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中国农民非制度化利益表达的生发逻辑及矫正路径

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不通畅、农民组织化程度较低、心理认知偏差的存在以及有些基层政府对农民利益关注不够,使一些农民的利益要求不能得到有效表达、传递与反馈,产生了非正常上访、群体性抗争以及关系网络表达等非制度化行为.非制度化利益表达不仅危及农民根本利益的维护、实现与增进,也威胁到农村改革、发展与稳定.为此,必须完善与拓展农民利益表达渠道、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提高农民利益表达素养、引导与规范农民利益表达行为,使农民依法、理性表达合理诉求.     

“非制度化利益表达”何以可能?

非制度化利益表达是相对于制度化利益表达而提出的一个政治社会学概念。新社会运动理论和底层社会理论是西方学界研究弱势群体非制度化利益表达的主要范式。在国内,该领域的研究实现了"理论"与"现实"共振的良性态势,眼花缭乱的理论流派和攻防有序的范式竞争初步构建了我国弱势群体非制度化利益表达研究的本土化理论谱系。不过,国内学界在"理论借鉴与本土化理论创新""非制度化利益表达与抗争性政治""解释框架的选择与问题意识的再强化"以及"研究方法与发展趋势"等基本理论问题上依然需要进一步的学术努力。     

当前我国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原因探析

当前我国农民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常常诉诸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以进入国家政治生活和影响政府决策,而且有扩大的趋向.它深刻地影响着我国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的稳定.本文将对其原因进行探析,希望为决策者提供一点参考意见.     

新生代农民工非制度化利益表达与城市公共安全

在成功案例示范与鼓励下,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在自身合法权益受损后往往选择非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方式,从而给城市经济发展、社会安全以及民主法治进程带来诸多负面影响。新生代农民工之所以采取非制度化方式表达其利益诉求主要源于制度化渠道的"形宽实窄"以及现行城市管理存在的"制度歧视"。唯有采取针对性的举措,我们才有可能减少该类表达行为的发生,从而提升城市公共安全水平。     

试论农民利益表达机制建设

随着“三农”问题提上政府的议事日程,制定出能够真正贴近农村实际并反映农民真实意愿的政策措施就成为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这就需要建立完善的农民利益表达机制和渠道,让广大农民群众主动的把自己的利益诉求反映出来,并进入政府的决策领域,进而提高党和政府涉农决策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当代中国农民利益表达的制约因素分析——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视角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它在保障农民民主权利,实现农民利益表达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人大代表结构不合理、代表与农民之间缺乏联系、代表质量得不到保证、人民代表大会会期过短等缺陷与不足制约着当代中国农民的利益表达。     

当代中国农民利益表达问题研究述评

农民利益表达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当前农民在表达自已利益中的困境。利益表达主体表达意识缺失;表达客体角色错位;表达组织缺失;表达渠道不畅通;法律维权的困境;大众传媒的冷漠。     

基于利益表达制度化的群体性事件防范

利益表达是利益主体旨在影响政府决策而通过一定渠道将自身利益诉求表达于外的行为,其结构包括表达主体、利益诉求、表达渠道。近年来频繁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实质上是一种非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方式,其产生原因缘自利益表达制度化建构的缺失。利益表达的制度化建构需要保障集会游行示威权、改造信访制度、构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等,从而增强制度对利益冲突的容纳能力,并为利益冲突提供制度化的解决方式。     

关于建立健全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的思考

建立健全农民利益表达机制是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需要。当前我国农民利益表达机制存在着权利和机会的不平等、渠道的不畅通、缺乏组织性等问题。为此，我们应当改变城乡二元体制，改革和完善现有的民意表达制度，建立农民利益表达组织，引入协商式民主，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等，把农民利益表达纳入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     

论当代中国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的构建

农民利益表达是我国利益多元化背景下的必然要求,是政府合法性资源积累的重要途径,是保证社会公正的必要条件,是政府决策的前提和基础,同时还是社会稳定的安全阀。由于当前我国农民所拥有的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相对不足,农民在利益表达中尚存在不少问题。在构建和谐社会重要时期,建立健全农民利益表达机制成为必须。要改革完善原有的农民利益表达渠道,加强大众媒体在农民利益表达中的作用,加强农民专门利益表达组织建设。     

农村改革发展进程中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的重构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着重研究了推进农村改革发展问题,强调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保障农民权益,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这就需要切实保证农民在农村改革和发展进程中的话语权.然而,当前我国农民利益表达机制还存在不少问题和缺陷,从而使农民的话语权处于一种很不充分的状态,远不能满足农民利益表达和诉求表达的需要.因此,在推进农村改革和发展的进程中,必须重新构建农民利益表达机制.     

进城务工人员利益表达制度化的思考

进城务工人员利益表达制度化就是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保障制度,使进城务工人员利益表达渠道畅通,采取规范的表达方式,达到利益的实现。面对现状,进城务工人员利益表达制度化是迫切的,他们的利益表达存在着许多问题,诸如,地域的差异,形式的单调,内容的狭窄、集中,效力的微弱等。为此,需要建立起包括发挥现有积极因素等六个方面的制度化的保障机制,从而更好地保障进城务工人员的权益。     

论农民意见表达的制度化

从农民意见表达的主体和方式的发展趋势来看,农民意见表达需要制度化.农民意见表达制度化需要有经济、政治和文化前提.实现农民意见表达的制度化,多元化、规范化的意见表达通道的创建是关键,农民利益集团组织的建立及其合法化是保障,户籍制度、土地制度、意见反馈机制等配套制度改革必须跟进.切实推进农民意见表达的制度化,有利于改变农村基层民主法制建设相对薄弱和滞后的状况.     

转型期非制度化信访的突出问题及原因剖析

我国社会转型期非制度化信访问题突出,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信访制度面临着法律上和现实上的困境.解决信访问题的根本途径是改革信访制度,为此,就要对非制度化信访的突出问题及其原因进行深入的剖析和研究,以便于矫正非制度化信访行为,实现信访的法治化.     

寻求国家与乡村之间的有效衔接——基于农民利益表达的历史考察

在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无法直接面向国家进行利益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主要依赖脆弱的士绅轨道传递进国家政治体系;随着士绅轨道的周期性淤塞,封建皇朝也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一治一乱"的怪圈.民国时期,政权建设运动过于注重国家权力的单向下沉,而忽视了农民利益表达轨道的建构,最终走向了失败的命运.人民公社时期,高度集权的全能政治体系遮蔽了制度化表达轨道,最终也只能在各种农民的反向表达中逐渐失去了合法性而走向瓦解.在现阶段,我国农民利益表达渠道尽管存在种种问题,但仍然存在建立国家与乡村有效衔接的契机.     

当前我国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走向制度化的对策思考

前我国农民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常常诉诸于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以进入国家政治生活并影响政府决策，本文就这种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形式走向制度化提出相应的对策，以便为决策者提供参考。     

弱势群体利益表达障碍的原因分析

我国社会转型期利益分化失衡导致社会断层日益加剧,弱势群体的利益经常受到损害。由于弱势群体存在表达渠道阻滞,表达平台缺失,表达内容片面,表达意识淡漠等障碍,弱势群体在利益诉求输入环节受阻,导致弱势群体利益表达链条断裂,从而无法实现有利于保障弱势群体利益的政策和制度的输出。弱势群体利益表达问题日益突出,社会矛盾日积月累,得不到有效化解,直接导致群体性事件频发,给社会稳定造成不利影响。     

作为弱者武器的传媒:农民利益表达与抗争的策略选择

在当前利益表达与协调机制不够健全完善的情况下,借助一定的社会力量是处于弱者地位的农民进行利益表达与维权抗争比较经常的策略性行动。本研究主要运用了底层视角与理论试图探讨传媒作为弱者的武器和策略选择何以可能、作为弱者武器的传媒何以可为、作为弱者的农民媒介表达何以可行这样一些问题,从而弥补了学术界在底层社会与传媒之关系方面研究的不足。     

农民利益表达机制构建的村落基础

有效保障农民在农村社会发展中的利益表达权,是提高农村社区凝聚力的首要任务,农民利益表达的有效性取决于能否构建适合农民利益表达方式的表达机制,而这一表达机制的最终构建又依赖于能否整合利用现有的、适合农民利益表达方式的村落本土资源。本文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     

农民利益表达与农村政治发展

利益表达是一定主体与政权机构之间的政治互动行为,它既是主体实现利益保护、权利维护、政治地位提高的必要环节,也是政治系统稳定运行的重要保证。农民利益表达能为农村政治发展提供强大的功能驱力,其实现程度关系到农村民主发展的程度和政治系统的运行状态,应着力构建农民利益表达与农村政治发展的良性互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