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骚》首八句考释

本文对《离骚》的艺术特点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离骚》虽真实地反映了屈原的思想,却是通过典型化的艺术折光表现出来的。《离骚》的“吾”是受天之托从天而降的神胄。楚的宗神是祝融而不是高阳,《离骚》称“吾”是“帝高阳之苗裔”,乃是一种艺术虚构,其目的是为了渲染诗主人公“吾”的“内美”。同样,生辰、名、字等,也都不是作者生平的实录,而是出自艺术需要的创造。     

评《艺术对心理学的挑战》

S.B.萨拉逊在《艺术对心理学的挑战》一书中令人信服地论证说,“艺术表现和艺术发展的能力是普遍的”,但大部分人的“艺术活动在人生早期就被扼杀了”。创造性火花的熄灭有许多原因,萨拉逊对此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调查、思考和探索。萨拉逊对创造性冲动的普遍性的探索正失去意义:事实上,他最终思索了以下观点,即“一般观点如何迫使我们思考人是什么和人能成为什么”。萨拉逊的文体极其明晰,其论证清楚,描述直率。这不是一篇其目的主要是困惑同     

论行为的道德价值

传统伦理学认为,康德在对行为的道德价值进行判断时,主要依据该行为的准则是否符合道德的最高原则,并且该行为是否是出于义务动机而做出的.这种观点会导致对“有爱好或欲望在场的行为”的道德价值问题的错误判断.当某人出于有效而主要的道德动机,即义务动机而行为时,该行为是可以得到道德辩护的,其行为者在道德上也是合格的.出于义务而行为的行为者不仅具有环境和需要的独立性,也体现着康德的“自由”理念.     

论艺术生产中人和自然的“物质变换”

本文认为,艺术生产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依据皮亚杰的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建构理论去考察,艺术生产是由社会生活反映到艺术家头脑中“由外向内”和艺术家把思想感情表现出“由内向外”的同步逆向作用的过程。作者运用现代神经生理学、心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从更深的层次上证实了艺术生产是一个人和自然变换物质的同步逆向过程。这一过程除了发生在人脑第三机能联合区外,还发生在精神性艺术形象的物化阶段,发生在作家艺术家身上自然力运动的过程中。并指出:物化阶段是艺术生产必具的阶段,物化阶段是前一阶段的“物质变换”的延伸,艺术产品也是物质产品。     

《离骚》的开头、结尾与创作地点的关系

清人胡文英《屈骚指掌》在《离骚》题解中说:“《离骚》先述祖、父,中及其姊,末曰‘国无人’。玩其严整,应是初被疏放时回秭归故居所作。”虽胡氏所谓“初被疏放”及“回秭归故居”之说缺乏根据,但他意识到了《离骚》的开头、结尾与创作地点有关,却不能不说是卓识。我在《<离骚>的创作时地》一文中已论证了《离骚》作于怀王二十四、五年被放汉北之后的两三年中,具体说来当作于二十五年到二十七年之间。《抽思》中说的“江潭”,当     

第三产业的计划与市场

一、第三产业市场特点及其结构 第三产业市场的特点来源于其产品的特点。由于劳务的生产和销售往往是同时发生的,因此,第三产业产品(劳务)的特点同时也就构成第三产业市场的特点。 首先,第三产业的产品具有不可贮存性。我们知道,劳务就是经营活动中所说的服务,如客运服务、饮食服务、邮电服务、商业服务、咨询服务等。作为“活动”是不能贮存的。例如,一位顾客只有需要理发时才需要理发师为他提供理发这项活动,决不能把理发师的活动贮存起来,而长期不再请理发师理发。当然,也有少部分劳务生产的结果是物质产品,如作家写的书。画家画的画,它…     

论《天问》《桔颂》之题旨与来源——与三泽玲尔先生商榷

日本学者三泽玲尔先生在其所著《屈原问题考辨》一文(原载日本《八代学院大学纪要》第二十一号)中,对屈原的《天问》《桔颂》两篇作品阐述了如下见解:“古以色列《旧约》中的《约伯记》,在主题上和超越世俗的态度上都与《离骚》相同,它的主人公有热烈而虔诚的信仰,但在不断遭遇不幸时却开始怀疑和咒骂神明,结果,在宇宙创造的秘密问题上连续受到神的质问,他无言答对,终于又否定了自己,最后还是托神的恩惠才改变了命运。这一构思使我想起了《楚辞》中《离骚》之外的两篇诗,一篇题为《天问》,写的是宇宙创造的秘密和历史的质问,一篇题为《桔颂》,是对桔树的赞歌。也就是说,假设《离骚》与古代的迎春仪式有联系,歌咏正义之士的超越世俗的态度及其灵魂的苦难,并因此与《约伯记》有共同点,那么《天问》就很可能不是别的,而正是上帝对《离骚》主人公的告诫,因为他由于遭遇不幸而忘记了遵循天命。还可以考虑,如果认为《离骚》的主人公以此完全否定了自身,并从此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而托桔复活,则《桔颂》就是其复活的赞歌。”“另外,在     

试论人的价值实现与改革的关系

人的价值问题已经被许多同志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作了深刻地揭示和论证。但是,对于人的价值实现同改革的内在关系问题,却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仅就这一问题谈几点看法。 (一) 人的价值的特殊性在于人肩负着双重使命:即需求性和创造性。需求性侧重于人具有多种多样的程度不同的需要。西方学者马斯洛把人的需要概括为生理、安全、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等等,恩格斯也曾论述过人有生存、享受和发展的需要。这些都表现了人的需求性特征。因此,人的需要得到满足构成了人的价值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方面是人的基本价值。创造性是人区别于其它“物”的根本特性,在需要——动机——行为的链锁过程中,行为的有益效果就体现了人的创造性。人之所以有价值,关健在于人具有创造价值的价值。所以,所     

《离骚》题名古传二义考辨──从《楚辞章句》到《屈原列传》

论述《离骚》创作,最早见于司马迁文。《屈原传》先云:“王怒而疏屈平。屈平嫉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的思而作《离骚》。”既而《太史公自序》又说:“屈原放逐,著《离骚》。”《报任少卿书》亦同,“屈原放逐,乃赋《离骚》。”“疏”与“放逐”意念有别,司马迁修史应不至混淆,那么以上存在差异的两说又当如何认识?对此,论者常常围绕《离骚》的具体创作时地研讨,却较少关顾其题名含义自身。本文拟从问题的后一方面考察分析,试图说明《离骚》称谓其时流传二义,太史公两说之不同当可理解。 掠观齐梁以降,…     

论动机、效果及其在道德评价中的作用

伦理学要研究道德评价,不能不涉及动机与效果问题。人们对别人或被别人进行功过是非道德善恶的评价,也不可避免地遇到这个问题。那么,怎样正确地认识动机与效果以及道德评价的关系呢?在对一个人进行道德评价时,是以他的行为的动机还是以他行为的效果为根据呢?在历史上,对这个问题有两种不同的回答:一种是动机论,即认为应当以动机为道德评价的根据;一种是效果论,认为应当以效果作为道德评价的根据。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谈到文艺批评,文艺作品的好坏标准时,提出了动机与效果的统一论。但是,出于我们对毛泽东同志的论述的理解不同,运用不当,在理论和实践上仍不免引起一些新的混乱。“作品的好坏”是否等于“作品的     

“激励”浅论

所谓激励,就是激发人的动机,发掘人的内在潜力,开发人的能力。激励是利用人类需要本性促进人的思想和行为发展变化的一种手段。行为科学研究表明,在通常的情况下,一个人的能力与其实际的绩效并不完全一致,还受其动机的影响。而动机的强弱是由激励决定的。因此,当一个人的能力一定时,其绩效的大小,是由激励程度决定的。服从于公式:绩效=能力×动机(激励)。从此式可知,企业管理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激发职工的工作动机,有效地调动职工的积极性。本文拟从管理心理学的角度,结合管理工作中的实践,就目标导向激励,物质奖励激励和心理按摩激励问题,作一浅述。一、管理工作中的目标导向激励心理学研究表明,一个人有无明确的目标,行为的效果大不一样。目标对人的行为有引发、导向     

曹植笔下女性形象的文化意义

一“香草美人”与“闺怨思妇”是中国古代文人诗歌中以女性为描写对象的两个基本主题。然而这两者却有着本质的差异。“香草美人”自屈原之后大都重在写“美人”,大致又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以女性为追求对象,男子思慕渴求而不得美人一顾。这里的“美人”代表着某种理想或力量,如《离骚》中的求神女、宓妃、简狄、有虞之二姚。这种“求女”并非追求“爱情”,所以不能将其纳入“爱情诗”之中。另一种则是以美人为道德情操的体现者,多用于自比。如《离骚》中的“众女嫉余之娥眉兮,谣啄谓余以善淫”,此为自比于美人。在《离骚》中,不论美人是…     

论《离骚》人物性别的寓意问题──兼评游国恩先生的“楚辞女性中心说”

关于《楚辞》人物形象的喻意问题,游国恩先生说:“屈原楚辞中最重要的‘比兴’材料是‘女人’,而这女人是象征他自己,……他把楚王比作丈夫,而把自己比作弃妇。”①他引用《周易·坤文言》:“坤,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来印证他的观点,认为“屈原以女子自比是很有理由的。”游先生的观点是很值得商榷的。 不错,《楚辞》中最重要的比兴材料是女人,而这“女人”是象征屈原自己就不完全正确了。以《离骚》为例,诗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并非完全以“女人”的面目出现的,经常也以男子的本来面目出现。“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乎先路。”描写的是骠悍…     

试论艺术创造的文化机理

文化，作为人的生存方式的“类”形式的体现，具有整合性、功能性、符号性等特征。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样式的艺术包孕着文化的全部基因。因而艺术创造活动在创作动机及创造进程、功能实现、符号建构等方面就不可避免地受文化的整体制约。而另一方面，艺术又并非纯然出于对文化的顺应，艺术创造在个体差异性、审美超越性、形式独创性等方面显示出对文化模式、价值规范、符号系统的“反弹”效应。从而在对文化的顺应与反叛之间，艺术创造体现了自身广泛的自由品格和极大的自主精神。     

“离骚”新解

《离骚》是屈原的长篇抒情诗,诗题“离骚”二字历来众说纷纭。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说:“‘离骚’者,犹离忧也。“王逸说:“离,别也;骚,愁也.”(楚辞章句·离骚序》)班固《赞骚序》说:“离,遭也:骚,忧也。”郭沫若则认为,“离骚意即“牢骚”.据今人考证,又认为“离骚”是“劳商”二字的异写,“劳商”本是古代     

创造性冲突种种

经常听到人们这么说:“这对夫妻的感情真不错。结婚几十年了,从来没有争过一句吵过一句。”一般说来,这可能吗?他们之间从来不曾发生过任何冲突吗?冲突是难免的,问题是如何解决。人们解决冲突的方式多种多样,有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有的为区区龃龉常常引发可怕的后果。有的人则既不回避冲突,又不扩大冲突,而是紧紧地抓住冲突的契机,促进与他人之间的情感和思想的交流,从而创造一种崭新的生活。这便是创造性冲突的含义。按照人们在进行创造性冲突时的动机、方式,可以列为以下几类:交流型。俗话说,“不打不成交”,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愿望有时候是通过冲突的方式实现的。鲁迅先生在《唐朝的盯梢》一文中写道,即使骂,也就大有希望,因为一骂往往便可有言语来往,所以也就是“扳     

西方伦理学概念溯源——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概念的实存论阐释(英文)

在亚里士多德的学科体系中,伦理学首先从实践哲学得到规定,而他的“实践”作为个体内在合目的性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实现的“行为”,是Dascin意义上的超越性本真实存活动,与现代意义上的与“理论”对立的“实践”是对立的。当亚里士多德把他的作为实践哲学的伦理学从属于“政治学”时,他揭示出我们“常人”实存的本性就是城邦中共存。但伦理的共存先于个体的实存,共存的伦理——公正——不是“德性”的一种,而是德性的整体,个体德性只是附在这一“整体”上的“皮毛”。无论是个体的本真实存还是城邦的伦理共存,最终都是为了人之为人的卓越性(德性)的实现,伦理学本质上成为”人学”,其核心的问题结构是个体的本真实存和城邦的伦理共存的关系。     

论元散曲家的两个刘时中

元代散曲家中,有两个刘时中:一为“古洪刘时中”(按其籍贯,以下简称其“南刘时中”);一为“石州刘时中”(按其籍贯,以下简称其“北刘时中”)。两个刘时中的社会地位有别,生活经历不一,对现实的态度也不同,因而作品思想内容各异,艺术风格也截然两样。总的说来,南刘时中的作品有强烈的社会现实性,思想内容较为积极,又善于叙事状物,多为后人称道,北刘时中留下的作品较多,内容也很丰富,长于写景抒情,艺术上有独特造诣,也常为后人提及。一、两个时中分南北这两个散曲家刘时中,过去常常为人混为一谈。王国维注的《新编录鬼簿》里,特意注明:“刘时中号逋斋。”又注云:“古洪刘时中,则南昌人也。”他认为“元又有二刘时中,一见世祖本纪,一见遂昌杂录。”今查,宪宗时的刘时中,为宣慰使,他的时间在先;     

试论“消费意识”

我们提出“消费意识”概念是基于以下几个根据: 第一,人的活动是有目的的活动,生产和需求是人的活动的两个最基本环节。包含在需求范畴内的消费行为显然也是有目的的活动,这种活动的目的性对人来说也就是有意识的。因此逻辑地推定,存在着“消费意识”。第二,从经验事实中我们发现,现代生产力能提供满足人们的自然需求之外的大量剩余产品,这些名目繁多,数量可观的社会产品被不断地消化,这只有当人们去有意识地进行消费时才有可能,而有意识地消费证明了“消费意识”的客观实在性。第三,马克思认为,生产的发展一旦超过自然需要的界限,一种历史形成的需要就代替了自然需要。     

社会工作者的工作动机

在一个人的行为结构中,动机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它也是对个人从事某种活动进行解释的基础,但是要对一个人的行为动机作出分析不能脱离社会现实.社会学家在对动机进行研究时,大都通过对个人行为的社会心理分析揭示动机和社会现实之间的相互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