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建共治共享:新时代推进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三维逻辑

共建共治共享是我国的根本社会治理制度,它伴生于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发展历程,体现出明显的合作性要求和公共性特征。国家以根本制度的形式将共建共治共享固化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发展思路。共建共治共享包含分析、化解社会治理领域问题的三维逻辑:共建位于社会治理的主体维度,以社会治理体制现代化回答了“社会治理依靠谁”;共治位于社会治理的路径维度,以社会治理方式现代化回答了“社会治理怎么办”;共享位于社会治理的价值维度,以建立社会治理共同体回答了“社会治理为了谁”。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减贫治理的中国方案与实践路径

近年来,随着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实施及中国千年绝对贫困的消除,全球减贫事业进入新阶段。但世纪疫情、地区冲突、气候变化等因素交织叠加导致全球减贫治理陷入多重困境。具体表现在：动力维度上,全球发展受阻导致减贫动力不足和赤字增长;制度维度上,新矛盾新挑战凸显边际效益递减下的“贫穷陷阱”和减贫机制失灵;空间维度上,社会动荡和信任赤字交织加剧全球减贫治理风险。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中国向世界提供的新型治理观,为全球减贫实践提供了更具时代性与世界性的思想支撑和实践蓝图。据此,中国应进一步深化全球减贫脱贫合作,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以凝聚减贫合力,积极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以革新减贫机制,引领共建“一带一路”平台以打造减贫责任共同体,从而推动全球减贫治理走出困境并向纵深发展。     

共同富裕治理的科学内涵与基本要素

共同富裕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次实践,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紧迫任务,也对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从治理角度深入理解共同富裕的内涵,明晰共同富裕治理的构成要素,才有可能找到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现实路径。研究认为,善治是共同富裕治理追求的目标,也是衡量共同富裕治理的标准,内含着共建、共治、共享的意蕴;共同富裕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客体复杂化、治理方式多样化、治理过程制度化以及治理评价综合化的客观现实,决定了共同富裕需要在共建共治共享的基础上处理好上述各治理要素间的有效连接与良性互动;深入分析共同富裕治理5个要素及其特征可知,人民至上是共同富裕治理的基本遵循,这决定了共同富裕治理需要构建共同富裕治理共同体,通过党建引领、载体创新、数字赋能增强共同富裕治理主体能力。研究表明,面对现代社会的一系列风险,需要以治理思维应对实现共同富裕面临的各类问题与挑战,走向合作共治是未来共同富裕治理面临的现实而必要的选择。     

乡村治理变迁下的农村社会组织

回顾乡村治理结构变化的历史过程,农村社会结构以及不同治理主体间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多中心乡村治理格局正在成为目前中国农村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主要方式。农村社会组织作为治理活动中的重要主体,在协调不同治理主体关系、实现村民利益有效表达、推动农村社区民主意识形成等方面发挥着关键性作用。由于自然嵌入农村社会结构,农村社会组织通过组织运作实现了不同治理主体的广泛参与,这与目前乡村多中心治理格局目标相得益彰。乡村治理过程显然需要组织运作机制与传统村民自治机制有机结合。因此,农村社会组织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并与农村党组织、村民自治组织、村民个体等治理主体相互合作协商是解决目前农村社会治理困境的主要出路。     

多中心治理理论视角下乡村文化治理

乡村文化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需要多元主体积极参与其中。多中心治理理论,打开了乡村文化治理的新视角,并与乡村文化治理具有高度契合性。当前,乡村文化治理面临着基层政府“行政主导”模式突出、社会组织和农民参与性不强、专业人才短缺等现实困境。在多中心治理理论指导下,提出基层政府应搭建乡村文化治理的整体性框架;社会组织则对接政府扶持,协调乡村文化治理;农民应发挥主体性,积极参与乡村文化治理;企业竞争性参与,发展乡村文化产业。通过多方参与的多中心合作治理模式,破除乡村文化治理难题。     

整体性治理视角下农村环境治理模式的发展路径探析

农村环境治理是贯彻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议题。当前,我国农村环境治理以行政型治理、市场型治理与社区型治理三种模式共融交织为发展态势,在实践中,这种多元的治理模式缺少协调性与统一性的治理逻辑,呈现出政策支持不足、资源禀赋不足、社会资本整合不足与价值目标异化等碎片化问题。为此,结合整体性治理理论注重协同、整合与信任机制建设的治理思路,调度当前农村环境治理模式中的有益要素,整合农村环境治理的政策目标,优化科层主体的组织功能与促进公众参与,进而降低治理协商成本、提升科层治理效率、加强农村社群信任与推动治理的公私合作,是推进农村环境治理模式革新的理想进路。具体来说未来应从四个方面入手：在目标维度上,建立价值协同机制与诱导动员机制,凝聚农村主体价值目标;在组织维度上,优化政策供给靶向,推动跨界联动式治理;在市场维度上,健全农村环境治理市场体系,通过市场杠杆来配置农村环境要素与资源;在社会维度上,整合农村新型社会资本,培育农村主体参与环境治理的内生动力。     

人口流动背景下的村庄治理困境——基于关中Y区的调研

农村人口流动给乡村社会带来机遇的同时,也使村庄治理出现了许多始料未及的新问题。以关中平原的村庄为例,探讨人口流动背景下,村庄治理的困境;以村庄治理的主体、村庄治理的客体以及治理的过程为载体,分析了人口流动背景下村庄治理的具体困境,并提出了一些具体思考。     

“共建共治共享”视角下 江苏省大运河文化带治理创新的困境与对策

江苏是我国大运河文化带战略行动的关键组成部分,有必要将大运河文化带的建设与“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相结合,将“合作”的理念融入大运河文化带的治理及创新中。在深刻把握“共建共治共享”内涵的基础上,从保护和开发治理两大维度对江苏省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现状进行深刻解析,发现目前江苏省大运河文化带建设面临诸多问题,包括多头治理条块分割,保护及利用矛盾不断;沿线发展步调不一,开发同质化问题严重;地方以经济发展为导向,导致运河资源过度化开发;公共参与机制不足,缺乏多元主体合作平台。面对上述问题,亟须搭建协作平台,以新技术引领治理创新;激发多方参与,建立网络化的治理体系;分设城市功能区,形成特色地理标志;形成区域联动,推动区域平衡发展;加大文化宣传,发展特色文化产业。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社会组织参与重大疫情治理研究

社会组织作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在新冠肺炎疫情治理中发挥着整合社会资源、引导正面社会舆论、培育健康社会心态等重要作用。同时,社会组织在疫情治理中也面临着自身发展能力不足、缺乏系统化的制度机制体制、社会监督与反馈明显弱化、合作平台建设方式单一等诸多现实困境。而需要基于明确价值定位、优化制度环境、创新治理方式、积极借鉴经验等维度提升社会组织治理效能,以实现科学治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基于社会治理理论下群众性体育赛事治理的问题与出路

群众性体育赛事治理关乎体育强国和健康中国战略目标的实现,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新时代群众性体育赛事治理,必须要坚持社会治理理论,梳理赛事治理面临的困境,以社会治理创新为视角,充分激发多元主体治理活力,明确界定不同主体职责权限,满足不同治理主体的诉求,构建共建共享的赛事治理格局.     

从运动式治理到常态治理:基层社会治理转型的中国实践

运动式治理逐渐成为社会转型中社会治理实践的重要分析范式,转型中国秩序重建中的运动式治理的制度环境与实践机制体现为压力型体制下的层级协同机制、锦标赛体制下的政治动员机制、科层官僚制下的行政吸纳机制。社会转型语境中运动式治理困境体现为“运动式”治理与“科层制”实践的“内卷化”困境、运动式治理行动中的“政策变通”与“共谋行为”以及运动式治理中基于“治理政绩”取向的“治理剧场化”与“剧场政治”困境。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变迁的中国经验逻辑及其现代转型体现了从运动式治理到常态治理、运动式治理到科层运作的双轨协同、多元主体共治下的参与式治理以及行动者互动场域中的基层网络治理转向。     

从“内生治理”到“事件治理”：土地调整逻辑的变迁

以一个传统农业型村庄为个案,从治理的视角,讨论土地调整逻辑的变迁。20世纪80—90年代的土地调整主要通过具有村社理性的土地共识和组织基础实现村庄土地的动态流动,是村庄内生性的治理。税费改革后,以个体化、市场化为取向的三农政策的落地使得村庄内部土地利益分化,村庄治理失效,因而形成难以克服的调整困境。由于村庄难以实现土地利益平衡,村民通过事件化的策略行动向基层政府施压,基层政府不得不以事件治理的方式实现土地调整。事件治理型土地调整是基层政府治理资源和治理原则双重缺乏的权宜结果。土地调整的变迁显示了当下农村政策的推行中,如果只注重国家力量,而不充分考虑村庄内生的治理逻辑,将会导致层出不穷的基层治理问题。     

协商治理:农村自治转型之路

协商治理是一种以较低的成本实现较好治理效果的治理方式。乡村振兴背景下,村民多元化的利益偏好冲突很难整合,农村利益冲突更加复杂,农村治理陷入困境。搭建利益整合平台是农村治理转型的关键。充分利用协商机制对农村社会进行治理是影响农村发展的关键。新时代的协商治理呈现治理单元微小化、治理内容细碎化、治理手段灵活化等特点。作为一种治理手段,协商治理有自身的限度,需要在实践中加以优化,以促进协商治理在农村生根发芽。     

走向文化治理:乡村治理的新转向

伴随着市场因素的渗入,现代性的社会图景突破了传统村落社区的边界,乡村地域的社会结构、文化观念、价值准则均发生了巨大转型,解构了原本传统的乡土文化,亦间接地削弱了村民对乡村社会的文化理解力和价值认同感,乡村文化治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由此凸显。在乡村社会的现代性转型进程中,村民个体与村落社区的社会关联发生了根本性变革:村民个体参与社会互动的公共空间萎缩,私人生活领域扩展,社会成员对村落公共事件的关注大大削减。正确把握乡土文化对村落地域变迁的意义,重新整合乡土公共精神,对进一步深化乡村治理尤其是文化治理研究极富重大意蕴。     

走向文化治理：乡村治理的新转向

教育扶贫的作用机制是指教育扶贫作为制度规范或措施以及相应的制度体系或结构对相关客体(贫困群体、贫困群体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产生的影响及影响程度,并随着时间的变化产生互动关系。教育扶贫在逻辑趋向上是在其理论愿景和现实图景映射下政策逻辑与实践逻辑的统一,亦是围绕“教育属性”和“贫困属性”两条主线形成教育扶贫切实可行的逻辑合力。教育扶贫作用机制的发挥需以聚合地方性和全球性力量为核心载体,以重塑“知识资本”为预设目标,以注重“文化自觉”为指引方向,以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为技术支撑。在新的历史时期,教育扶贫需要从优化战略定位、识别扶贫对象、保障资本投入、提升文化能力和助力全球减贫五个维度构建教育扶贫作用机制的新路径。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

法律与道德是社会调整体系中紧密联系的两类社会规范 ,又是治理国家、规范行为的不同方法。只有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二者并重 ,才能营造安定团结、持续发展的社会氛围 ,把国家治理好。     

融合型治理:县域城镇化何以助推基层治理有效

基层治理有效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目标,有赖于对基层社会和民众的多元化需求的及时回应与满足。当前,基层治理大多聚焦于治理资源的整合,而对于治理资源如何转化为治理效能的过程和机理则关注不够,在实践层面也忽视了不同单元、类型和需求下基层治理的差异性和非均衡性。县域城镇化与基层治理在场域、过程和目标上具有耦合性,县域城镇化助推基层治理的关键在于,以要素整合为基础实现资源要素与治理需求有效对接,平衡治理场域内的供需关系,以实现治理资源向治理效能的转化。从供需关系的视角出发,重点关注治理资源向治理效能转化的过程与机制,构建“资源整合-供需平衡-治理有效”的融合型治理分析框架,探析县域城镇化助推基层治理有效的实践路径和运行逻辑。四川省邛崃市的实践表明,借助治理要素、治理单元、治理路径和治理效能的有机融合,融合型治理能推动“供需对接-供需适配-供需调节-供需平衡”的供需关系转换,力求实现基层均衡型善治,为县域内不同治理单元撬动城乡发展资源、促进城乡融合、助推基层治理提供支撑。为此,未来要进一步细化县域城镇化进程中基层单元的类型,挖掘基层治理资源与要素,拓展县域城镇化与基层治理的链接方式,不断推动县域城镇化与基层治理的契合和互促。     

公司内部治理及其外部化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推进以及中国各经济领域逐步对外开放 ,中国公司治理结构的弊端日显突出 ,文章首先从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主体谈起 ,继而谈到公司内部治理 ,最后论述公司内部治理可以通过公司外部治理顺利完成而得到解决。     

整体性治理在国家治理中的适用性分析：一个文献综述

整体性治理强调政府部门之间、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协同与整合机制的综合运用,实现治理主体协同合作,为公众提供无缝隙公共服务。通过对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文献进行回顾及总结,整体性治理运作机制可归纳为协同信任机制和责任监督机制两种类型。就整体性治理的效用而言,它为治理路径优化提供了一种整体性思维,为治理绩效评估提供了一种整体性框架,为治理风险规避提供了一种整体性工具。我们需要借鉴与运用整体性治理范式,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在治理主体、治理机制、治理方式等方面的转型。     

疫情管理中的模糊治理:不确定性风险的治理逻辑

新冠疫情的全球爆发,使人们更加意识到公共卫生危机仍然是当代社会的治理挑战。在一个相互联系的社会中,传染疾病造成的公共卫生危机强化了风险治理的复杂性。公共行政视角下公共卫生危机治理需要在整合多学科知识的同时发展一种“模糊治理”理念。首先,模糊治理是针对模糊议题的治理,需要在不确定性中实现系统的风险评估,测算危机所有可能的负面效应与潜在威胁。其次,模糊治理是打破行政边界的治理,需要打破科层制的上下边界与机制流程,整合组织能力、实现信息流通。最后,模糊治理是突破地理界限的治理,需要整合宏观调控与微观灵活,提升区域联动能力,消弭流动社会对危机的扩大,增强制度信任。模糊治理概念为创新风险治理机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