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逻辑与论辩

郭沫若在《十批判书·名辩思潮的批判》中曾指出:“孟子在当时以‘好辩’而受非难时人,据现存的七篇书看来,他真有点名不虚传。”魏晋时期鲁胜也曾评论说:“孟子非墨家,其辩言正辞,则与墨同。”(《晋书·隐逸传》鲁胜《墨辩注序》) 孟子确实是我国古代有名的辩论家。孟子自命为孔子的继承者,“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由孔子而来至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俗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孟子·尽心下》),可见孟子是以孔子继承者而自居的。儒家是不尚辩论的,那么,作为儒家继承者的孟子似乎也不会注重辩论;然而事实却恰恰相     

孟子学说由“显”而“隐”的政治背景——《孟学流变刍议》之一

孟子是先秦儒家学派中的重要人物。韩非把“孟氏之儒”列入“显学”。他批评儒家“以仁义教人”、“言先王之仁义”(《韩非子·显学篇》)。我们知道,“仁义”同时并举,正是“孟氏之儒”的特色。因为孔子大谈其“仁”,也多次说过“义”,但从未“仁义”并提。可见韩非事实上把孔孟相提并论。此外,从汉代一些著作和封建国家的措施中仍可看出早期孔孟几乎并列的痕迹,如司马迁说:“(邹衍)岂与仲尼菜色陈蔡、孟轲困于齐梁同乎哉?”(《史记》卷74)王充《论衡》一书有《问孔》和《刺孟》两篇。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汉文帝时,《论语》、《孟子》两书曾和《孝经》、《尔雅》一起“皆置博士”(见赵歧《孟子注》卷首),可以说是孔孟并列。     

孔子的文艺美学思想:基点与展开

孟子评价孔子说:“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万章下》)孟子的这段话,可以说是对孔子在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历史中的重大作用的中肯评价。做为“集大成者”的孔子,批判地继承了夏商周三代的文化精髓,建立了自己一整套以仁学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从而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这不仅仅表现在社会政治、伦理道德、教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申述

孟子所谓“王者之迹熄而《诗》亡”即西周之礼乐制度崩而《诗》亡。孟子以王道一统天下为政治理想,所以他强调孔子作《春秋》是秉承了《诗》之礼乐血脉,《春秋》所叙即为“天子之事”,这也就是他说“《诗》亡然后《春秋》作”的深层用意。     

孟子仁政观简论

孟子的政治思想,以仁政为其核心。如果说,孔子所创立的“仁”的学说,与政治还没有明显联系的话,那么,孟子之儒,则不但把二者紧密联系起来,而且把它作为“治国平天下”的重要手段,放到极为显著的地位。孟子说过:“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均见《孟子·公孙丑上》。以下引孟子文只注明篇名。)看来,要认识孟子,就必须认识孟子的仁政观。本文打算就其具体内容及其意义,谈一点初步看法。     

仁义也是孔子思想核心之一

有人说,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孟子的思想核心是仁义。其实,在《论语》里谈仁的地方很多,谈义的地方也不少,只是不见仁义连用罢了。不仅如此,在《论语》中,孔子总是把“出则事公卿”与“入则事父兄”、“远之事君”与“迩之事父”、“君君臣臣”与“父父子子”并列在一起。从实质上看,这不也是仁义连用吗?所以,孔子在《说卦传》说:“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这是孔子思想在人道,亦即人生观方面以仁义为核心的确凿证明,是不容怀疑的。     

《孟子》历代研究考述

《孟子》是孟子与其弟子万章、公孙丑等为“述仲尼之意”而作的一部语录体著作。其书保存孔门大义甚多,重民轻君、道性善、明仁义等皆赖其继承和发扬。清朝康熙皇帝有赞云:“哲人既萎,扬墨昌炽。子舆辟之,曰仁曰义。性善独阐,知言养气。道称尧舜,学屏功利。煌煌七篇,并重六艺。孔学攸传,禹功作配。”高度概括、评价了其人其书。 《孟子》篇卷,各家著录不尽一致。《史记》称“七篇”(即《内篇》);《汉书.艺文志》作“十一篇”(包括《外书》四篇);《隋书·经籍志》有赵岐《注》十四卷(将七篇各分上下卷),另有郑玄、刘熙《注》各     

子贡是孔子弟子中最杰出的人物

一子贡是孔子称赞的弟子一般人说,孔子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司马迁的《史记》中《仲尼弟子列传》共列名七十七人,并说“受业身通者七十七,皆异能之士也。”司马迁认为孔子弟子中有奇才异能之士七十七人。这七十七人中谁是最杰出的拔尖人物呢?孔子最称赞颜回,但颜回死的早,没有什么成就。孔子死后,子夏教于西河,传授孔子学术,魏文候还以师事之,并咨问国政。《论语》一书中也说孔子弟子中“文学”方面(即学术方面)首推子游、子夏。可是《论语》中孔子对子夏的教导,有两处值得注意:一处是子谓子夏曰:“汝为君子儒,无为小     

“仕而优则学”疑为“仕而优则教(■)”

“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是孔子弟子卜商(子夏)说的两句话,见于《论语·子张》篇。对于这两句话,从东汉至今近两千年来有很多人做过很多次的注释。这些注释虽不尽相同,但可以说是一脉相承,没有什么根本性质的差别。如东汉马融说“仕而优则学”同于孔子说的“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三国时何晏作《论语集解》,采用了马融的解释。北宋时邢禹作《论语正义》,又把“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解释为“人之仕官,行己职而优,间有余力,则以学先王之遗文也”。南宋时朱熹作《论语集注》,在解释子夏这两句话的时侯,也说:“仕而学,则所以资其仕者益深;学而仕,则所以验其学者益广。”明清科举,     

孔子与《诗经》

《诗经》是我国古代六经之一。它流传久远,影响深广。这与孔子私设教馆,以《诗》教授弟子,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拟就孔子诗教、教诗、评诗、正乐等方面作初步的探讨。一孔子十分重视诗教,他教诲弟子说:“小子(学生们)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①他从《诗》的社会作用和教育作用着眼,以培养学生德才兼备的“君子儒”,从而达到“事父”、“事君”的目的。孔子曾对他儿子伯鱼说:“女(汝)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②意思说,做人不学习《周南》、《召南》,就象面对着墙壁站立着似的,“一物无所见,一步不可行。”(朱熹)又说:“不学《诗》,无以言。”③是指出使诸侯各国,办理外交,酬酢应对的言辞。这是从修身做人、从政做官的角度,强调学《诗》的重要性。     

从宋朝集权政治看厢军制度的形成背景——宋代冗兵成因研究之二

(一)厢军制度形成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在以禁、厢两军为基本构成的宋朝军制中,占兵员总额将近一半的厢军只是一支役作部队,类似于今天的工程兵性质。厢军之不预战事而专供役作,这是宋朝兵制的一大特点。《玉海》卷319引《神宗史志》说:“材不中禁卫,而力足以充役,为厢军。”可以视为厢军的扼要定义。宋人叶适说:“厢军供杂役,禁军教战守。”(《水心别集》卷12《厢禁军弓手土兵》)章如愚说:“宋有天下,悉役厢军。”(《山堂群书考索后集》卷41)马端临说,“宋朝凡众役多以厢军给之,罕调丁男。”(《文献通考·职役一》)在将厢军定义为     

“营窟”新解

“营窟”一词,屡见于古代典籍。《礼记·礼运》:“冬则居营窟。”《孔子家语·问礼》同。《孟子·滕文公上》:“上者为营窟。”郑玄注《礼记》云:“寒则累土。”孔颖达疏:“冬则居营窟者,营累其土而为窟。地高则穴于地,地下则窟于地上,谓以地上累土而为窟。”王肃谓:“掘地而居谓之营窟。”赵岐注《孟子》云:“凿岸而营度之以为窟穴而处之。”焦循《正义》:“此营窟当是相连为窟穴。”朱熹《四书章     

从命运天定到修正命运--从《郭店楚墓竹简·穷达以时》看先秦儒家对时运观的一种解读

文章以《郭店楚墓竹简.穷达以时》这一材料为分析点,论述了孔子、孟子、荀子对时运的看法。孔子从“有天有人,天人有分”思想出发,认为时运是“天”的一种自我运行,与人的行为无关,它是不可捉摸、不可改变的;孟子认为“时运”是天对人的考验,人只要积极努力,最终是可以符合天数的;荀子则认为人可以借天命而对时运有所修正,使之符合人自身的发展。     

试论孔子举贤任能的人才思想

用人问题,是关系到一个国家强弱兴衰的大问题。治国安邦靠人才,成就事业也离不开人才。这个道理,历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包括封建社会的一些帝王将相在内,都在不同程度上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孔子认为治理国家要靠人才。他说:“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无),则其政息。”(《中庸》)但是,人才是难得的:“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治国之臣)十人’”。对此,孔子说道:“才难,(人才不易得)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论语·泰伯》以下凡引《论语》只注篇名)孔子认为卫灵公无道,而没有亡国,是因为他任用了“仲叔圉治宾客,祝(鱼它)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宪问》)人才的重要,于此可见。     

子张之儒对原始儒学的继承与偏离

子张之儒对原始儒学的继承与偏离丁原明子张之儒，韩非列为儒家八派之首。然而，孔子批评“师也过”（《论语·先进》），孟子说他只得“圣人之一休：”（《孟子·公孙丑上》），而荀子则斥他为“贱懦”（《荀子·非十二子》）。这是为什么呢？在我看来，其主要原因就是子...     

秦汉时期的三次焚书及其性质

我国的先秦文化典籍,其成书年代论者说法不一,但春秋末孔子整理、删定《六经》说,多数学者则认为可信。西汉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写道:“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于是孔子便“追迹三代之礼。”孔子自言:“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遂在以往官府仪礼的基础上,整理删补而成《礼记》;孔子又“上纪唐(尧)虞(舜)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遂成《书传》;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年)冬孔子返鲁,是时道衰乐废,孔子乃正之,遂定《乐》;《孔子世家》又载:“古者《诗》     

孔子朝越质疑

《越绝书》卷八《外传记地传》记载越王勾践灭吴以后,迁都琊（令山东）,躬求贤圣,孔子率弟子７０人来朝：勾践伐吴,霸关东,从琊起观台。台周七里,以望东海。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居无几,躬求贤圣。孔子从弟子七十人,奉先王雅琴,治礼往奏,勾践乃身被赐夷之甲,带步先之剑,杖物卢之矛,出死士三百人,为阵关下。孔子有顷姚稽到越。越王曰“唯唯,夫子何以教之？”孔子对曰“丘能述五帝三王之道,故奉雅琴至大王所。”勾践喟然叹曰“大越性脆而愚,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锐兵任死,越之常性也。…     

由书传称引考《诗》的历史形态——兼证司马迁孔子删诗说的可信

一司马迁为孔子作传,说他删过《诗》,后世许多人根据书传称引,对这种说法表示怀疑。但笔者认为,这正可作司马迁的孔子删诗说可信的证明,并能由此窥见《诗》的某些历史形态。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因为“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故孔子积极从事删订诗、书、礼、乐的工作,在诗方面的情况是:“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三百五篇。”对于司马迁的这一记载,后世除少数人(如宋代的邵雍、欧阳修等)之外,大都对之持怀疑态度。唐人孔颖达认为:“是《诗》三百篇者,孔子定之,如《史记》之言,则孔子之前,诗篇多矣。案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     

“天泉证道”考实

《明儒学案》卷首《师说》“王龙溪(畿)”条云:“愚(刘宗周)按:四句教法,考之阳明集中并不经见。其说乃出于龙溪。则阳明未定之见,平日间尝有是言而不敢笔之于书,以滋学者之感;至龙溪先生始云:‘四有’之说猥犯支离。势必进之‘四无’而后快。”刘宗周这一微言,极大地影响了后学黄宗羲。为了替王阳明规辟禅迹,《明儒学案》卷十一钱绪山条、卷十二王龙溪条即批评王畿“竟入于禅”,而德洪(绪山名)“不失儒者之矩(?)”。黄宗羲说,王门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斯言也,于阳明平日之言无所考见,独先生(畿)     

略论《春秋》大义及夷夏之辨

《春秋》是孔子根据鲁国史记整理而成以寓历史褒贬，政治理想的著作。鲁国史记，是本国大事及诸侯赴告而书策的记事之作，留存后世则成历史记载，当时名称也叫《春秋》。但孔子根据鲁国《春秋》经过笔削润色以后，寄寓他对礼崩乐坏的的慨叹之情，乱臣贼子的诛讨之义与小康大同的政治理想。因此，孔子的《春秋》已从“史”上升为“经”，用我们现代新名词，可称之为“政治哲学著作”。关于孔子作《春秋》的记载，当首推《孟子》，这不仅最早，而且最可信、最可靠。（虽然历来有人疑议，但于其记载本身，始终推翻不了）《孟子·滕文公下》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