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是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方“主角”论质疑

在一些中日甲午战争史论著中,不恰当地夸大了李鸿章的地位和作用。比如,有的说:“李鸿章是甲午战争中满清方面的主角,不论西太后、光绪帝对他支持或反对,都只能起着次要的作用。”其他类似的说法,有说李鸿章“掌握清朝政府军事外交大权”;也有说李鸿章掌握清朝“最大的实权”,“在中日战争中避战求和、造成败局的是他,签订《马关条约》的也是他”;又有说“李鸿章是战争的总指挥和中外交涉的负责人”,等等。我认为,这些说法不仅与史实不符,而     

对李鸿章“利用外资”的再认识

过去,史学界对李鸿章,多持否定的态度,并把他“利用外资”的思想和活动斥之为“对外依赖”、“卖国求荣”。对此,我不敢苟同,陈述浅见如下。 李鸿章“利用外资”的主客观原因 早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在地方上崭露头角的李鸿章,先后三次举借洋债,用于“购买外洋枪炮”,镇压太平军起义。到了六十年代后期,已居高位的李鸿章出于对“自强”的憧憬,积极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机器,办起了军用工业。进入七十年代以后,他又打起“求     

李鸿章与中国近代海军装备建设

李鸿章是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我国晚清洋务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洋务运动的目的是“中共”“自强”,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是兴办军事工业,筹办近代海军。李鸿章参与了近代海军建设的全过程,是晚清建设近代海军的实际组织者。关于在这方面的功过是非,许多论者、包括台湾以及国外的一些学者,已经发表了很有见地的论述。本文着重从他在海军装备建设方面的一些情况说点看法。一、李鸿章积极组织领导了晚清的制器,但始终不主张清廷自己制造轮船。1862年6月,李鸿章奉湘军首领曾国藩的命令,率军6500人乘英国轮船到上海,与洋人联合围剿太…     

李鸿章与甲午战争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 ,逐步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 ,以侵略朝鲜、中国为国策 ,整军经武 ,蓄意发动战争 ,李鸿章对此估计不足 ,被日本拖入战争陷阱 ,这是他的第一大错误。日本大举进攻之后 ,李鸿章一直认为中国的财力、兵力都难以持久抗敌 ,寄希望于英、俄等国的调停 ,这是他的第二大错误。李鸿章认为 ,中国战败是由于军备不如日本 ;其实从根本上说 ,是由于中国、朝鲜近代化的步伐太慢 ,远远落后于日本所致。     

李鸿章是怎样开始购买铁甲舰的

李鸿章曾在“海防议”后的数年间执意拒绝向外国购买铁甲舰,致使清朝外海水师的形成被推迟了数年,这几年中,李鸿章与沈葆桢之间进行了要不要购买铁甲舰的海防政策大争论,这是继众所周知的李鸿章与左宗棠之间要不要筹办“塞防”的争论之后,洋务派内部的又一国防政策大争论。本文将根据笔者所看到的一些材料,特别是未付诸刊刻的沈葆桢的文书材料,对晚清外海水师的形成和北洋购买铁甲舰的过程进行初步探讨。     

试论李鸿章的对日外交思想

李鸿章作为清政府的重臣 ,在对日外交中发挥了主要作用。他最早主张与日本建交 ,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后 ,李鸿章的“联日”思想一度动摇。 1879年日本正式吞并琉球之后 ,李鸿章开始对日本采取强硬的立场。中日甲午战争后 ,李鸿章无论在外交还是在军事上都遭到惨败 ,他转而求助于“联俄拒日”。李鸿章的对日外交由于种种原因最后都不可避免的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孙中山称赞的陕西民主革命家——辛亥革命时期的井勿幕

井勿幕是辛亥革命时期陕西资产阶级左派的代表人物,他在辛亥革命时期所做的出色成绩,赢得了孙中山先生的高度评价,称他为“后起之秀”、“西北革命巨柱”。黄兴、吴玉章、熊克武、张奚若等辛亥革命的亲历者对他在这一时期的活动也都深为赞许。过去学术界对井勿幕在这一时期的活动研究探讨甚少,为此,本文试图在这方面进行一些尝试,以期抛砖引玉。 走上革命道路 井勿幕,字文渊,1888年出生于陕西省蒲城县一个地主兼商业资本家家庭。《辛丑条约》签订以后,随着中国社会危机的日益严重,他的家     

评马关谈判中的李鸿章

<正> 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颇有影响的人物。在他死去后,乃至活着时,世人就给他一顶“卖国赋”的帽子。在解放思想、注重实事求是的今天,笔者认为,“卖国贼”这顶帽子实在难以给李鸿章扣上。本文试就李鸿章在马关谈判中的所作所为,谈谈自己的看法。李鸿章在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主持签订的《马关条约》是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台湾、澎湖列岛、辽东半岛的被割占,使中国的领土主权遭到进一步破坏;巨额的赔款,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负担,导致了中国财政经济的总崩溃;通商口岸的开辟,便利了外国商品的倾销和对中国工矿资源的掠夺。更为严重的是日本军事冒险的成功,刺激了世界列强的野心,甲午战后,世界各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单从内容到后果上看,《马关条约》确实是一个卖国条约。但问题是能否由此就将这个条约的签订者李鸿章称为“卖国赋”!     

李鸿章的战略思想与甲午之败

甲午战争是以海战为中心的中日军事大对抗，中国方面的枢纽人物自当首推李鸿章。李鸿章是中国近代海军的创建者。早在19世纪60年代，李鸿章就与左宗棠、沈葆桢等人分头设局办厂，制造船舰，催生“中国海军萌芽”①。70年代，李、沈同受光绪帝之命，分别督办北洋、南洋海防事宜。1879年冬．沈氏去世。从80年代初开始，“海军之规划逐专属于李鸿章，乃设水师营务处于天津，办理海军事务”②。当时他的目标很明确：“日本国小民贫，虚骄喜事。长崎距中国口岸不过三四日程，揆诸远交近攻之义，日本狡焉思逞。更甚于西洋诸国。分之所以谋创水师不…     

论李鸿章的“内须变法”主张

洋务运动主要首领李鸿章是一位“洋务”论者,也是一种“变法”论者.他把“内须变法”作为推行洋务“新政”的一个纲领性口号.李鸿章的“内须变法”主张及其在主客观方面的局限,不仅大体上复写了洋务运动的成功与失败,也直接影响了他个人的历史地位和历史结局.     

李鸿章与早期维新派

李鸿章与早期维新派关系密切.早期维新派的重要人士多为李鸿章招揽的洋务人才,李鸿章对早期维新派人士能够予以信任、重用和帮助.李鸿章有发展工商业与富民的思想,有不断发展的“变法”思想,这是他同情早期维新派的思想基础.李鸿章的这些思想愈到晚年愈见明显,其主张“变”的内容已超出了洋务运动的范围.     

梁鼎芬性格论

梁鼎芬是晚清朝臣中比较有名的一位，因弹劾李鸿章有六大该杀罪状而声震朝堂。清帝逊位以后，梁鼎芬植树于崇陵，于遗老圈内享有盛誉。纵观梁鼎芬的一生，他的行为处事多体现了其性格两个方面，即迂直与权变。具体说来，梁鼎芬的“迂”近于“腐”，“直”近于“疯”，而他的权变有时又近于见风使舵。     

李鸿章参与甲申政变说质疑

甲申政变,亦称“甲中易枢”,是发生于1884年4月8日的清军机处大改组事件。以恭亲王奕訢为首的军机五大臣,全部被罢黜。随之推出个新军机班子。这次政变震惊了朝野,有人将它与辛酉政变并议,视为“二十三年中两大变局”。刘厚生先生在《张謇传记》中提出,“罢斥恭王”是“那拉氏、醇王及李鸿章三人合作的”,认为李鸿章参与了甲中政变(以下简称“刘说”)。笔者对此实难苟同,试以管见相辩。 一 甲申政变是慈禧和醇亲王奕譞合谋的产物。权力转换,是其易枢的根本动机:一方面为慈禧和奕訢之间,围绕着谁控制皇权问题,明争暗斗长达20余年,以后者被彻底剥夺了政治权力而了结;一方面为奕譞受慈禧拉拢怂恿,自恃父以子贵,与奕訢的分歧激变成谁掌握枢权的同根相煎,结局是奕譞如愿以偿,     

李鸿章的近代化思想评析

李鸿章的近代化思想评析姚传德随着我国的战略重心转移到现代化方面，对李鸿章的评价，也从原来的“卖国贼”、“刽子手”等，变为中国近代化的第一人０。这是历史的进步。但是，由于中国至今未能实现民办工业化、民主政治化—一这一近代化目标，导致对李鸿章思想的评价，...     

试论沈葆桢的多边关系

一夏东元先生写过一篇《略论洋务运动的多边关系》的文章,着重谈了洋务运动与太平天国的关系、与中国资本主义的关系、与洋务派及其中某些人物的关系,其见解新颖、精深,颇受启迪。沈葆桢是洋务运动中一个有影响的人物,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对他都有高度评价:曾国藩称他“独能伸明大义,裨益全局。”左宗棠称他“久负清望,为中外所仰。”李鸿章称他“筹略深远,成竹在胸,大     

论约瑟夫·奈软实力理论的局限性

“软实力”理论自1990年由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提出以后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反响。但纵观软实力理论构建的各个环节．约瑟夫·奈所提出的软实力理论在软实力定义的构建方面、在软实力理论三个来源的确认方面、在软实力发挥作用的因果机制论证方面以及在对软实力进行量化的设计中都存在一些局限性。     

试探阎锡山的“民主建设”

试探阎锡山的“民主建设”瑞典活刊·佛里贝尔易１９３０年自阎锡山与冯玉祥在中原大战被蒋介石打败以后，阎锡山流亡到大连。他在那呆了大概一年，一直到１９３１年９月的九一八事件以后。在这期间，他似乎对自己原来的政策进行了反省，反正从大连回到山西以后，他再也没...     

对李鸿章在中法战争中几个问题的再认识

关于李鸿章在中法战争中的思想和活动,过去研究中有一些不够准确或不够公正之处,其中包括:李鸿章拒绝赴粤问题,李福谈判及撤军期限问题,李鸿章拒绝援闽问题,李鸿章阻止“定远”、“镇远”来华问题,李鸿章与乘胜即收问题。本文依据有关史料,对这几件事情的经过和内情进行了如实的描述,并试图对李鸿章思想和活动的真实一面做出客观评价。     

盛宣怀的商本商办企业及其进步性

盛宣怀是清季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在洋务运动后期,因兴办民用企业而闻名华夏。他从1870年被荐入李鸿章幕后,即涉足于洋务民用企业的各个部门,几乎承包了洋务民用企业的经办和督理。有人说他:“且又独揽轮船、铁政、铁路、煤矿、纺织诸大政,所谓一只手捞十六颗夜明珠”。他既是朝廷倚重的“不可少之人”,也     

毛泽东诗词艺术向意象化境界的转移

自1957年以后,毛泽东同志的诗词创作在艺术表现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的气象,这就是先以《蝶恋花·答李淑一》,继之以《七律·送瘟神》二首,以后又有《答友人》、《咏梅》、《冬云》、《贺新郎·咏史》等作品,不再呈现他早期诗作中如史诗性的《长征》再现性的境界,也不是如“言志”的《沁园春·雪》那样,在对自然物境作了出色的描绘之后,将一些精辟的议论形象化。在创作实践中,他已在“形象思维”的基础上再向前跨进了一步,进入到了意象化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