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政治问责的再分析

行政问责存在多种类型,其中,最为复杂的是行政政治问责。通过对政治问责主体的分类,结合其发展过程和各个阶段的问责机制特点予以深入研究,可以有效地揭示民主问责、行政问责和行政政治问责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并有利于澄清国内各方在行政问责认识方面存在的一些误解。     

防止党内问责泛化的有效路径探析

问责泛化是构建精准问责机制的一大现实障碍,亟待从理论上予以研究。基于问责要素的系统分析可知,问责主体的泛化、问责对象范围的扩大化、问责情形的泛化和问责方式使用的泛化,构成党内问责泛化的四种表现形式。体制内问责发起主体的权责定位不清晰、问责对象的申辩与申诉权利缺乏切实有效的程序保障、问责情形中的兜底条款被滥用以及数目字管理中问责任务指标和问责政绩考核指标设计不恰当,分别在不同的问责要素层面衍生出党内问责泛化问题。通过加强对体制内问责发起主体的权责清单管理、强化对问责对象的申辩与申诉权利的问责程序保障、科学设计问责任务指标与问责政绩考核指标等举措,系统解决党内问责泛化问题。     

完善行政问责制度的法律思考

我国在行政问责制的建设方面比较薄弱,未制定统一的法律规范,只是散见于一些条例和规定中。行政问责制在实践中还有诸多问题,主要有缺乏专门问责法律规范、问责主体不明确、问责范围过窄、问责程序不健全等问题。针对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存在的问题,应当制定专门的"行政问责法",明确行政问责主体、强化外部问责、扩大问责范围、完善问责程序,以充分发挥行政问责制度的积极作用。     

委托代理矛盾、问责承诺与决策问责

在中国现实政治生活中,存在着政府决策失误的普遍性与决策问责的缺乏性之间的矛盾。对于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委托代理理论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在委托代理关系中问责找到了其存在的合理性解释。根据公共行政委托代理理论,中国式委托代理关系中人民与执政党之间的一次性委托代理、执政党与政府之间的不完全委托代理、人民与政府之间的间接性委托代理的内在矛盾影响了决策问责承诺的有效性,是造成决策问责困难的根本原因。对此,在中国非竞争性选举的政治生态中,决策问责的实现应该以理顺决策权力关系为前提、以明确决策责任划分为关键、以完善决策问责制度为根本。     

公民问责与责任政府的构建

公民问责在建立责任政府中起着重要作用。营造公民问责的文化氛围,健全问责的相关制度与程序,增强问责的政策支持,是当前完善公民问责机制,构建中国特色责任政府的重要举措。     

论行政问责法治化在我国的实现

行政问责法治化是我国法治建设的必然要求。行政问责法治化体现的是多数人的意志,其价值追求在于公众权利或公民权利的实现和保障,其根本动力在于公众广泛而有效的参与。我国行政问责法治化的实现路径主要有:突出权利本位,塑造问责文化;保障公众参与,更新问责理念;强化权力制约,健全问责体制;加快统一立法,完善问责制度。     

我国的问责客体范围:制度比较与制度改进

问责客体的制度规定是问责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及不同地方的问责制度对问责客体范围有不同的规定,这样显然有失公正。我国问责客体范围存在的制度不足,主要表现为不同地方问责制度的问责客体范围差异过大、问责客体范围笼统模糊、问责客体范围比较狭窄。因此,我国问责客体范围制度改进的目标在于:明确界定党政领导的责任追究范围,扩大问责客体的范围,减少不同地方的问责客体范围差异。     

公民问责:现实反思与制度重构

公民问责是异体问责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具有同体问责和其他异体问责难以具有的优势.要促进我国公民问责,就必须促进政务公开,畅通问责渠道,完善问责程序,培育公民问责意识.     

网络问责:公民问责的范式转换与价值考量

网络问责是网络时代的必然产物,会深入、持久地影响中国政治生活,并将日益成为中国问责方式的一种常态。从传统问责到网络问责,是公民问责的范式转换,网络问责突破了传统问责模式,带来了问责时空的变化、问责主体的扩展、问责方式的变迁、问责程度的加深、问责路径的更新、问责效应的增强。与传统问责方式相比,网络问责方式能更有效地拓展问责渠道、更快捷地汇集问责信息、更广泛地表达问责民意、更有力地监督问责对象,因而具有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巨大价值功能。     

现代民主治理中的问责期望管理与问责动力分析

问责作为现代民主治理的标志和公共管理中的核心概念,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国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成为研究的热点领域.通过对现实的考察可以发现,问责在实践过程中存在着问责期望不断提高与问责效果持续乏力的矛盾,其根本原因在于问责动力缺失.根据问责理论的最新发展,文章首先识别出问责研究的两种范式,并从类型学的角度对问责期望管理范式进行分析;然后借助组织行为学的期望理论,构建起一个问责动力的理论框架,并根据这一框架对不同问责类型的动力来源进行比较分析.从规范层面来讲,问责动力来源于问责效价、问责期望和问责手段三者之间的结合,问责主体是否启动问责取决于问责主客体之间的力量博弈.     

网络问责与我国问责制的发展完善

网络问责已成为当前我国民主政治进程中的一大亮点。网络问责拓宽了公民政治参与的有效渠道,强化了官员问责中的异体问责功能,渐进地推动着我国问责制的发展进程。网络问责建立了新型的问责方式,实现了公民问责模式的转换;降低了官员的犯错可能,增强了官员和公众的责任意识,对推动我国问责制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引导和规范网络问责,进一步推动我国问责制的发展完善,主要对策包括:培养问责主体的社会意识;建立网络问责的激励机制;加大问责信息的公开和审查;发挥同体问责的保障作用;加强被问责官员的权利救济。     

我国实施农村义务教育问责制的路径探究

义务教育问责制在促进教育资源均衡发展和教育公平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我国在实施教育问责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问责主体缺乏问责意识;问责制缺乏规范;问责制流于形式.相比城镇义务教育,农村义务教育问责制的问题更突出、实施难度更大.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权责关系的混乱和失衡;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约束机制;农村环境中的法制和民主观念淡薄.借鉴国外实施义务教育问责制的经验,并结合我国实际,应尽快建立农村义务教育学校落实问责制的保障机制;将农村建立教育问责制的重心放在体制架构上,主要从问责主客体、问责内容与问责途径三个层面上展开.     

内部行政问责的合理性基础及制度完善

内部行政问责作为一种从行政系统内部对行政权力进行自我监督、自我制约的机制,对于我国建设法治政府、责任政府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立法和实践取得了一定进展,但现有理论主张外部主体的问责还存在不足之处,无法全面彻底对行政权力进行监督制约。为此必须从新的视角探求我国内部行政问责的合理性基础,同时应从行政机关内部加强行政监察问责、完善审计问责、加快行政伦理立法三个方面发展和完善内部行政问责制度。     

我国高等学校实施问责制的可行性分析

从外部实施条件和内部实施基础上对高校实施问责制进行分析,指明目前我国高校管理中存在着权责不对等、私权得不到保护等情况.实施问责制不但可行,而且必行.     

非营利组织问责:公共选择的分析

本文运用公共选择的理论框架,从规范、实证、操作层面上探索了非营利组织的问责问题。非营利组织的问责包括:利益相关者的偏好加总、行动者的交互作用和实施中的委托代理。相应的解决之道包括:明确组织使命、提升组织透明度,扶植弱势群体、提供选择性激励、加强协作合作,引入竞争、提供正负激励、加强内部和自我问责等。     

论责任政府建设中的政府问责制建设

论文为了能够有效地运行政府问责制,通过对目前我国政府问责制中存在的异体问责发展缓慢、问责对象模糊和问责范围过窄、问责程序的缺陷以及相关法律制度不健全方面的分析,提出了健全政府问责制要强化异体问责、明确问责对象、拓宽问责范围、规范问责程序和强化政府责任立法等措施。     

事务问责与政协政治功能的重建

政协在事务问责与政治问责的运作中存在着功能缺失,因此必须重建政协的政治功能。其目的在于重新厘定政协的权力定位,并对政协与执政党、人大和政府的权限进行规定,使国家权力建制更为健全。这一重建的着力点有三:首先,在政治上,政协应该追问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以及行政机构,应该掌控在哪些人手里;其次,在权力运行机制上,政协应该追问权力应该由谁来分配以及分配给谁,特别需要关注党际之间的权力分配状态;最后,在权力运行后果上,政协有责任对权力的运行进行绩效评估。在政治实践中,政协政治功能重建应以制度为中心,并从三个向度体现这一重建的内涵:第一是国家基本制度的坐实,包括基本法律条例和体制的完善,良好的法律文化与政治文化的塑造;第二是对政协组织方式的有效改进;第三是获得国家与社会对政协新政治功能的认同。     

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及其法治化建设

我国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经历了一个从权力问责到制度问责．再由制度问责趋向于法治问责即问责法治化的过程。我国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法治化对推进法治国家建设、促进社会和谐进步、加强公民权利保障和完善反腐倡廉机制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法治化的基本理念应该包括公众参与、规范统一、程序公正、权责一致、救济有力五个方面,其中公众参与理念是核心。     

政府教育问责与治理对策

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应当将教育问责纳入政府治理的范畴.教育公平和教育质量业已构成当前我国教育中的主要问题,政府教育问责的主题涉及质量监测、科学决策、公共服务、教育投入效益与教育公平等问题.导致政府教育责任缺失的主因在于公众监督的缺乏、决策依据的失实、质量观念的误区以及教育质量长效机制的匮乏.政府治理教育的对策涉及教育行政绩效考核、教育数据库建设、科研兴校行动、教育公共服务、质量评价变革等八种具体对策.     

高校坚持党委领导下校长负责制的实践与思考——以南昌航空大学为例

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经过反复探索与实践而形成的公办高等学校的根本领导体制。10多年的实践和探索,已验证了这一领导体制的正确性和可行性。同时,在实践运行中还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通过南昌航空大学党委领导下校长负责制的实践探索,在深刻把握其科学内涵的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坚持和完善这一领导体制的若干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