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讽：一个城市对一种迷狂的驯服——评王安忆新作《启蒙时代》

《启蒙时代》通过对南昌等在“文革”最初一段时间心路历程的描述,揭示了上海这个现代城市所具有的反讽精神,这种反讽精神使南昌等“文革”一代人,不仅没有更深地陷入迷狂,反而获得了启蒙。因而,《启蒙时代》这部小说在王安忆的创作中具有重要意义,它对反讽的表现,使王安忆的创作具有了一种新的维度,显示了王安忆创作的新的发展。     

浅谈“启蒙”的概念——读《启蒙的辩证法》

康德以理性作为启蒙的核心,并把启蒙和人的自由解放联系在一起,开启了近代启蒙哲学的先河。20世纪30年代,霍克海默、阿多尔诺以神话与启蒙关系为核心,揭示了“神话已经是启蒙,启蒙退化为神话”的主题,认为启蒙精神的实现是进步和退步相交织、文明和野蛮相伴随的过程,因此,启蒙走向了自我毁灭。从康德到霍克海默,“启蒙”的概念的发展代表着人们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和对现代性的反思的轨迹。     

启蒙：知识分子的文化想象与公共建构

＂启蒙＂作为知识分子的文化想象与公共实践,包含着知识分子的自我价值设计、知识分子对启蒙客体的认知及其转变、身为启蒙主体的知识分子自我反思、启蒙的公共领域建构等内容。＂五四＂时期以来,＂启蒙＂由知识分子双重向度的文学想象,逐步向知识分子公共空间内的话语实践转化。网络对当代知识分子公共空间内的启蒙实践而言意义重大。     

启蒙之后的“启蒙”

启蒙运动伴随着近代科学的兴起而发生,它的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它实际上是要在真理的基础上为人类自由奠基。但其独断论的思维逻辑、抽象的人性论假设以及决定论的历史观使人的自由面临危机。在后形而上学视阈中,既需要批判符合论的真理观及价值观,更需要一种真实的自我意识、批判精神和开放心态。     

“辩证法”的再启蒙——《启蒙辩证法》的辩证法观

辩证法因为推崇理性,被尼采视为对安全、保险、稳固、不变的物化世界的拼命追求,或者对背后站着个上帝的近代自由的追求,因而与传统形而上学逻辑一致。与在其他方面继承、肯定尼采不同,《启蒙辩证法》高度肯定被尼采贬斥的辩证法。但《启蒙辩证法》也在某种意义上接受尼采意味着对安全、保险、平庸的物化世界的批评,使辩证法放弃与进步原则的必然联系,更多地依靠自否定原则与和解精神来确立辩证法的积极性价值。这种辩证法观仍然是马克思、黑格尔和尼采的某种整合。     

“早期启蒙说”与中国现代化

在20世纪的中国史学界，侯外庐先生以其不肯曲学阿世的崇高人格和独树一帜的理论建树，凸显了以追求真理为最高目的的学术研究所具有的非凡价值。其“早期启蒙说”，通过社会史与思想史的统合研究和对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的精微辨析，突破西方学者对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化的传统偏见，超越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对立，论证了中国有其内发原生的现代性思想文化的历史性根芽，以此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接着侯外庐先生往下讲，文章对当前世界范围内的“启蒙反思”的思潮作了具体的分析评说，深入探讨了“早期启蒙说”对于突破体用两橛、中西对峙、传统与现代截然二分的思维方式，探索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所具有的启迪意义。     

启蒙与当代中国——从比较康德与福柯的启蒙思想出发

从康德对启蒙的论证出发,所得到的结果是启蒙的反面。福柯在对康德启蒙思想的批判中,将启蒙定义为对时代永远质询的精神气质和行为模式。比较康德和福柯的启蒙思想可以看到,启蒙作为一种以对时代批判为核心的哲学品格和行为模式将为一切时代所共有,而其批判的对象、方式和目的将永远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是一个永远需要回答的问题。从中国现实出发,由人类理性取代上帝理性并成为文化的核心理念的当前时代,启蒙的需要更迫切。     

“欲望”书写中彰显启蒙“理性”——评郁达夫小说的“五四”品格

郁达夫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毫不顾忌地用“爱”这种欲望形式表现对自由和解放的不懈追求的作家。他的思想、创作虽然比鲁迅稍逊,但在“五四”文坛上,也是一位公认的大家。在“五四”时期反帝反封建的特定历史背景下,他本身所具有的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使他能用人文主义的严肃态度探讨人的情欲和生存问题,从个体的本能欲望切入到所处的时代、社会;借欲望的外貌,灌注启蒙的理性,把人的解放和民族的解放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从而使他的文本成为一面以独特视角反映“五四”时代人性觉醒历史的镜子。     

启蒙的兴起与主体的衰弱——《启蒙辩证法》再思考

启蒙哲学被看作是强调人的主体的哲学。然而,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看来,启蒙的目的在于摆脱人对自然的恐惧,从而顺从自然,支配自然。在对理性的追逐和人的主体地位的树立中,人的自我持存与自我毁灭并存,自我牺牲与欺诈导致了主体的分裂,因此,启蒙运动是一场导致主体衰弱的过程。尽管如此,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这一思想,不应被看作为后现代主义的思路,因为他们并没有放弃主体和客体的框架,其对启蒙的批判,只是要完善启蒙的思想,而不是彻底颠覆启蒙。     

启蒙逻辑的“二律背反”与形而上学统治权力的共谋——基于《启蒙辩证法》和《否定辩证法》逻辑关系的探析

《启蒙辩证法》指证了启蒙理性囿于自身蕴含的抽象的同一性原则,从而使得作为神话"祛魅"之进步观念的启蒙理性倒退为神话的启蒙逻辑的"二律背反",其结果导致了启蒙理性的"滥觞":启蒙理性成为非理性.《否定辩证法》旨在以概念的非同一性消解启蒙逻辑的"二律背反"困境,洞穿了启蒙理性抽象的同一性原则作为传统形而上学统治权力之秘密.《否定辩证法》是对《启蒙辩证法》之真正的逻辑承续,这种逻辑关联在本质上提示为启蒙逻辑的"二律背反"与形而上学统治权力之间的共谋关系,而其哲学根基就奠基于抽象的同一性原则.     

“早期启蒙说”与中国现代化——纪念侯外庐先生百年诞辰

在 2 0世纪的中国史学界 ,侯外庐先生以其不肯曲学阿世的崇高人格和独树一帜的理论建树 ,凸显了以追求真理为最高目的的学术研究所具有的非凡价值。其“早期启蒙说” ,通过社会史与思想史的统合研究和对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的精微辨析 ,突破西方学者对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化的传统偏见 ,超越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对立 ,论证了中国有其内发原生的现代性思想文化的历史性根芽 ,以此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接着侯外庐先生往下讲 ,文章对当前世界范围内的“启蒙反思”的思潮作了具体的分析评说 ,深入探讨了“早期启蒙说”对于突破体用两橛、中西对峙、传统与现代截然二分的思维方式 ,探索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所具有的启迪意义。     

西渡诗歌的修辞想象和历史想象

本文从形式出发对西渡诗歌进行修辞学批评,以探求其文本的意义建构而不是意义表现.叙述,对于西渡来说不唯是一种写作技巧,更是一种结构形态.西渡诗歌叙述的结构形态传统温和、平缓舒展,其意义诉求和价值目标在于用叙述带入节奏,试图借助略带叙事性的格局把文本的疏密度和时间速度转换成一种诗歌的节奏.同时,思辨在叙述的节奏内鼓荡奔突,给文本注入沉重尖锐的价值观和命运感,表征出诗人对历史丰沛的想象力.对西渡诗歌的个案批评可以阐释当代诗歌以什么样的方式建立语言与现实世界的联系,探析出诗学和社会学、修辞想象和历史想象间张力营建的枢机所在.     

启蒙与“复魅”的双重变奏——试论中国当代启蒙困境

启蒙主义是继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文艺复兴之后的第二个进步思潮,启蒙主义即理性主义,主张用理性之光驱散黑暗、愚昧、专制,呼唤自由、平等、民主等,人道主义是启蒙主义的原点。中国是否仍需启蒙、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否发生效用纯属两个伪命题。从主体上讲,任何时代都需要启蒙,只是启蒙的对象、方式、思想内容要随时代变化而作出调整。只有从后现代主义的批判出发,彻底反思启蒙理性自身的局限性如启蒙理性宏大叙事、以西方为中心的普遍主义、以人为中心的主体主义,才有望从理论和实践上突破当代中国启蒙的困境。     

后五四时代明清启蒙学术思想谱系的建构

一直以来,"五四"运动被视为中国近现代吏上极具界标性的事件.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已然成为一个历史记忆,一种象征符号.而作为其重要标志之一的启蒙话语,常常为其后许多人文价值问题的学理追溯,提供了丰饶的思想资源.本文着重论述的是,后五四时代,在启蒙话语模式下,明清之际的学术思想谱系是怎样被一步步建构起来的;并在这一基础之上,对启蒙话语模式本身进行理性的反思.     

充满激情的人性——论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弗格森的人性观

人性的问题是贯穿于弗格森整个道德哲学体系中的主线。本文首先介绍了弗格森对人的自然史及人类社会演进的考察。接着,重点分析弗格森人性"多样性"的理论,即人类天生具有区别于动物的社会性,人性主要表现为自我保存、联盟、分歧三个天性。最后,探讨了弗格森的"行动"理论,即积极进取的人性观。     

相同的上海世俗 不同的精神向度——张爱玲、王安忆上海小说主题比较

张爱玲和王安忆都写了世俗的上海。世俗的日常生活在张爱玲小说里是享乐主义的,在王安忆小说里是有历史感的。张爱玲和王安忆都写出了人性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张爱玲直指人生的虚无,是反英雄的,王安忆则写出人性的温暖和人性的希望,小人物也有英雄性格。她们的小说的人物命运都以悲剧结束,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感来自乱世以及由此产生的她对人性及人生的虚无绝望,王安忆小说的悲剧感来自她以积极的理性对耽于日常生活的人物命运进行关照,更多的是性格悲剧。     

略论《民国旧体诗史稿》的启蒙意义

《民国旧体诗史稿》运用美学与历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和批评方法对民国旧体诗传承与创新双向推进的动态过程进行了系统化的考察和客观化的评骘。在它“纵横结合、叙议结合”的阐发和描述中,有三个闪光点,即对民国旧体诗特征的整体性把握,对新旧体诗得失的全面反思、对民国旧体诗不同流派的客观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