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市政府权力空间的历史考察

美国市政府的权力空间经历了由小到大的变化。它是政府整合的产物。在整合前 ,“州内单一制”使州政府绝对置于市政府之上 ,两种权力主体处于隔离状态 ,市政府权力范围小 ;“地方自治”扩大了市政府权力 ,州政府与市政府权力开始出现交叉 ;30年代经济危机使联邦政府也介入市政 ,形成权力的三重交叉。目前的三权交叉呈现一种政府间的良好关系。     

论德国的政府间财政关系

财政关系是政府间关系的核心.德国实行三级政府相对独立的财政体制,通过税收体系的划分明确各级财政管理机构的管辖权.专享税与共享税并存并以共享税为主体的分税制以及横向、纵向相结合的财政平衡体系,使联邦政府在政府间财政关系中据有优势,同时保障了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独立地位.联邦政府财政计划委员会作为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协调机制兼顾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利益,保证了各级政府间的沟通与合作,有效维护了相互依存的德国政府间财政关系模式.如今德国政府所进行的财政平衡体系改革,将推动其政府间财政关系朝着更加协调和稳定的方向发展.     

联邦体制的适应能力与变革

与其他政治体制一样 ,联邦结构也必须能够适应经济、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变化。本文概述了引起联邦制机制和进程发生变化的主要因素。其中包括民众取向和期望的变化、环境变化引起的政策议题变化、新的统治和公共管理模式、全球化的压力。尽管有人抱怨联邦体制过于僵化 ,但是本文却描述了使联邦机构能够回应环境变化的多种多样的机制和进程。其中包括宪法修正案、司法解释、政府间关系的协调以及政府间协议、财政联邦制、不对称安排、权力的委托以及在有限情况下所能使用的应急权力     

美国联邦体制确立原因初探

美国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根据宪法划分权力治理国家的二元制的联邦体制确立的原因,其一美国早期殖民地的生活经历是联邦体制确定的温床;其二美国资产阶级在联邦时期进行的主权在州的民主政治实验是联邦体制确立的桥梁,其三由邦联向联邦过渡是美国历史的必然。联邦制,是适应美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种政治,它的确立是历史的必然。     

联邦制国家政府间纵向关系的主要模式分析

就联邦政府的决策与执行之间的关系而言,联邦制国家政府间纵向关系可以分为分工型和合作型两种模式。每种模式都是其历史、社会、文化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都有其各自的特点。作为处理国家整体与部分关系的一种重要方式,联邦制国家对政府间关系的做法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和价值。     

尼克松总统的分享岁入改革

分享岁入是美国第３７任总统尼克松进行的国内改革,基本思想是遏制“合作联邦制”中权力过份向华盛顿集中的势头,把由联邦政府负责的提供社会服务的部分权力交还州和地方政府。分享岁入就是将联邦政府征收的个人所得税的一部分划拨州和地方政府,让它们在一定范围内自由使用。尼克松总统任内共通过三个分享岁入法案。分享岁入改革是对“合作联邦制”中联邦权力过度集中倾向的反省,对后来的共和党总统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因多种原因,分享岁入改革并没产生尼克松总统宣称的“还权于州”,“还政于民”的效果。以分享岁入为核心的国内改革更多的是停留在口头上,成为代表尼克松总统形象的一个名词。     

论联邦最高法院在美国联邦制发展中的作用

在两百多年里,美国联邦制虽没有突破双重政府结构的基本特点,但在联邦和州之间的权力关系上发生较大变化,其中联邦最高法院发挥了重要作用。联邦最高法院利用违宪审查权一方面坚持维护联邦制的基本格局,另一方面又根据社会的变化不断调整联邦与州的关系。在处理联邦与州的权力划分问题上,联邦最高法院从起初的摇摆状态转变成重要的平衡力量,不仅促进了美国联邦制的发展,而且提升了自己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     

论我国政府发展类型选择

我国政府职能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呈现出三种不同的类型形态，即建国初期的政治主导型政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前的经济主导型政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后的社会服务型政府。三种类型的政府分别在不同时期发挥了各自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建设和发展意义重大。     

二战前美国南部工业化落后原因探析

二战以前，美国南部的工业化进程明显落后于美国其他区域，这是在美国二元联邦制时期，各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历史地看，长期的奴隶制种植园生产方式与残酷的内战使南部工业化的基础十分薄弱，以白人至上为要义，日趋保守的南部．化传统又无力催生出工业化所需的个人激励机制；而内战后南部在国内边缘地位的最终确立表明，当时美国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不利于南部的工业化；更为重要的是，南部各州的政治成为其工业化的最大障碍。南部统治阶级通过修改州宪法，限制各级政府的作用，实行种族隔离和劳工管制，与外部投资相互利用，人为地阻碍了南部社会经济的发展。     

詹姆斯·威尔逊与美国早期联邦制的演进

美国早期联邦制的演进是各种联邦制观点相互竞争和谈判的过程。詹姆斯.威尔逊的联邦制观点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从美国独立战争前的政治辩论到1787年联邦宪法的制定和批准,威尔逊以他对政治理论和实践的深刻认识,阐释了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及各自的权力和职责,从而在美国早期联邦制的演进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潘恩政治哲学思想初探

潘恩政治哲学思想初探戴志仁英国贫民和基督教教徒家庭出身的托马斯·潘恩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一个激进的政治思想家和国际革命家。他在自己的政治著述中不仅提出了天赋权利与公民权利、人权与权力、社会与政府等政治价值关系范畴，而且还将其运用于实际政治，猛烈抨击英...     

美国政府行政管制机构的政治性探究——基于三权分立体制下的权力关系视角

美国政府设立行政管制机构,意在提升整个政府的效率并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此类机构规模、数量和权力的迅速扩张,把美国带进了以＂行政国家＂为特征的时代。行政管制机构与总统（行政首长）、立法机关、司法机关的权力关系,是行政管制机构有效地实施对经济、社会的管制,不可避免地要面对的政治关系,而这种政治权力关系实质反映了美国宪制精神所倡导的权力分立与权力制衡。     

美国西部土地制度建立的政治基础

美国西部开发中,美国各州在西部土地所有权确立中存在较大的分歧、矛盾。但由于当时特殊的政治与文化条件。社会、公民和政府在西部土地所有权问题上很快达成了一致。以《西北条例》的制定为契机,它除了奠定联邦在西部土地产权上的法律地位,大大促进西部地区的发展外,还为其后美国宪法的出台、完善奠定了基础,对联邦政府建立新兴民族国家的政治与法律、财政、军事等权力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全球化视阈下联邦政治体制的新发展

各层级政府间的权力划分深刻影响联邦政治体制的运行方式,宪政分权是联邦制的起点而不是联邦制的归宿。由于权责的对称程度不同,联邦政治体制有对称性和非对称性两种模型。在经济全球化的视阈下,对称性的联邦制国家中央权力逐渐加强,联邦政治体制向单一制方向发展;非对称性的联邦制国家地方权力逐渐加强,联邦政治体制向邦联制方向发展;反映在国际舞台上,两种模型演化出了许多新变体,表现为不同的联邦政治体制模式。     

契约宪政与社会和谐

契约宪政是近现代社会的根本政治法律制度,是限制政府权力,确保民主政治,充分保障人权和人民主权的基本制度安排。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伟大事业中,宪政之治作为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宪政契约,成为确立公民与政府之间和谐关系的总契约,同时也成为构建整个社会和谐秩序的最为根本的契约制度保障。     

论经济新常态下的政府职能转变

经济新常态具有经济与政治二重属性,具体表现为经济增速放缓、社会与政府治理压力凸显的阶段性特征。适应阶段性特征,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是建设法治政府与服务型政府,本质则是权力与权利关系的理顺,内容主要包括政府向市场放权、政府与社会共治、政府内部权责关系划分三个主要方面,具体的实现机制是行政审批机制、服务购买机制、行政权力运行机制及政府绩效评估考核机制。     

冷战后中亚威权主义政治新探

威权主义是中亚国家转型时期所形成的民主政治模式。该模式作为冷战后中亚政治进程中从集权主义向自由民主的过渡形式,它保留了选举制、议会制、多党制等民主的一般属性,适当扩大以总统为核心的国家权力,基本呈现出一种刚性结构的民主政治倾向。其现实性表现为:宪政民主初步确立,总统权力显著放大;政党政治呈现政权党独大格局;政府善治预期得以实现,地区社会政治全面好转等。当然,这种模式在为中亚铁腕人物放手施展政治抱负、用"猛药治沉疴"提供制度保障的同时,也面临着施药过重所带来的潜在风险,应引起中亚各国政府和人民的高度重视。     

英法两国国家结构形式比较研究

严格地讲,当代国家结构形式只有单一制和联邦制两种基本类型,英法两国都实行单一制,英法两国的单一制有许多相似之处,但由于两国在历史文化传统、政治、经济等方面存在着差异,所以两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又呈现各自的特色。英国的单一制是分权单一制,而法国则是集权单一制。一、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划分单一制国家在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划分上,中央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并且对权力划分的实际效果起决定作用。英法两国的中央政府都享有充分的权力,国家事务的最终决定权在于中央,国家行政区域的划分和地方政府的设置由中央决定。地方政府的权力或自治权…     

再论治理的历史起源——兼论中国政治科学应该回到哪里的历史

作为一种权力互动关系,治理在中国历史传统中早已存在,并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古代社会的权力关系实际上是一种互动关系,不是权力的单向关系。所不同的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政治制度下,权力的互动关系的工具、形式会大相径庭。尤其是政府治理,从文献来看,中国可能为世界提供了最早、最系统的政府治理实践。治理、统治都是政治科学的重要理论概念,所谓“政治学要回到历史”,就不能回到某一个时代的历史,而要追溯这些重要概念所体现的政治科学的本源意义的起点,尽可能地回到被今天所认知了的历史。“大一统”在上古时代就已经成为一种政治实践,但在先秦时期和秦国统一中国以后变为不同的治理形式和治理逻辑,前者是分封治理,而后者则是中央集权的治理。两种不同的治理逻辑所体现的治理伦理也不同,分封治理以正义为前提来构建秩序,而中央集权则以绝对君权的秩序为前提兼顾正义。前者充满了民本主义的政治逻辑,后者则更多的是君权至上主义的政治逻辑。     

资本主义与民主共存的幻象——读列宁的《国家与革命》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揭示了资本主义民主虚伪的特征，马克思、恩格斯也多次批判了早期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但在现实社会中却呈现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不平等与政治上民主并存的现象。究其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剥削关系形成了一种权力关系，这种特定的经济形式下所决定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阶级关系与资本主义所宣称的政治平等并行不悖。而且，这种不平等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正通过民主制的意识形态机器不断强化，使社会主体扮演着意识形态的物质载体。面对资本主义社会所形成的结构性权力压迫，列宁的阶级理论对于整合社会不同抗争群体，戳穿资本主义民主幻象，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任务，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