域性与民族性的基本特质.这些特性反映出抗战时期东北文学的辩证运动与复合式发展.探究这些特性,将有助于确认抗战时期东北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地位与价值.     

抗战时期文学期刊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进程受到战争的强烈影响,1937年至1945年的抗日战争将整个中国分割为“沦陷区”、“国统区”和“根据地”三个区域,打破了1920年代的北京和1930年代的上海那样的单一文学中心格局,形成多中心的文学体制.不同区域内主导性政治力量所实施的文化政策的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使沦陷区、国统区、根据地文学期刊呈现不同面貌.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中日双方和国共两党的力量对比不断发生变化,其领导及影响下的文学力量也随之改变.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难童救济述论——以赈济委员会儿童教养院为例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随着战事的扩大,中国军民的伤亡也越来越大,导致许多儿童失去了父母,失去了家庭的关爱,难童救济成为抗战时期难民救济的一项重要内容.赈济委员会儿童教养院(所)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主办的官方救济难童的重要机构之一,这里仅以中央赈济委员会儿童教养院为例,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难童救济活动简要论述.     

论抗战时期重庆文学的现代语境

自“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 ,在抗战时期特殊文化背景下 ,为落后封闭的重庆文学提供了时代、政治、民族和文学艺术一体化、现代化发展的机遇 ,显现出抗战时期重庆文学在新文化与新文学转型中民族解放意识、政治地域色彩及开放与多元的现代语境。     

对新世纪文学特征的几点认识

中国"新世纪文学"的用法主要有三种,即新世纪以来的文学;与"新世纪文学"概念相对且相辅相成相伴相随的"新世纪文学";与旧世纪相对的"21世纪中国文学"。本文综合性地运用以上三种用法,用"新世纪文学"观,对"新世纪文学"的若干基本特征进行了初步描述,既从其总体特征上,描述了新世纪文学改变"减量"文学思维的"增量"趋势,改变非生态性思维的"生长"趋势、改变简单思维的"总体"趋势;更从其内部性质上,认为新世纪文学是一种以生活性文学观念为基本底蕴,以处理人、文学与"物"的关系,处理欲望与文明的关系为基本要旨和基本主题的开辟了"文学新世纪"的文学,是一种代表中国文明新的崛起时代的文明的缩影和象征。     

作为“北平”的昆明——抗战时期外省作家笔下的昆明形象考察

在目前学界的抗战文学研究中,对“文学昆明”的研究一直只停留在西南联大文学研究层面,而没有对作为“文学空间“的昆明在整体上进行挖掘、辨析、考察.通过对抗战时期“昆明形象”的呈现,丰富抗战时期文学乃至中国现代文学的表现内涵.     

抗战时期沈从文、冯至的文学创作与“风景昆明”

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考察抗战时期沈从文、冯至的文学创作无疑是一个新途径。通过对他们的文学创作与"风景昆明"之间关系的钩沉,及对"风景昆明"的文学呈现,可以看出"风景昆明"作为一种文学地理空间对战时沈从文、冯至精神世界有着深刻影响。同时,这种研究视角为抗战时期的作家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考察路径。     

民国时期新疆汉族文化促进会的组织结构及经费来源

民国时期,新疆成立了9个民族文化促进会,1937年3月,汉族文化促进会成立后,其组织机构较为完善,经费来源渠道较多。抗战时期,发展教育、开展抗战募捐以及文化艺术活动,为发展新疆文化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     

马克思主义在新疆的早期传播

马克思主义在新疆的早期传播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18年到1930年,马克思主义初步传入;第二阶段从1930年到1937年,马克思主义在新疆进一步传播;第三阶段从1938年到1942年,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     

后期延安文学道路的“确立”

后期延安文学的道路,曾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在以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为分界线的背景下,后期延安文学道路的确立,首先以文艺政策的转折为前提,而后,则是《讲话》对文学方向的确立.以上两方面内容,既解决了此前延安文艺界的现实问题,也解决了当时文学的道路问题.因而,在其指引下,后期延安文学的典范的生成与对民间文艺形式改造上的繁荣局面,就明显带有某种政治文化意义上的倾向性.后期延安文学的道路问题,最终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得到全面的确认,这一过程,不但使后期延安文学完成了其自身的历史过程,而且,也在延伸的过程中给当代文学留下了巨大的空间.     

抗战期间传统酿酒业的发展——以四川酿酒业为中心的分析

民国时期是四川酒业承前启后的重要历史发展阶段,抗战时期更是四川酒业发展的巅峰.1937年四川奠定了其酒业大省的地位,1944年产量达到民国时期的最高峰.酿酒业的发展使酒税成为国民政府货物税的最大来源,扩大了社会就业,解决了农产品的出路,促进了农村社会经济和城镇工商业的发展,也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国防动力酒精制造的需求,为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应有贡献.     

留学生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从20世纪初由留日学生开始传入中国,其中1898-1917年为留学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萌芽时期;1917-1927年为留学生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初期;1927-1937年为留学生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期;1937-1949年为留学生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传播的高潮阶段.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从五四时期传入中国不久,就开始影响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并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开展文艺工作的指导思想并一直延续至今.     

永远的辉煌──抗战时期大后方文学运动巡礼

永远的辉煌──抗战时期大后方文学运动巡礼文天行大后方的抗战文学运动，无论从中国文学发展还是从世界文学发展的历史来看，都是前所未有的。抗战八年，文学运动就持续了八年，对文学的发展、现实的促进都有深远的影响。它当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罗荪说：“抗战时期国...     

抗日根据地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成就——黄正林著《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1937-1945)》评介

黄正林教授的新著《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研究(1937-1945)》(人民出版社2006年3月版,下文引本书观点只注明页码)是近年来研究抗日根据地史的新作,也是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下文简称边区)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极具特色的陕甘宁边区民族政策

抗战时期（1937-1945）陕甘宁边区的民族政策是一个历时性概念,它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是针对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的实际情况制定的政策。边区民族政策尽管只具纲领性,没有形成专门、系统的文本,但其模范的实践性和强有力的工作机构提供的保障性仍使边区民族政策取得辉煌成就,成为全国少数民族解放的灯塔。     

中国当代著名社会科学家选介

钱中文,原名钱剑平,我国当代著名文学理论家。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语言学科片委员,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专家组成员。钱中文1932年11月15日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县东北塘乡西浜村。祖父务农,父亲为县城一纸店店员。1937年秋,入本村私塾。一年半后入邻村“洋学堂”全旺小学。1942年,转入无锡县模范中心实验小学。从这时起,他爱读“闲书”,从同学那里借到的《三国演     

陈独秀与抗日战争

陈独秀(1879—1942年),字仲甫,安徽怀宁人.他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位著名人物.同时,他更是一位一生中有过许多曲折变化的复杂人物.纵观其一生的历程,不难发现,陈独秀生命的最后五年或者说最后十年都是在抗日战争的历史环境中渡过的:就在“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二年十月,陈独秀被政府当局逮捕入狱;正值全民族抗日战争刚刚开始之际,即1937年8月,陈独秀获释出狱;     

昆明形象的文学书写

20世纪80年代以来,昆明在文学书写中主要呈现为三种形象:抗战时期的故乡、新时期的栖息地和新世纪的传奇之城。它们的逻辑结构呈现为"昆明是什么""昆明在怎样"和"昆明将要成为什么"。抗战时期的故乡指向抗战时期的昆明,是对昆明历史的思考与怀旧;新时期的栖息地指向现在的昆明,是对昆明正在经历的变化之反映,新世纪的传奇之城是由昆明历史出发的对未来的一种期待。与这三种形象相关的是怀旧、日常生活和传记式三种书写方式,它们都是对昆明认同的一种话语塑造或表意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