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和谐社会司法公正

和谐社会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属性,其理念具有丰富内涵,深刻影响着国家治理方式,也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法治是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是和谐社会构建的前提。没有法治的社会不可能是和谐的社会。而法治社会的实现又离不开司法权力的公正行使。司法的公正恰是司法的灵魂。所以,和谐社会对司法公正的要求是内生的,司法公正是和谐社会构建的应有之义。和谐社会是利益多元的社会,其社会主体的利益诉求亦是多元的。司法公正则能消解不同社会主体利益诉求的纷争,达致多元利益诉求的共存,这无疑使得司法公正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显得尤为重要。     

社会转型期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的中国问题解析

在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特定背景下,由于理念的不清晰和制度的滞后,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之间存在的张力,具体表现为新闻自由对司法公正具有影响力,司法权力对新闻自由有压制力,这样的张力影响了二者本应具备的和谐共赢的关系。而二者之间的和谐共赢,对舆论监督和司法公正力量的高效发挥,具有基础作用,十分重要。应当从新闻媒体的自律、司法权力的依法行使,以及必要情形下司法权的容忍与让步等几个方面的强化,实现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互相促进共赢的目标。     

论市民社会与中国法治之路

从法学的视角看,现代市民社会的形成过程,其实就是私法理念的实现和宪政精神的诞生过程,就是私法文化和宪政文化的孕育成熟过程,同时也是社会生活的法治化过程.从宪政和法治的视角讲,所谓市民社会就是与国家的公域相对峙的、主要由私法体系维系其自由和秩序的并呈自发态势的私人自治领域.法治的真谛在于熔铸和弘扬一种以市民社会的私权利为内核并融入民族文化传统的私法精神和宪政理念.市民社会是中国步入法治社会不可逾越的必由之路.     

审级制度与司法公正

近年来法院判决的公正性不断遭受质疑 ,进入再审程序的民事、经济案件越来越多 ,两审终审制名存实亡。为保证司法公正的实现 ,学术界提出了三审终审制的主张。无论两审终审制 ,还是三审终审制 ,解决司法腐败问题才是实现司法公正的途径。     

中国法治与中国改革的社会动力

新中国60年可以对半开为两阶段国史：前30年多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法治、不断折腾的历史；后30年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进入法治初级阶段的历史：30年的改革成果，不能仅看重经济发展以及立法、司法等法制建设的硬实力方面；更应正视正在发育成长的社会软实力，那就是经过30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社会实践的潜移默化作用，公民、社会组织的权利意识、法治意识日渐强化，突出表现在近年来此起彼伏的人民维权活动。明智的执政者应尊重和发挥良性的民间组织的潜力，善于引导公民和社会组织及其自主自治的社会权力，协助政府治理国家和社会，实行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的共治。这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法治、防治权力腐败的一条新路径，也是当今知识界、法学界的志士仁人研究和实践的重心。     

谈司法公正应注意的问题及改正

司法是由专门享有司法权的机构所从事的执法活动 ,司法权仅指人民法院的审判权。要获得司法的公正 ,前提条件是必须要有司法的独立尤其是法官的独立。实践中应坚持以现行法律为标准来评价司法公正 ,而不能用对与错的是非标准来评价。探讨司法公正而不作上述的界定 ,则难免见仁见智 ,反而破坏公正。     

司法公正与法官文化

司法公正是法官文化的理性内涵 ,法官文化的构建是实现司法公正的价值根基。本文从法官文化的界定、反思、澄清与重建四个方面提出了以构建现代法官文化为我国司法改革最高路径标准的若干纲要性设想     

论中国社会工作伦理与法治秩序的构建

法律和社会伦理是社会工作组织及社会工作者必须遵守的两种行为准则。社会工作实践中,人们高度重视社会伦理,却忽视了社会工作法律。为了更好地促进社会工作健康有序发展,社会工作法治秩序的建构不可忽视,同时也存在着现实障碍,要从社会工作者及服务对象法律信仰的建构、法律意识的重塑、社会工作法律资源的补给和法治秩序与社会伦理的整合着手,构建符合中国社会工作现实情况的现代法治秩序。     

影响中国法治建设的外在因素

20世纪末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依法治国”的基本治国方略被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这是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也是中国建设法治国家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在 2 1世纪的中国 ,尽管法治的道路是漫长而艰辛的 ,但“依法治国”的信念却是不能动摇的。如何从各方面加速法治的进程 ?如何处理法治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本刊特邀六位法学界的知名学者 ,就这一问题进行讨论。公丕祥认为 ,应该凭借自身基于本民族需要和条件的创造性行动来创设现代司法文化与制度。徐显明认为 ,2 1世纪中国法治的发展 ,将取决于我国平等权、财产权、自由权、生存权、发展权这五大权利群的整体进步与发展。卓泽渊认为 ,改革与发展、冲突与互动、和平与稳定将是影响中国法治乃至整个社会发展的重要外在因素。徐祥民认为 ,在当下中国 ,选择的法治只有经过一个演进的过程、尤其是宪法的良性运行和公民法律文化的建设 ,才能成为稳定的、良好的法治。温晓莉认为 ,实现现代法治价值 ,建立一个符合法治精神的宪法制度框架 ,并在充分肯定法治的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 ,将法治与德治、制度建设与道德建设很好地结合起来 ,是 2 1世纪中国法治建设的主题。赵正群认为 ,公民的得知权及与其相应的政府说明义务构成了政务公开政策的法理基础     

论地方立法的真善美及其实现

真善美是地方立法追求的最高境界.求真在于实现地方立法的科学性,它要求实现由经验立法向科学立法转变,强化调查研究的制度设计和程序安排,并将调查研究贯穿于立法的全过程.求善在于实现地方立法的公正性,包括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而立法程序的公正性务求公开、透明与公众的参与.地方立法之美是在真与善的基础上呈现给人们的形式的美感性,包括文本的结构美与语言美,前者以精细为美,后者以精确为美.     

21世纪中国法治建设的主题

20世纪末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依法治国”的基本治国方略被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这是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也是中国建设法治国家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在 2 1世纪的中国 ,尽管法治的道路是漫长而艰辛的 ,但“依法治国”的信念却是不能动摇的。如何从各方面加速法治的进程 ?如何处理法治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本刊特邀六位法学界的知名学者 ,就这一问题进行讨论。公丕祥认为 ,应该凭借自身基于本民族需要和条件的创造性行动来创设现代司法文化与制度。徐显明认为 ,2 1世纪中国法治的发展 ,将取决于我国平等权、财产权、自由权、生存权、发展权这五大权利群的整体进步与发展。卓泽渊认为 ,改革与发展、冲突与互动、和平与稳定将是影响中国法治乃至整个社会发展的重要外在因素。徐祥民认为 ,在当下中国 ,选择的法治只有经过一个演进的过程、尤其是宪法的良性运行和公民法律文化的建设 ,才能成为稳定的、良好的法治。温晓莉认为 ,实现现代法治价值 ,建立一个符合法治精神的宪法制度框架 ,并在充分肯定法治的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 ,将法治与德治、制度建设与道德建设很好地结合起来 ,是 2 1世纪中国法治建设的主题。赵正群认为 ,公民的得知权及与其相应的政府说明义务构成了政务公开政策的法理基础     

论当代中国六大法治主题的形成、逻辑和价值

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是伴随着民主政治诉求、市场经济转型、政府改革、执政党建设、社会建设以及文化强国的战略而一同向前推进的.在这一进程中,法治开始与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政府、执政党、民生、文化深度结合,由此形成了民主法治、法治经济、法治政府、依法执政、民生法治、法治文化六大法治主题.六大法治主题的形成与演变体现了当代中国法治发展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整体性逻辑,表明当代中国重要的社会关系已被纳入法治轨道.这六大主题是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着力点.     

法官检察官任职的业务素质标准:司法公正的基石

业务素质标准是把握业务素质的关口,提高司法队伍的业务素质关键在于提高司法队伍职业准入的业务素质标准。法官、检察官是司法的主体,实现司法公正,其核心内容是提高法官、检察官任职的业务素质标准。中国在规定法官、检察官业务素质标准上存在法律专业知识要求偏低、法律职业经验重视不够、独立录用考试制度缺失、司法领导任职规定不细等缺陷与不足。实现司法公正,必须提高法官、检察官任职的业务素质标准,从而从源头上把好司法者的“业务素质关”。     

论催生法治社会的社会权力引擎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全面依法治国的决定将法治社会建设提高到与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建设一体建设的地位,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十三五规划的建议中指出要加快建设法治经济和法治社会,把经济社会发展纳入法治轨道,法治社会建设备受关注。法治社会的主旨是社会领域的依法自主治理,法治社会建设主要应由社会权力来推进,社会权力是催生法治社会的主要动力引擎,社会权力的健康成长和机制运行是法治社会建设的内生动力和关键因素。要认真对待中国法治现代化建设就要认真对待法治社会建设,要认真对待法治社会建设就必须认真对待社会权力的引擎作用。     

论乡土文化的规范功能及乡土社会法治的实现

乡土社会是以乡土文化为特质的特殊社会结构类型。乡土文化具有与现代法治类似的泛化权利义务功能、制裁功能、强制功能、秩序功能等规范功能。随着现代性因素的嵌入,乡土文化发挥规范功能的前提和条件即社会稳定与传统信任发生了改变,这为乡土社会法治的实现提供了重要契机。现有乡土社会法治建设理论主要集中于以民间法为主导和以国家法为主导两条路径,以及国家整合与乡土社会变迁互向刺激-调适的第三条路径。第三条路径指明了发展方向,但未提供法治建设的合理举措,需要与新型信任体系、发达的社会分工、契约型乡土社会构建相匹配,才能为乡土社会法治的实现铺平道路。     

坚持"司法公正与效率"完善刑事诉讼制度

“司法公正与效率”已成为 2 1世纪我国司法改革的主题 ,正确理解和认识“司法公正与效率”及其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关系的内涵是实践完善刑事诉讼制度的前提条件或重要的指导思想 ;坚持“司法公正与效率”必须实行相关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 ,如确立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权和被指控人享有的沉默权、建立证据开示制度和系列证据规则、形成保障合议庭和法官独立审理案件的机制 ,以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     

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当代中国法治发展的主导作用

中国的法治发展不能脱离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客观规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思想是基于对社会存在的客观分析而形成的科学的意识形态,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当代中国法治发展具有直接的主导作用,这种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法治发展的合法性源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其二,中国共产党通过意识形态领导中国的法治发展;其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塑造了当代中国法治发展的自主品格.     

中国社会现代性转型期解决群体性事件的思维进路——从法治秩序到法治文化

在中国社会现代性转型期,传统性与现代性在价值领域持续对立冲突,而这种价值冲突也传递至社会制度领域,造成了现代性制度完整性的缺失与功能的弱化.社会制度定位摇摆与功能弱化,导致了社会秩序的混乱与社会构架的畸形发展,群体性事件由此产生.化解群体性事件的关键在于构建有效的法治秩序,而确保法治秩序有效性的思想、价值前提就在于法治文化的弘扬.弘扬法治文化为现代性价值的凝聚与成长创造了可能,也决定了法治秩序的自然生成,从而为法治秩序提供内在的价值支撑,进而实现法治秩序对群体性事件的有效化解.     

中国环境法治的理念更新与实践转向——以从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转型为视角

从传统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的转型不仅意味着社会运作方式的转变,更意味着人们生活方式与生活态度的转变.这种转变既使传统社会的环境法治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和困境,同时也为环境法治理念的更新与实践转向提供了契机.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中国环境法也要在立法理论与实践方式上实现自觉地更新与转换,具体应包括:提升环境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把预防作为环境法首要的调整方式;强调国际合作在环境法治中的作用.     

法治社会与法治国家问题研究

从人类文明的形态上,国家与社会一直是人类创造并生存于其间的两个最基本的组织体,从法律意义上说,它们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价值导向。法治的其本形态就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宗法模式,与社会决定国家的民主模式。法治的真正基础与源泉是社会而不是国家。现代法治是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的统一。在当代中国,建构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主义法治模式是最可行亦是最有效的。目前,在法治建设中应确立私法优位理念、社会优位理念和权利优位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