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文人词之先声——金克己词论析

金克己是朝鲜高丽朝著名文人,也是朝鲜高丽朝词史上有特殊意义的词人。从保存下来的他的四篇作品来看,他不但是把词从朝鲜宫廷引入到文人圈的第一人,还是朝鲜词山水传统的发起人之一,他的词作,反映了朝鲜文人初学作词的一些特点。     

词“三变”──论柳词的开拓与创新

在学术界上,基本确认了唐宋词的发展过程大致经历了歌者之词——诗人之词——赋家之词的三个发展阶段,词的基本走向是由简到繁,由俗到雅,由自然天成到雕琢安排。柳永在众多的词人中,可以说是处于第一阶段的歌者之词。柳永的出现,在中国的词史上无疑是一道闪电,是一声惊雷,冲决了北宋的词学观念。他以填词为生,是我国第一位专业词人;他深入到市民生活中去,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他自制慢词长调,拓宽了词境,更新了词的气象,启迪影响了一代词风。一在文人创作上,柳永是我国词史上第一位专业词人,他前无古人,却后有来者,是为“…     

试论唐五代词雅俗流变的轨迹

唐五代词,是探究词体流变必然追溯的重要阶段。从词史发展的角度看,唐五代词从敦煌民间的“曲子词,”到中唐文人的“长短句之诗,”再到花间的“诗客曲子词”、南唐的“士大夫之词,”这一连串概念环环相生的演进,表明词体在原生态时期,经历了一个完整的雅俗流变过程:先天俗质——初始雅化——雅俗并存——去俗从雅。其中,雅与俗的分合消长,成为推进词体衍生、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词完成了由唐至宋的过渡。     

元遗山抒情词成因探析

遗山词学苏轼,以豪放为主,然这位北国词家在其词中纳入诸如儿女和情之类的情感时,则颇具婉约情致,呈现刚柔相济之美感特征。本文认为遗山抒情词继承并发展了以花间词为代表的晚唐五代词的传统,渊源有自;其抒情词创作与金、元间文人狎妓之风气有关;与他个人的主观情感因素密不可分,遗山是一位既多情又重情的北国词人;最后把遗山抒情词的创作落实到他的词学观念这一层面上,认为他未尝鄙薄词之婉约,这无疑是他抒情词创作的动因之一。     

金代词家蔡松年词刍论

蔡松年是金代著名词人,其词风开金代百年之词运。蔡氏仕金三十年,仕途风顺,官居宰府。但蔡氏身处金初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风口浪尖之上,进退维谷,动辄得咎,“违已交病,不堪其忧”,其词或吟咏山光水影,或追忆往昔盛游,或抒发归欤之志,皆与其仕金经历有关。在艺术追求上,蔡氏词以“清”为主,具体表现为清新、清疏和清旷等方面。     

陆游南郑之嬗变

陆游一生经历丰富,足迹遍布各地,但汉中却举足轻重。他在这里有几个明显的变化：从一介文人到抗金战士,实现了角色的转换;从养家糊口到建功立业,他的追求有较大的提升;从纤柔到宏肆,他的诗风有很大的的转变。也正是这一嬗变,使陆游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     

文人词从兴起到词体的成熟

宋词与唐诗、元曲,是我国古典文学中并峙的三峰。宋词是有宋一代最有代表性的文学样式,宋代是词最灿烂辉煌的时代,这是众所周知的。然而,词这种文学样式并非到宋代才出现的,文人词早在隋代便已兴起,它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变化路程,到晚唐才达到成熟,至宋代则大放异彩。本大试图探讨一下文人词的起源和词从兴起到成熟过程中内部特征的演变问题。一般认为,词兴起于隋代,最初称曲子词,是为配合当时新兴的音乐——燕乐的演唱而作的歌词。歌词的作者起初主要是下层士子、民间艺人和歌妓,后来,文人逐渐依照词调模仿民间词来作新词,于是…     

独酌:李白内心孤独的真实印记——兼论后世的独酌情怀

李白在他所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知名度很高的诗人,但在喧闹的同时,李白却备感孤独,其诗中多次使用的"独酌"一词,正是其内心孤独的真实印记。李白的孤独来源于他自视甚高的期许与天真的从政理念和行为的矛盾,来源于仕与隐的矛盾,来源于其诡异的身世、异于常人的外表和行为举止以及种种传奇的经历带给他的陌生感和孤寂感,来源于居无定所以及长期漫游的生活方式带给他的空虚感和负疚感。李白在"独酌"中叩问苍天大地,在花间月下的醉影里,找到自己心灵的安栖之地。作为第一个大量使用"独酌"词语的诗人,其"独酌"诗中特有的人文精神,沾溉着后世无数的文人。李白"独酌"的孤影,已成为后世文人心中挥之不去的美丽剪影。     

《云韶集》与陈廷焯初期的词学思想

陈廷焯学习填词,经历了一个由喜写艳词到崇尚醇雅的过程,接受了朱彝尊以雅为尚的审美观念,还仿照《词综》的体例编选了一部历代词选———《云韶集》,但在宗南宗北及师法对象等方面修正了浙派词学过于偏激的提法,这正是他后期词学立场转变的一个重要的内在契机。     

论宋元戏曲中文人仕婚观的差异

宋代南戏和元代杂剧所表现出的两代文人之仕婚观念，有着明显的差异：宋代文人社会地位高，他们只求做官，不求做人；为了做官，不惜负心婚变，攀婚高门，他们对待仕婚矛盾的态度是仕高于婚，婚姻是为仕宦服务的，其婚姻带有明显的功利思想，这是宋代科举大盛的一个恶果。元代文人社会地位低，他们只求做人，不为做官；为了做人，他们重婚轻仕．追求理想的婚姻生活，并使自己的灵魂得到净化，这是蒙元中断科举给元代社会道德风尚带来的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宋元戏曲中文人仕婚观的差异，是宋元社会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政治制度、不同道德风尚的形象反映，尤其反映了两代文人尊卑的道德情操和人生追求。     

“言文一致”与中国文学观念的现代转型——对“言文一致”命题的重新审视

“言文一致”是晚清和“五四”两代知识分子共同关心的文化命题,但他们也显示出内在的差异与分歧。文学启蒙是“言文一致”的历史动因,前者借此表达的是民族国家意识,但后者更注重个性意识的释放;对汉语的全面反恩是“言文一致”的现实起点。前者还是在旧有的规范中创作,后者却创立了现代白话;“文学”观念的革新是“言文一致”的实际成果。前者推进了文学观念的转型,但后者才经由现代汉语建立起现代思想文化。     

文坛的"失语"和"失语"的文坛--新中国建国之初文坛"畸相"的历史追问

20世纪50年代,现代文学史上的诸多著名作家几乎同时停止文学创作,形成了"文坛的失语"和"失语的文坛".这一文学现象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作家自己思想认识的幼稚,又有当时文艺政策舆论导向的作用,还有频繁政治思想运动造成的精神压力,甚至还有前苏联文艺"模式"的影响.清理与反思这段历史,可以使我们更加清醒理智地面对未来.     

本雅明眼中机械复制时代的文艺审美特征

20世纪初是继19世纪资本主义高速发展后西方文艺从古典向现代递变的时期,此期的文艺作品生产者、文艺作品以及文艺作品接受者较前代有了极大的转变。本雅明目睹了这种变化,并对各种文艺现象进行研究,提出了此期文艺审美的特征。     

陆机诗文创作与两晋诗风

文学史上所概括的西晋太康绮靡诗风与东晋江左玄言诗风 ,都可以在号称“太康之英”的陆机诗文中见出绪端。从现存作品中可以看出 ,他不仅写出了大量缘情绮靡之作 ,也有不少表示玄思哲理的诗文 ,前者是为了迎合上层贵族集团享乐之风的需要 ,希望通过文学才华来干名取誉 ,获致官职 ,在西晋太康绮靡文风中有明显的代表性 ;后者则表现了希望通过对形上之理念之把握从而居乱世以不变应万变的心理 ,对于东晋永嘉文坛的因谈尚玄之风也不无影响     

论元曲精神的形成及流布

关于元曲形成及其演变,主要是由于历史原因、儒家思想因子的思想渊薮、道教氛围、自然环境等因素,这些方面的影响不仅铺垫了元代文学的根本背景,亦使其前后期、南北方风格迥然不同.现试图将元代文学回到它的历史与思想背景中来阐释其精神及其在作家作品中的分布,从而对其风貌进行勾勒.     

从京都赋到田园诗--对诗赋文学创作传统的思考

中国古代文人创作源起楚汉辞赋,继兴魏晋五言诗歌,从而构成先唐以诗赋为中心的文学创作传统。在此长达数百年的诗赋文学创作形成时期,公元1世纪以班固为代表的赋家创制了“京都赋”文学系列、公元4世纪末以陶渊明为代表的诗人创制了“田园诗”文学系列,一被奉为赋体正宗,一被视作诗苑杰作,后世追摹仿效,奉为两座艺术高峰。而从京都赋到田园诗的变迁史迹看诗赋文学创作传统,又呈现出城市文学与乡村文学的差异,分别代表两种不同的物质背景和精神风貌,这启引我们对诗赋艺术价值作重新思考。     

论丘逢甲内渡后七律诗歌的艺术特色

丘逢甲身遭乡土沦丧、报国无门的不幸,寄意于诗以自哀其志,其七律诗歌反映了一代世事沧桑巨变及个人坎坷的心路历程,有“诗史”之风。丘逢甲内渡后的七律之作悲愤凄凉,动人哀魄;诗中意象充满忧郁的情调,带有浓厚的悲观色彩;其诗多用典故,常化用前人之句,内涵深厚。     

翻译与文化身份重写——谈后殖民文学中的杂糅写作

殖民时期文学中的文化表征受到殖民思想的影响,强化了殖民者与殖民地之间的不平等关系。通过将本土语言文化翻译进入后殖民文学文本,后殖民杂糅写作起着重写后殖民文化身份的作用。这种写作挑战宗主国文化权威,改写传统的东西方文化关系,重新展示第三世界文化精神,真实反映殖民地国家的艰难处境,在强势文化单一声音中混杂了边缘文化多种不同的声音,从而重写了第三世界后殖民文化身份。     

论魏晋南北朝的文论之“清”——兼及陶渊明的品第

“清”是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中国哲学和美学范畴。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哲学之“清”转化为审美之“清”的关键时期,玄学本体论和玄学影响下的士人“清谈”对审美趣味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玄学不同发展阶段的观点也影响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清”审美趣味的细微差异,形成了前后两个阶段文论同中有异的格局,前期以“清省”为主,而后期以“清丽”为主。     

从黑土地上走出的文坛奇才——俄罗斯当代作家舒克申的短篇小说解读

瓦西里·马卡洛维奇·舒克申是俄罗斯当代著名的作家和艺术家。他的小说及电影文学剧本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原苏联文学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虽然他的写作生涯只有15年,然而他却写出了100多篇脍炙人口的作品。这些作品反映了原苏联当代社会上的一些敏感问题。他的着眼点总是叙述那些平凡的、非英雄式的、使每一个人都感到亲切的事情,用生活中的平凡真理来启迪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