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乡官“三老”浅探——中国封建制和村社关系的一个问题

<正> 清赵翼《二十二史劄记》中有《三老孝悌力田皆乡官名》一条,文引汉文帝诏说:“三老,众民之师也。其以户口率置常员。”又引李贤《后汉书》注云:“三老、孝悌、力田,皆乡官名也。”虽然“三老”等属乡官并非赵翼的发现,李贤早已说过,顾炎武《日知录·乡亭之职》条也说过此意,但赵翼能重视汉代这一基层组织的属吏,并列为《劄记》的一条,是很有见地的。本文单就“三老”的性质以及相应的一些问题发表些浅见。三老是秦汉时代的乡官,其职责是协助县令、丞、尉推行政令,教化民众。《汉书·百官公卿表》:“大率十里一亭,享有长。十亭一     

论黄庭坚诗中的典故符号

黄诗选材,用典赅博,其诗呈现与杜诗一样的“浑涵汪茫,千汇万状”的状态。仅就任渊在《山谷内集》（７１５首）注中所指出的典籍统计,就有四百多种,可见他的诗用典范围之广及典故符号出处之僻。难怪清人赵翼说“山谷则书卷比坡更多数倍,几乎无一字无来历。”（《瓯北...     

王昭君故里考

近年,报刊上发表的一些介绍和涉及到王昭君的文章和著作中,有说王昭君是今湖北秭归县人的,也有说是今湖北兴山县人的。这两种说法究竟哪一种对呢?有关王昭君的史料记载,始见于东汉班固撰修的《汉书》。但作者并来指出王昭君是何地人,记载得也很简略,对王昭君的家世几乎没有提及,只是同朝人文颖在注解《汉书》时,称王昭君是“本甫郡秭归人也”。文颖曾任荆州从事,荆州被包括在南郡。也许有这个原因,文颖本来不是注释《汉书》的名家,也得到后世尤其是唐代注家颜师古的肯定(见《汉书·元帝纪》)。在南朝人范晔著的《后汉书》中,也有一节关于王昭君的记载,只是说王昭君是“南郡人”。究竟是南郡何处人,也未载明。我们现在说王昭君是秭     

女媭非屈母——与龚维英同志商榷

龚维英同志《女媭为屈母说》一文(《贵州社会科学》82年第三期,以下简称《屈母说》),力排众议,令人耳目一新。读后于其中数事,尚未涣然,窃陈愚见,就教于龚君。一、《屈母说》以为,“姊”之古义,既谓“女兄”,亦以言母。“《北齐书》的《后妃传》及《诸王传》载,称生母及乳母均为‘姊姊’”,宋高宗亦称其母韦太后为“大姊姊”,又《说文·女部》“姐”字注,蜀谓母曰姐,王逸注:“女媭,屈原姊也。”“姐”与“姊”今已无别,故女媭当即为屈原之母。按“姊”乃王注,非《离骚》本文,不能混为一谈。《屈母说》以为只要能证成“姊”有“母”义,就可得出“女媭”即“屈母”的结论,这样做其实是隔靴搔痒,文不对题。王逸作《楚辞章句》,时在东汉,系统地阐释六书的《说文解字》亦作于此时,《说文》中并无姊兼母义之说,而母字则赫然见于女部。可见     

释“飞鸟之所解其羽”

<正> 战国秦汉时期,曾把遥远的北方看作是“飞鸟之所解其羽”、“群鸟之所解羽”的地方,见于《竹书纪年》、《穆天子传》、《山海经》等书,《淮南子》也有类似的记载。为什么鸟类要到这种苦寒的荒野来“解羽”,以至“积羽千里”,使得某些旷原、流沙、大泽、高山以此命名?这既找不到自然科学方面的根据,也找不到文献记载、神话传说方面的说明,应该说是一个待解之谜。关于这个地点,文献记载也说得很恍惚。《竹书纪年》说周“穆王北征,行流沙千里,积羽千里”(《穆天子传》郭璞注引),指的是沙漠地带;(《穆天子传》中,确有这个地点,说在“西王母之邦”的北面,“千有九百里”是片“旷(郭璞注引作广)原之野,飞鸟之所解其羽,乃于此     

《离骚》“求女”辨

屈原《离骚》有一段求宓妃、佚女、二姚的浪漫主义描述。对此“三求”,历来注家解释不一。王逸以为往求“天下贤人”,“与俱事君也”(见《楚辞章句》);赵南星以为是“托为远游,求女圣帝之妃以配怀王”(见《离骚经订注》);贺宽以为“女以比郑袖”,“求女”即欲走郑袖之路,“转以达于其君”(见《坎骚》);朱熹、蒋骥则以为是“求贤君之意”(分见《楚辞集注》、《山带阁注楚辞》)。诸说纷纭如此,实有一辨之必要。怀王无贤内助,《离骚》“求女圣帝之妃以配怀王”,此说貌似有理,其实不然。屈原     

释“露布”

“露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文体呢?梁任昉《文章缘起》说:“露布,汉贾弘为马超伐曹操作。”但是,根据《汉书》、《后汉书》及唐李贤《后汉书》注,这种公文形式,至迟在西汉时就有了。不过,那时称为“露章”(《汉书·何武传》)。后来,也称为“露版”。唐封演《封氏闻见记》说:“露布者,谓不封检,露而宣布,欲四方速知,亦谓之露版者。”(《说郛》卷4)所以,清代学者赵翼说:“露布之名,汉已有之,但非专用于军旅耳。”(《陔余丛考》卷21)关于露布这种文体的用途大致有三:     

“诗无达诂”与中国古代学术史的关系

“诗无达诂”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与中国学术史的演进有着密切的因缘关系。透视二者的因缘,可以看出一种文学理论的产生,有赖于一定的学术气候;它的发展,也离不开与之相宜的学术思想和方法。一“诗无达诂”作为一种理论的总结,最初见于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三《精华》篇:“所闻《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诂”字,据《说文》、《段注》、《说文通训定声》诸书的释义,均指以今言释古语,侧重于语言文字的通训。今人也多以为董氏的“诗无达诂”偏重于语言文字的歧异。这固然是其中一个方面,但《春秋公羊经传》、《尔雅》、《字林》、《广雅》、《汉书·杨雄传》注、《后汉书·桓谭传》注在指出“诂”为通古言、释故言之外,也兼指通“义”,说明“诂”在实际运用中并不限于一般语辞的通释,也兼指语义的变化。因此,董仲舒的“《诗》无达诂”既指诗字面的无通释,也指一首诗语义的无定解。“诗无达诂”是汉人通行的看法,除董仲舒外,稍后刘向的《说苑·奉使》也有记载:“传曰:《诗》无通诂,《易》无通占,《春秋》无通义。”据其文所论,“《春秋》之辞,有相反者四。”刘向认为,对《春秋》中的抵牾之处,不能拘于字面语义,读     

辽代避讳始于何时

赵翼《廿史剳记》曾记载金代的避讳情况。“金人一人二名,其国语之名,便于彼此相呼,汉名则用之诏令章奏。其避讳之法,则专避汉名,而国语之名不避,盖国语本有音无正字也。”其实,汉名之俗,本起自契丹,女真沿袭。所以,这种只避汉名的方法也来源于契丹。辽代皇帝亦一人二     

试为“成都得名进一解”

一、问题的提出“成都”的出名,是从蜀国开明氏在这里建都引起的。这件事,《太平御览》卷888引《蜀王本纪》说:“蜀王据有巴蜀之地、本治广都樊乡,徒居成都”。在《华阳国志·蜀志》里更记载得详细一点,它说:“君开明立,号曰丛帝,……九世传开明尚焉。开明尚自梦郭移,乃徒治成都”。华志说开明尚是开明氏的第九代,而《后汉书·张衡传》注引《蜀王本纪》却说:“开明帝下至五代有开明尚,复称王也”。开明尚到底是开明氏第几代还需要进一步研讨,但可     

李白确至夜郎考辨

李白长流夜郎,究竟是在巫山遇赦还是在贬所夜郎获释,这是文学史上至今尚未解决之悬案。正史对于李白流放事记载甚略。《新唐书·李白传》只有“有诏长流夜郎,会赦”一语。《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下,也只以寥寥数言记载此事:“永王谋乱兵败,白坐长流夜郎,后遇赦得还。”这些记载均未交待李白遇赦获释之地点。唐人撰写的李白之《墓志》、《碣记》、《墓碑》、《集序》等,对于此事,更是未置一语。首先明确地提出李白获释地点的是北宋曾巩。他在《李太白文集后序》中说:“乾元元年,(白)终以汙璘事长流夜郎,遂汛洞庭,上峡江,至巫山,以赦得释……”至于“至巫山,以赦得释”之根据是什么,曾巩未作具体交待,他只是对于记叙李白生平事迹之依据,笼统地总提一下:“其始终所更涉如此,此白之诗书所自叙可考者也。”而白之诗书能为此提供线索的,只有《流夜郎半道承恩放还兼欣克复     

学林之益友 初学之良伴──介绍《段注训诂研究》

清代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是一部很有影响的文字学巨著，问世之后，研究它的书文亦多亦夥，林立莘莘，其中不乏精彩之篇。笔者近读马景仑先生所著《段注训诂研究》，深感这是一部好书，是一部对段注进行集大成式归纳的杰作，书中精到之论迭出，读之令人不忍释卷。归纳起来，该书有三个方面值得揭示、阐明给读者。一、通俗而又全面系统地给《说文解字》一书作了“凡例”其通俗性对初涉《说文》门径者有很大帮助；其全面、系统性对《说文》研究者大有裨益。当今的书，大都有“凡例”在前，汉代的《说文》没有“凡例”。一本没有“凡例”的工…     

诸葛亮“南征”的若干问题

公元二二五年,诸葛亮平息了雍闿、孟获等在云贵地区发动的叛乱,历史上称之为“南征”。这是三国时代发生在我国西南地区的一件大事,其影响之大不仅是见于当时,对后世也是深远的。但是由于蜀汉朝廷“国不置史,记注无官,是以行事多遗”。在诸葛亮死前一年出生在蜀汉政府还做过“观阁令史“的陈寿在其所著《三国志》中,记载“南征”一事十分简略。对于在此次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孟获,甚至连名字都未提及。《华阳国志》和斐松之注《三国志》,在“南征”一节上补充了一些有价值的史实,但仍旧显得十分不够。因此,“南征”中的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本文拟着重探讨下面几个问题:孟获的族属,“南征”的性质,“南征”有没有引起民族迁移。同时,对“南征”进军路线和主要战场,也提出一些粗浅看法。     

屈原名平及相关问题考论

东方朔以“平”为屈原之名。司马迁明确记载屈原名平,并有呼应。刘向明确记载屈原名平。王充认为屈原名平字原。王逸明确记载屈原名平,于此无刊刻传写错误。《文选》并非所有有字之作者均以字称,屈平即在有字不以字称而称名之列,《文选》五臣注空疏荒陋,不足为据。《卜居》、《渔父》开篇言“屈原既放”,篇中反复出现“屈原日”字样,此为屈原赋之文体性质所决定,此不能作为《卜居》、《渔父》非屈原所作之根据。《卜居》之作者为屈原,《卜居》当作于怀王十八年,具体时间当在该年屈原使齐之前,作地当为郢。《渔父》之作者为屈原,当作于屈原自沉前不久,作地当在江南。     

“新”字新解

“新”字 ,常作“新鲜”解。但《说文·斤部》云 :“新 ,取木也。”段注 :“取木者 ,新之本义。”然则“新”之新鲜义从何而来 ?陆宗达、王宁《训诂与训诂学》页 6 6提及“新”的新鲜义来自“汛” ,然未考证。今试证之 :《说文假借义证》 :“新 ,取木也…借信。”“新”、“信”音同 ,“信”是“新”的假借字 ,“新”的新鲜义可从“信”中寻。《说文通训定声》 :“讯 ,又为之误字。泛滥之义或借为信亦通。”《汉语大词典》中“”有“洒”和“浸溢”等义。“”又作“汜” ,即泛滥的泛字。“汛”与“”形似 ,许多经籍传抄过程中常误为…     

盛宏之《荆州记》校读札迻

盛宏之《荆州记》，南北朝齐、梁、北魏间著述颇见注称，唐、宋史书地志尤多征引。然是书亡佚既久，盛宏之其人生平行状亦不可考。唯《隋书·经籍志》有著录：《荆州记》三卷，宋临川王侍郎盛宏之撰。盛宏之，《宋书》无传，南朝人著述中亦未见其行迹，今依《隋书》之著录复考如下：（一）据《宋书》，终刘宋一朝，立临川王仅二见，同在宋武帝永初元年，一为“追封司徒道规为临川王”，一为“立南郡公义庆为临川王”①。刘道规已于晋安帝义熙八年死，刘义庆系绍嗣道规，武帝受命，袭王爵②。盛宏之所侍之临川王，当为刘义庆无疑。刘义庆即撰…     

“而弃规矩”臆解

《庄子·胠箧》:“擢乱六律,铄绝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聪矣;灭文章,散五采,胶离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毁绝钩绳,而弃规矩,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此段文字,由三个对仗工整的复句组成,本不应有何疑惑,然历来注家对“而弃规矩”中之“而”,均未有妥贴的训解,可谓一大缺憾。现今看到的注本,自郭庆藩的《庄子集释》、王先谦的《庄子集解》到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王力《古代汉语》,于“而”下均无一言。未释之原因,盖以为此“而”即一般连词也。于是,陈鼓应遂将“毁绝钩绳而弃规矩”作为一读,中间不再点断。若如此,则破坏了整体行文的对应。对此,前人不是没有怀疑,北大编《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注此句云:“而弃规矩,‘而’即‘然’,是‘燃’的假借字(参用王引之,阮毓崧说);‘燃弃规矩’与上句‘毁绝钩绳’为对文。此句言把所有的圆规、方矩等工具都烧毁。”此说给     

魏晋乐府官署演变考

1　　《宋书·乐志一》说 :“汉末大乱 ,众乐沦缺” ,《晋书·乐志上》也说 :“汉自东京大乱 ,绝无金石之乐 ,乐章亡缺 ,不可复知。”当时的乐府几近于消亡 ,由于西南一带较为安定 ,以雅乐郎杜夔为代表的一批乐工陆续来此避乱 ,荆州牧刘表曾令杜夔与精通音乐的孟曜为汉献帝合雅乐。《三国志》卷二十九《魏书·杜夔传》称 :“乐备 ,表欲庭观之” ,说明这项工作在刘表在世时就已经完成。虽然史书中缺乏明确的记载 ,但从实际情况来看 ,“合雅乐”远非一二人所能完成 ,因此当时在荆州必然聚集并培养了一批音乐人才。《魏书·杜夔传》又说 :“后 …     

左宗棠“西征借款”试析

左宗棠出兵新疆,匡复领土,实为伟大的爱国行动,亦可谓近代军事史上的一大壮举。西北军事,正如左宗棠自己说的:“筹饷难于筹兵”。故后人为其立传时也断言:“出塞凡廿日,而新疆南北城尽复者,馈运饶给之力也。”左宗棠“馈运饶给之力”是与其西征借款相联系的。对其西征借款,我国史学界至今虽无专文论述,但也存在着损誉不一。董蔡时先生在近著《左宗棠评传)一书中,认为左宗棠筹借西款的成功,“为西征的胜利进军创造了起码的物质条件”。排除李鸿章的干扰借款是“爱国热情”的体现。对此给予了高度的赞扬。罗耀九与黄顺力两先生的近作《左宗棠爱国思想剖析》一文,则认为左宗棠“不顾重息,大借外债,从中渔利,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是左宗棠“爱国思想后面还隐藏有追求富贵利禄的动机”的彻底暴露。双方观点针锋相对。看来左宗棠“西征借款”写专文论述是很有必要的。     

略谈儒学的普及与大众化

一,儒学本来是大众文化。《淮南子·真训》高诱注:“儒,孔子之道也。”孔子本是平民出身,他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孔子办教育“有教无类”,“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孔门弟子中有“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的颜渊,有父亲为“贱人”出身的冉雍,有“卞之野人”出身、“性鄙好勇力”的子路,有家贫处“穷阎”以后又亡在草泽中的原宪(参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子教学的内容主要是普通平民生活、学习、处事的伦理规范与基本原则。《论语·述而》记载:“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孔子去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