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方“权利”概念的中国化

19世纪,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接纳了西方的"权利"概念.但是,中国近代进步知识分子并没有依照西方"权利"概念产生和发展的路径去认识权利概念.近代中国是在"民权"与"民主"对立.政治化的民权,民本化的民权,抽象化的自由、平等和私权缺失的基础上形成"权利"概念和观念的.近代西方"权利"概念的中国化对中国近代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建设产生了特定的影响.     

近代中国"公共领域"中的"文学公共空间"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属于跨文化研究的理论范畴.在近代中国"公共领域"建立、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公共领域一开始就表现出明显的政治性质,在此基础上文学逐步摆脱对政治的依附关系并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文学公共空间".作为一个理想模式,文学公共空间应当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广泛参与的,自律、理性而又多元、宽容的交往对话空间.它是发表作品的阵地、文学传播的载体、争论的讲坛、作家聚集的核心,各种思想、观点、主张借此进行多元、理性、批判性的对话和讨论,进而,以此空间为核心的文学群体、流派得以凝聚壮大,新的文学思想观念得以产生,从而促进了文学整体上的发展.     

早期中国民权的个人性考析

中国民权概念首先将西方权利观念具体展现在政治法律范畴之中。早期中国民权在主体、内容和目的方面都显示了非个人性,但近代国人对民权的正当性论证却内涵个人性。早期民权是一个并不排斥个人的非个人性概念。民权的双重属性体现了基于中国文化传统和现实情境的近代国人对权利概念的中国式本体思考。     

马克思主义视阈中的公共权力异化问题初探

公共权力是政治学研究及政治实践活动的核心议题,公共权力异化是一个长期伴随人类生活的重要现象,腐败问题是公共权力异化的具体形式之一.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分析,能够深入理解公共权力异化的马克思主义内涵及形成原因,提出解决中国公共权力腐败、滥用和误用问题的两个立足点,以期有助于推动公共权力异化问题的研究及解决.     

"两山"理念的公共价值治理内涵与地方治理现代化

"两山"理念具有深刻的价值内涵,从公共价值治理视角来看,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理念,其实质就是公共价值治理.具体可从三个方面理解:一是明确发展的"绿水青山"价值取向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公共价值创造,实现发展理念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转变;二是协调不同发展理念及多元治理主体价值冲突,构建国家发展治理的伦理价值排序;三是促进多元治理主体的积极性和价值互动,激发政府等主体公共价值生产及创造能力等."两山"理念是国家治理理念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构成我国治理现代化的顶层指向,为地方治理现代化提供新的视野、路径及价值坐标.推动"两山"理念公共价值治理在地方的实践,需要确立"两山"理念作为地方治理的价值共识和公共价值创造目标;完善多元主体参与协商的治理格局,为"绿水青山"公共价值目标寻求广泛支持;建立能够推动"两山"理念公共价值创造的相关组织机构及运行机制等.     

咖啡馆与近代早期英国的公共领域——哈贝马斯话题的历史管窥

本文以近代早期英国的公共领域为对象,以咖啡馆为切入口,联系哈贝马斯的相关理论进行了历史考察,并就咖啡馆公共领域的平等性和咖啡馆与社团的关系问题作了辨析.咖啡馆公共领域的平等性经历了历史的动态演变,不可将这种平等性理想化和绝对化,把当时的咖啡馆设想为无限制的完全自由的言论空间间.咖啡馆与以俱乐部为代表的社团组织在时间和空间上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不能将两者看成是前后相继和互相排斥的事物;以往有关"文学公共领域"与"政治公共领域"的阶段划分,也存在结合历史实际进行修正的必要.     

浅论“公共空间”中的“文学空间”

社会生活中的"公共空间"是多元存在的,其中也存在着一个文学空间.媒体所营造的公共空间中的文学空间是由作者、编辑出版者、读者共同参与构成的一个开放的"公共性"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可以进行自由的讨论争鸣,媒体改变了作者的创造状态.在新文学的传播中,这一空间改变了读者的审美趣味,消费习惯,这又反过来影响着报刊风格,及审美趋向.本文试图理清"公共空间"理论与文学研究的契合之处,对文学公共空间的一些理论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论公共冲突治理的三个层次及其相互关系

公共冲突治理包括三个不同层次,即冲突处置、冲突化解和冲突转化.这三个层次相互区别,具有不同的目标定位、价值理念、实施主体、路径和手段,并具有不同的功能;同时,它们又相互依赖、互为条件、缺一不可.当代中国的公共冲突治理体系在层次上存在着两个主要的问题,其一是冲突化解环节相对薄弱;其二是不同的冲突治理层次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混淆.解决当代中国公共冲突治理困境需要在两个方面做出努力,即加强社会性冲突化解环节的建设,分清冲突治理的三个不同层次.     

从"学术工人"到"传道者"——麦克·布洛维的学术转向与价值关怀

近年来,麦克·布洛维的学术实践与思想在中国社会学界受到越来越多的瞩目.然而,其学术思想容易给刚刚接触的人一种割裂感,尤其是他从马克思主义旨趣到公共社会学旨趣的转向让人费解.按其智识形成历程,布洛维的学术成果可以划分为四部分,即作为"学术工人"的工厂民族志实践、反思性科学方法论总结、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构建和作为"传道者"对公共社会学的提出与推广.布洛维的研究旨趣发生过两次转向,其一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分析层次的微观--宏观转向;其二是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的转向.贯穿布洛维学术历程始终的是马克思主义价值关怀.马克思主义是其理论基点,反思性民族志是方法,实在的乌托邦则是方案,这些最终又统合于公共社会学所希冀的社会学家对于激进社会变迁的推动.从"学术工人"到"传道者",布洛维艰苦却成果卓著的田野研究与在世界各地推广公共社会学的努力使人钦佩,这也正是我们所有社会学从业者实践的榜样.     

中国开展南太平洋岛国公共外交的动因及现状评析

公共外交是全球化时代塑造国家形象、增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途径。基于中国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的实施、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及与台湾当局"外交"博弈的需要,中国亟须获得南太平洋岛国民众对中国的理解、信任和支持,增强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近年来,中国通过文化外交、华侨华人外交、援助外交等公共外交项目的开展,在南太平洋岛国的影响力有所增强。本文认为,由于大国竞争性公共外交的影响,中国在南太平洋岛国的影响力和感召力仍显不足,应秉承"和平、合作、和谐"的外交理念,继续拓展外交空间。     

制度经济学语境下的纽约街贩管理制度研究

在制度演变视角下,美国纽约街贩管理制度经历了严格管制、博弈与抗争、正式与非正式管理机制共存发展三个时期.这一制度格局以具有多元主体充分互动和博弈、正式街贩管理制度和非正式空间管理机制有机结合、非政府组织协助街贩群体形成自我救济机制为特征.因此,中国街贩管理的规制主体应当从重新审视法律、空间和权力的互动机制、建立多元主体利益表达和博弈机制、加强公益组织与街贩群体的联合三个方面探索街贩管理制度的有效供给之路.     

论民初时期大学教育核心思想的内涵

民初是中国近代大学创立时期,以蔡元培为首的教育家、实干家,积极投身于大学教育活动.在教育实践中,形成了民初时期大学教育核心思想.其内涵包括:教育救国,爱国为本;崇自然、展个性,养成完全人格;文理并重,中西贯通;学术自由,民主治校.这些思想不仅引导了民初大学教育的发展方向,而且对今天的大学教育也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乡村社会结构演进中的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变迁

不同的乡村社会结构形成了不同的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导致了不同的供给水平与效率.传统乡村社会是一个以宗族组织为主要结合形式的社会,形成了公共产品的社区供给机制.人民公社时期社会结构单一,以政府为主导形成了与之相适应、低水平、但具有较高效率的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机制.改革开放后,由于新的乡村社会结构没有形成且不稳定,出现了乡村社会结构与公共产品供给的不协调,此时公共产品供给水平有所提高,但供给相对不足、效率较低.为此,必须重塑稳定的乡村社会结构,改变公共产品供给机制,以提高其供给效率与水平:培养乡村精英,建立社区精英领导下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培养乡村民间组织,促进社区多元化供给;壮大乡村社区集体经济,促进公共产品的集体供给体制的形成;限制政府权力,建立服务型有限政府.     

挑战、批判与反思:解读当代西方的新公共参与理论

自20世纪末期进入信息社会以来,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发达国家亦或发展中国家,"公共参与"的需求都不断"膨胀".本文认为其动因在于:教育、信息技术、民主行政的需要,产生了所谓"新公共参与".之后文章分析了新公共参与产生的社会背景;新公共参与与传统的参与理论之差异与共性;为什么公民与政府官员都"不喜欢"公共参与.此外,文章还指出新公共参与主要倡导与强调的是公共参与不仅分享政府的权力,更重要的是分担政府的责任;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剖析了对于新公共参与理论的批判与反思.     

克里斯托弗·胡德公共管理思想评议:主题、贡献及启示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掀起了公共管理改革的热潮。在从"公共行政"向"公共管理"的转变过程中,克里斯托弗.胡德从"新公共管理"、文化分析、政府内监管和政策工具四个主题对公共管理改革进行了多方面的理论解读,为公共管理改革时期的理论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对于也曾深受"新公共管理"运动影响的中国行政改革而言,胡德的公共管理思想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日本的报纸“小说”

江户时代末期，日本开始发行报刊，印刷媒介促进公共话语空间的扩大。随着文明开化的发展、国民教育的普及与自由民权论的兴起，报刊的媒体作用日益显赫，也给文学提供了园地。     

重新思考公民与公共生活：基于儒家立场和中国历史经验

本文基于中国的历史经验和儒家理念,重新思考公共生活与公民概念。在西方,无论在历史中还是在理论中,公共生活的基本载体都是城邦,这是一个点状的政治共同体。不过,至少从尧舜开始,自觉的中国就呈现为超大规模的文明与政治共同体,由此也决定了中国的公共生活形态和公民身份与西方不同：中国存在着多中心、多层级的公共生活单元;所有人在不同层级上参与公共生活,多少都具有公民性;作为积极公民的古典君子或者儒家士君子的公民身份是多层次和可扩展的,是真正的国家公民。这一中国经验提醒我们,应该超越基于西方经验形成的关于公共生活和公民的地方性概念和理论,发展更为普遍的共同体、公共生活和公民理论。     

论转型期的价值冲突与公共价值理念

在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 ,存在着社会整合机制的削弱、文化的分裂以及价值观的冲突与紊乱等现象 ,使整个社会面临着群体与个体、道义与功利、公平与效率、和谐与竞争、自由与规范等多方面的价值冲突。对此 ,在价值观教育的取向及其战略选择上 ,应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做出努力 :一是着力培育适应时代要求的公共价值理念和文化精神 ;二是注重社会主导价值观念———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本位的“新集体主义价值”的引导与建设     

公共治理视角下的城市管理

城市管理过程中"人、物"分离是导致城市管理效能低下的制度成因。本文从公共治理的视角解读城市管理的内涵,以北京数字化城市管理模式为案例,探索以数字化人口管理监督平台为载体,实现城市管理与社会管理的有效对接,通过制度创新,将公共治理理念落实在城市管理的实践之中。     

公共权力监督的"软件系统"解析

公共权力监督"软件系统"中有权力特性系统、人性系统和政治文化系统等三个子系统.权力特性既存在于公共权力监督之中,又作为公共权力监督的对立物与公共权力监督彼此消长;人性是塑造权力特性的直接因素,而公共权力监督拥有引导掌权者的人性及其所支配的权力特性的巨大能量;同时,最有能力重塑人性并开拓监督空间的政治矢量当属政治文化的世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