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历史嬗变与现实审思

农村互助养老模式源远流长,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根据互助养老的组织主体,我国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发展可以分为宗族互助养老、集体互助养老、社区互助养老三个阶段。从周代到新中国成立以前,是以家族组织为依托的宗族互助养老阶段;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以前,是以农村集体组织为支撑的集体互助养老阶段;改革开放以来,是以农村社区为依托的社区互助养老阶段。在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历史嬗变过程中,经济、文化、家庭等始终是支撑其持续发展的“不变” 因素,而组织载体则是推动其历史演变的“可变”因素。以家庭为基础、社区为依托的社区互助养老模式,将是解决当前农村养老困境的可行选择。     

农村社区互助养老的组织基础研究

以老年助餐实践案例为基础,讨论外生型农村社区互助养老实践的特征和困境,内生型互助养老实践的组织机制,以及发展低成本农村社区互助养老要处理的两组辩证关系。研究发现,政府主导型农村社区互助养老实践因其标准化运营,导致对互助优势的消解;市场供给型互助养老实践使村级组织的动员能力难以得到发挥。对比而言,由村庄自组织发起的内生型村庄互助养老实践,一方面,通过最大限度地调用村庄内部资源,使互助养老得以低成本地运转;另一方面,在对村民志愿者的动员和组织基础上,通过公共监督和村内信任关系来控制为老服务的风险。这种实践在推动互助养老的过程中,也推动了对留守村民的组织。     

农村幸福院互助养老困境与转型

当前,农村幸福院互助养老面临历史实践积累少、集体共识建构难、合作信任维系难、组织依托建设难、老人素质保证难、质效提升保障难等多重困境,这些问题仅靠制度建设难以解决。面对家庭养老弱化和机构养老认可度低的形势,应积极推动农村幸福院互助养老向以多主体融合为基础的多功能、专业化、立体式、普惠型社区综合性养老转变。为此,一方面要积极推进农村幸福院机构化、平台化、社区化和合作化建设;另一方面要完善多主体融合性和合作性参与的政策保障体系,即确立以社区养老为本的顶层设计,实施以福利偏向为主市场为辅的社区养老政策,建立以社区居民为主的自治型社区养老队伍,确保农村社区养老机构管理与服务的自治性,提升家庭在农村社区养老服务中的供给能力和农村老人对社会化养老服务的支付能力,实施农村社区养老智能化与网络化发展工程等。     

多视角解构西部农村居家型互助养老服务——基于陕西省留旗营村的个案分析

本文通过对陕西省勉县留旗营村的实地调研,从多个视角分析了留旗营村居家型互助养老的服务体系、构建基础和比较优势。从社区照顾视角来看,该村的养老服务体系包括服务组织、服务对象、服务提供和服务评估四个部分;从乡土社会视角来看,该村的养老服务体系有其建立的社会基础、组织基础、文化基础和经济基础;从比较优势来看,该村的养老服务在构建模式、服务机制以及服务目的与理念上均有优势。社区互助养老服务是当前政府倡导的农村养老模式,留旗营村的居家型养老服务模式,是应对人口老龄化与养老问题的有益探索,未来需要在资金保障、社工机构建设和服务人才培养上进一步完善。     

需要与互惠:农村互助养老的实践与经验——以粤赣结合部H村为例

伴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和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加快,农村空心化的现象不断加剧。以家庭为单位的传统养老模式已经不能有效回应当下农村日益严峻的养老问题,互助养老作为一种新的养老方式开始付诸实践。研究显示:农村地区的熟人社会、独特的经济方式以及传统乡土文化为互助养老实践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农村老年人的基本需要是互助养老实践的出发点,各主体之间的互惠是维持互助养老模式的重要机制。     

我国发展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问题与对策——以西安市社区老年餐桌为例

中国缺乏开展居家养老服务的实践经验,而居家养老与家庭养老、机构养老相比,具有成本低、老年人认同感强的特点;西安市开展以老年餐桌作为居家养老服务的试点项目,以期为开展其他居家养老服务积累经验;通过对西安市老年餐桌的实地调查发现:老年餐桌在运行过程中存在运用市场方式不恰当、社会自治组织不发达、政府支持和监管不力等问题;并对中国发展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提出三点建议:采取恰当方式、遵循市场原则,发展社会自治组织、充分发挥协调作用,政府理性支持、完善基础设施.     

乡镇互助养老实践的法社会学考察 ——以菜园镇为例

在人口老龄化时代,养老问题日益凸显,互助养老成为化解老龄化问题的重要模式,这一模式对改变消极养老观、实现积极老龄化具有重要的社会实践价值。基于法社会学视角,考察了菜园镇互助养老实践中的组织形式、活动类型、信仰纽带等,认为要实现互助养老的可持续性发展,需要政府及时填补法规、政策的空白,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养老服务,共同为老人参与社会活动、建立和谐人际交往、实现自我价值提供不可或缺的法律支持和社会辅助。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模式探析——以武汉市为例

面对人口老龄化的严峻形势,我国政府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提出居家养老和居家养老服务。武汉市政府立足于本市老年人养老的具体需求,大胆探索出一种颇具人性化、多元化和操作性强、可持续发展的居家养老服务模式,既可弥补家庭养老和机构养老之不足,又纠正了在养老社会化过程中过度商业化和市场化的缺陷,能够很好地解决该市老年人居家养老问题。     

农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长效发展机制研究——以山西省为例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以其独特的优势得到我国政府及社会各界的认可,成为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难题,提供社会化养老服务的基本依托。基于统筹城乡均衡发展的理论和要求,部分地区逐步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向农村推进。作为中部地区的山西省近年来开始了该项服务在农村的试点。将以山西省为例,根据农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开展现状,分析影响其发展的主要障碍,最后结合实际从经费保障机制、宣传引导机制、组织监督机制、参与激励机制四个方面探索建立适合农村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长效发展机制,促使其更好地在农村推广。     

西部农村养老保障的现状及模式构建

对中国西部农村的养老现状进行了考察,认为西部农村老龄化程度严重,老年人生活状况不容乐观,同时家庭养老的传统模式受到挑战;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西部农村养老困境的成因:主要受地区经济落后的制约,传统文化、民族宗教文化的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失,以及农村基层组织功能弱化,公共空间狭窄,社会支持不足等因素的影响。提出多支柱养老保障模式是西部农村养老保障值得考虑的选择。     

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模式的发展困境及对策

随着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加快,我国城市老年人的养老问题日益突出。家庭结构小型化使家庭养老功能逐渐弱化,而社会养老模式存在许多弊端,社会认可度不高,入住率比较低。居家社区养老作为一种新型养老模式既保留了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模式的优势,又引入新的社会力量的参与,因此符合我国的国情。但目前社区居家养老模式的发展面临一定的困境,需通过明确政府职责、完善相关的制度、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提高护理人员的素质等措施促进其发展。     

社区营造视角下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以福建平潭北港村为例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下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是乡村旅游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社区营造在于激发乡村社区主体活力和内生动力,促进社区价值的实现和社区福祉的提升。应用社区营造解决乡村旅游发展中社区行动主体不到位、社区参与不充分、社区增权不均衡等问题,拓展乡村旅游内容的深度和厚度,形成优选社区参与的乡村旅游发展新模式与新机制,完善基于互益共同体的旅游社区治理体系,打造内引外聚的乡村旅游内容创新平台等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可行性路径。     

养老型乡村旅游社区可持续发展研究

为应对不断发展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我国已初步建立起以居家养老为基础、以社区养老为依托、以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养老体系,而且出现了以乡村旅游为载体的集旅游、健康、养老、养生等产业融合发展的蓬勃迹象。对长三角地区具有乡村旅游养老经历的城镇老年人的调查研究表明,在影响城镇老年人选择养老空间的诸多因素中,养老型乡村社区的基础配套设施建设情况是首要影响因素,社区自然与人文社会环境状况是基础性影响因素,社区旅游资源与休闲旅游产品是重要吸引性因素,老年人家庭生活条件是前提性因素,地方政策引导以及理念普及是催化性因素。因此,为了实现养老型乡村旅游社区的健康持续发展,应该着力加强乡村养老旅游社区基础配套设施建设,持续改善社区的自然与人文社会环境状况,不断丰富并完善养老旅游产品,持续创新体制机制以营造更加适宜老年人康养生活需要的宜居休闲氛围。     

自主治理：农村互助养老发展的模式选择

从“村庄本位”角度提出农村互助养老发展关键在于自主治理。美国“村庄”互助养老的本质特征就是“老年群体本位”自主治理,其通过“在地化养老”目标统领、自主组织引领、适应性规则供给、以老年人为基础的资源供给、全过程监督等保证互助养老福利的合作生产与有效供给。深化中国农村互助养老自主治理,需要树立人本主义与合作生产理念,建构以自治基础的合作治理体制,培育自主组织引领的参与式治理方式,完善资源保障、制度供给与多元互助的长效治理机制,从而形成内外协同、上下互动的“发展术”,保障农村互助养老发展的持续性与有效性。     

社区老年日间照料中心存在的问题与对策——以青海西宁市为例

社区老年日间照料是社区照顾的一种服务形式。通过对西宁市社区老年日间照料中心建设、服务情况所进行的实地调查,在分析照料中心功能较弱、服务项目较传统及老人享受照料较少等现状的基础上,初步提出了以老年人需求为基础,整合社区资源,降低运营成本,提供人性化、专业化照料服务的新思路。     

辽宁省养老保障地方财政支持能力研究

辽宁省作为国家养老保障改革试点,目前正面临着养老统筹收支缺口日益扩大的危机,需要财政作为最终支撑。本文通过分析辽宁省养老统筹和地方财政的现状与未来发展趋势,研究"统账"式养老保障供求平衡决定因素中财政支持的作用与能力,从而提出政策性建议,以推动社会保障试点工作的顺利进行,确保辽宁经济运行的健康与稳定。     

政府主导型农村互助养老：衍生逻辑·实践框架·路径取向

农村互助养老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养老模式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政府在这一过程担当了主要推动角色。目前学界对于政府主导型农村互助养老及其产生原因与实践框架缺乏深入系统的分析。政府主导型互助养老的衍生呈现出自身的逻辑理路,以X县的典型个案为例,在实践中表现为目标取向多维、主体多元参与、结构多层次的实践框架。为有效应对人口结构变化、家庭功能式微、社会经济转型等多重因素造成的农村养老困境,应科学界定政府在农村互助养老中的地位和作用,构建面向老年人需求的互助养老政策体系、加大政府主导型农村互助养老供给机制创新,丰富政府主导型互助养老的服务内容和方式。     

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生产的主体特征及模式选择

基于合作生产理论和社会参与理论,构建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生产主体特征及模式选择的理论分析框架,利用社会调查数据,通过潜在类别分析和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开展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参与不同类型互助养老服务生产的老年人在个体特征、意愿、能力、认知上存在群体特征差异,经济保障能力特征差异不明显。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生产模式可分为全面互助模式、生活-情感互助模式、日常-情感互助模式、低互助参与模式四类;与低互助参与模式相比,老年人对其他互助模式的选择受到个体、家庭、村庄和社会层面因素的影响。建议提高农村专业照护服务供给、重塑农村互助理念、降低互助养老可替代性、释放老年人互助养老积极性。     

基于Burchardt福利轮的独居老人社区照料供给分析——以山东省滨州市为例

以福利多元主义为视角,运用Burchardt福利轮作为分析框架,对山东省滨州市独居老人社区照料的供给情况进行分析,认为:日常生活照料主要来自"纯私营福利"下的家庭自给和市场供给;医疗保健主要来自公共、私人混合供给;精神慰藉主要来自私人、志愿、社区自治混合供给;应急援助主要来自尚嫌薄弱的服务领域。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行政性的单一主体秩序,政府、市场、家庭三方责任分担不均等体制性弊病。因此,需明确政府定位,培育多元服务主体,构建福利服务供给体系的多种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