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事件危机报道的框架分析——以成都“6·5”公交车燃烧事件危机处理为例

本研究运用框架分析理论,以成都＂6.5＂公交车燃烧事件的相关媒体报道为样本,对比了本地媒体与异地媒体对该事件报道所构建的框架。研究结果表明,成都市政府在信息公开化的背景下,通过有效的媒体策略,获得媒体尤其是异地媒体近用权,成功实现了对公众和异地媒体的引导。     

从“毒奶粉事件”看风险传播中媒体的舆论引导功能

以＂毒奶粉事件＂为例对风险传播中媒体的舆论引导功能进行了分析。分析认为,媒体不仅在风险告知、危机化解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同时也是对公众进行风险教育的重要平台,它既是激发舆论的导火索,同时也是有效疏导舆论、推动问题解决的重要力量。基于此,在此强调,媒体在风险传播过程中应当保持自觉的风险反思意识,方能更为积极有效地建构危机事件中相对和谐的舆论环境。     

中国公共应急管理体制中的媒体参与分析——以王家岭矿难救援及其后续事件为例

作为中国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体制中参与机制的主体之一,媒体在当今社会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回顾2010年初＂3.28＂王家岭矿难救援及其后续一系列事件并加以分析,可见媒体的参与表现在诸多层面上。在公共应急管理体制中,媒体正向功能的发挥对政府开展公共应急管理具有极大帮助,然而媒体在参与公共应急管理中也存在一些困境。因此,从媒体自身和政府及其他参与主体双重角度进行反思,选择适当的路径,使媒体可以更好地参与公共应急管理工作,中国公共应急管理体制也会得到相应改善。     

从昆明暴力恐怖事件看勒菲弗尔翻译理论在新闻翻译中的运用

昆明暴恐事件惨绝人寰,令人痛心。针对此事件,中西媒体出现了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报道。对于多家西方媒体闪烁其词、阴阳怪气的报道,中国媒体和广大人民给予了坚决的回击和驳斥。从勒菲弗尔翻译理论的角度分析＂西方媒体为什么要如此报道？他们这样报道的目的和用心是什么？＂这个被很多人忽视、却隐藏在事件背后的本质问题。     

＂Du Fu＇ s Busy＂ ： Aesthetic Reflections of Contemporary Culture

＂：网络杜甫＂事件为我们观察当代文化提供了一个有益窗口。涂鸦的作者不同,反映出来的动机和利益也不同。商家和媒体利用此次事件实现了自身利益,但公众在其中除去＂娱乐＂自身之外,一无所获。此次事件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杜甫本人,而仅仅是一次当代的文化消费。公众娱乐和商家利益构成了整个事件的核心,因此在这种文化消费中,我们根本无法建立起精神、道德等要素。     

“媒治”现象的负面效应及其治理对策

＂媒治＂一词由媒体所创。＂媒治＂现象的实质乃是人治传统的历史延伸,其负面效应表现在：有让事后监督的弊病扩大之势;有让严重个案事件被雪藏之嫌;助推行政人员的危情公关;阻碍媒体监督职能的正确发挥。要让＂媒治＂作用得到有效发挥,制度建设是关键：制定舆论监督法律,拓展舆论监督空间;建立网络舆论规范机制;完善行政系统的内部运行体制。     

从视觉语法分析《中国日报》和《纽约时报》对8·7甘肃舟曲特大泥石流的报道

20世纪90年代,多模态话语分析的代表学者——克瑞斯和赖文借鉴系统功能语法中的三大纯理功能提出了以＂再现意义＂、＂互动意义＂和＂构图意义＂为核心内容的视觉语法。此文从多模态话语分析的角度,以视觉语法为基本分析工具,选取《中国日报》和《纽约时报》两家媒体中对8.7甘肃舟曲特大泥石流的相关报道进行解读和对比,从而揭示图像在新闻语篇中如何产生意义,进而验证视觉语法在中外新闻语篇对比分析中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高校校园媒体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功能及作用

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最重要的传播和建构载体——校园媒体,如何更好地发挥其功能及作用,为培育优秀的大学精神、构建大学的＂和谐文化＂服务,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重要问题。高校校园媒体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主要功能是舆论导向功能和文化上的同构建设功能,这是由新闻媒体自身的特性和使命决定的。但随着国家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信息通讯技术对媒体的改造,以及信息资源高度开放、生活观念变迁等等因素的影响,全球掀起了媒体环境的深刻变革,校园媒体环境也自然受影响。     

从批评话语分析角度看新闻翻译中话语的建构与“解构”

运用批评话语分析方法的理论基础——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理论——对英文新闻及其翻译中的意识形态操纵进行分析,揭示其对新闻话语的建构,并试图提出相应的＂解构＂策略,还原新闻事件本来的面目,为新闻翻译提供一些启发和建议。     

从新疆“7·5”事件谈国内传媒对外传播策略

新疆＂7·5＂暴力犯罪事件发生后,部分西方媒体通过选择性报道有意歪曲丑化中国形象。对此,国内传媒不仅要揭露其所谓＂新闻自由＂的虚假性,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建立媒介舆论危机的干预机制,增强引导国际舆论的传播力量,强化舆论危机干预的政府责任,发挥网上民间力量的打假作用和重视海外华人群体的沟通力量等策略,化被动为主动,有效地反击西方媒体的歪曲报道,积极教育引导国内外广大受众。     

"乘X"与"趁X"——兼论"乘便"、"趁便"的词汇化机制

现代汉语中的介词绝大多数都是由古代汉语中的动词虚化发展而来的,汉语的双音节化和注重口语表达影响着介词的词汇化过程,而乘和趁在经历了一个相异→趋同→替代的过程后,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假借→类推的融合型词汇化模式。通过共时性的研究,明确了介词性和使用规律;而历时性分析,加深了对二者的区分度,确立了词汇化机制;现代汉语中,乘和趁不再具有能产性,只在固定格式中出现。     

“华侨”、“华人”的概念与定义:话语的变迁

“华侨”、“华人”可以说是具有普遍性的现代用法。本文对“华侨”、“华人”一词的缘起作了一番考证 ,对华侨、华人的概念与定义的不同解释进行了理论和实践的分析 ,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指出当今发生了从华侨到华人的话语变异。     

“得”字的语法化和“得”字补语

“得”字补语是汉语中出现频率非常高的一种补语,学者们就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由于其内部构成复杂,至今歧见纷出。“得”字补语在现实中的复杂表现源于它所经历的语法化过程。“得”本为动词,后顺应汉语动补式的发展大趋势加缀在动词的后面,使其表义逐渐弱化,成为动词和补语之间的连接成分,表示可能和表示结果的“得”字补语是其“达成”语义的两个变体。     

重释“比”、“齿”——与《语林趣话》商榷

<语林趣话>对"比"的解释有三处失误一是认为其古文字形"像两个并列的人挨得很近",二是引证材料中认为比目鱼"也叫偏口鱼",三是讲述"比"字的引申义"等同"时的引诗翻译不准确.<语林趣话>对"齿"的解释有一处失误和一处不足失误在于认为"齿"字"本义是门牙,泛指牙齿",不足在于没有对"牙"、"齿"二字的异义进行分析.文章结合古籍和实际语言材料,对上述的失误和不足分别进行了辨析和补充.     

基于语料库的英汉语本体隐喻比较研究——以“WIDE”和“宽”为研究个案

本文基于LOB英语语料库和北大中文CLL汉语语料库,以"WIDE"和"宽"为个案讨论了英、汉语本体隐喻的异同。结果发现:英语本体隐喻表现出较为丰富的可搭配性范畴,而汉语则较为狭窄;就研究个案而言,在本体隐喻方面英语没有汉语的隐喻化程度高,这标识了本体隐喻在英汉两种语言中的不同进路。     

“中国晋商兴盛”与“美国股市信任危机”的原因及启示

制度是社会信任的基础。制度包括内在制度和外在制度,二者缺一不可,尤应重视内在制度。"中国晋商兴盛"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它强劲的内在制度以及以它为基础的"内在制度型"社会信任,而当今"美国股市信任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恰正在于内在制度的缺失。这两大历史事件留给我们深刻的经验和教训。     

“花”的隐喻研究

从认知语义的角度以概念隐喻理论中的实体隐喻为理论参照,对比分析“花”在汉语中,古今隐喻意义的变化及“花”在现代英、汉语中隐喻意义的异同,笔者发现现代汉语中“花”的隐喻词项大大增加了,一些隐喻词词义发生了改变,“花”作为始源域的映射范围越来越广。英、汉民族在认知上义词“花”上有相同点,在感知其下义词上有很大的差异,这与各民族的语言、思维和文化传统有关。     

孔子说“愚”

汉代以来,学界对<论语·公冶长>第21章中宁武子之"愚"的理解,大致可分为"佯愚论"和"真愚论"两大类.正确理解此"愚"字的内涵,是正确理解孔子思想的一个关键.综观<论语>中,孔子六次以"愚"论人的事例,"愚"有三层内涵:一是不知权变之真愚;二是权诈;三是权变.宁武子之"愚"属第三种.孔子对宁武子之"愚"的赞美,体现了孔子的经权观,这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     

也谈《儒林外史》的悲剧意义

《儒林外史》在中国小说史上独居一席。其以独具个性的笔墨体现了中国文人灵魂深处自觉的责任感和心灵的感悟，富有浓厚传统文化色彩的悲剧意识。     

超越"个体伦理政治"与"制度伦理政治"的逻辑

“个体伦理政治”、“制度伦理政治”是政治伦理的两大基本类型。其中,任何一种类型在政治伦理的历史展开中都具有其发生学意义上的合理性和局限性,但都必须扬弃与超越。本文主要从五个层面具体地分析了两类不同的政治伦理之别,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立足于“制度伦理政治”,彻底摈弃“个体伦理政治”的思维,贯彻“制度伦理政治”优先的根本原则,同时又吸收“个体伦理政治”中强调个体道德修造的合理之资源。惟有如此,社会主义政治伦理的成长才具有坚实的现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