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逢禄《春秋公羊解诂笺》之“匡何”与“从《榖》”

清嘉庆、道光以后,《公羊》学再度复兴,其中,刘逢禄是清公羊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在《公羊》学的复兴过程中,刘逢禄一方面以复古相标榜,以回到西汉何休对《公羊》义例的诠释为目标,另一方面,对《梁》也多有折衷取舍,甚至据《梁》来驳正何休之说,从而多少表明刘逢禄受到中唐以降“折衷三传”之《春秋》学风的影响。     

王道世界·受命改制·太平之境——《戴氏注论语》《论语述何》关系初探

沟通《论语》《春秋》经义，宣说《论语》反映孔子制作《春秋》，运用三科诸义阐释《论语》，发挥其他公羊义理说解《论语》，是《论语述何》的四个重要内容。《戴氏注论语》通过援引多种典籍勾连《春秋》《论语》经义，反复申言《论语》反映孔子制作《春秋》，大量运用通三统、异内外、张三世义法推阐《论语》，发挥建五始说、经权说、讥世卿说阐发《论语》，对《论语述何》的这四个核心内容作了深入的继承与大力的拓展。在此基础上，戴望通过更广泛沟通《论语》《春秋》，将《论语》转变为贴近《春秋》、宣说王道的经籍，表达了其对儒家外王面向的强烈追求；通过强化孔子当素王《，春秋》创设新法、主张改制革新、为后王立法的特质，指出孔子在《春秋》中注入了改制的理念，表达了其更迫切的改制愿景；通过强化三世渐进义与三世之太平世，指出孔子在《春秋》中寄寓了太平之治的理想，表达了其对太平之境的渴求。由此《，戴氏注论语》强化了公羊改制以致太平的思想特征。细酌戴望对王道世界、改制革新、太平之治的强烈诉求，与其遭遇太平天国战乱、感知同治中兴改革氛围相关。     

清代《公羊》学者论“三科九旨”

汉魏学者何休和宋衷分别归纳的“三科九旨”是《公羊》学最重要的纲目,是历代《公羊》学者不能回避的问题。清代《公羊》学获得了复兴,大批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孔广森新立“三科九旨”,在其中融入皖派义理;刘逢禄标榜尊崇何休,实则存在掺杂别派、牵合他书的做法;陈立平等介绍不同的“三科九旨”学说,但总体严守何休注。从这些学者论述中,可以窥见清代《公羊》学不是常州学派的单线演进,而是多种学说的复线发展。     

清代公羊学的奠基人——刘逢禄

刘逢禄撰《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接续汉代董仲舒和何休之公羊统绪,系统总结公羊义例,重启今古文之争,推动以公羊学为核心的今文经学成为晚清学术主流。他对公羊学的总结与阐发,奠定了清代公羊学的基础;对公羊学变革改制理论的挖掘,确立了清代公羊学的发展方向。     

义本春秋，崇礼自治：王闿运《论语训》兼采古今之释经特色探析

晚清经学随着常州公羊学派的兴起,出现了一股“经典释义《公羊化》”的倾向。王闿运经学派别之归属,历来多归于今文学派,而事实上他并不拘泥于学术史之今、古门户之争,其治经风格倾向于“兼宗今古文的公羊学风格”。其《论语训》既有别于刘逢禄、宋翔凤、康有为,也不同于俞樾等,在“义本春秋,崇礼自治”的主旨下,“采辑古今所传,以广集解;又下己意,通其所蔽”,呈现出“训诂与微言”相结合,古今兼采的释经特色。     

宋翔凤《论语说义》的特色与公羊学解经的新发展

清代常州今文学家宋翔凤先著有《论语纂言》,后又“别录私说”为《论语说义》,从传统考据学转出,发挥孔子微言大义并形成系统的士大夫之学;以《春秋公羊传》贯通《论语》而阐发“性与天道”之说,又以《周易》《老子》会通《论语》并推论孔、老同源于《归藏》之《易》。宋翔凤之群经互证与焦循等人将《论语》《孟子》与《周易》互证有所类似,但独特的《论语》与《老子》互证则走得更远,故《论语说义》虽有穿凿附会之嫌却也体现了《论语》文本的开放性以及公羊学解经的新发展。     

宋翔凤公羊学说述微

宋翔凤以为,孔子受命为素王,述《易》、《春秋》之“微言”, “微言”著见于群经之中,更集中体现于《论语》,故宋氏借诠释《论语》而申述《公羊》之张三世、通三统诸义。其三世说在三世异辞与三世进化的基础上特重太平世,以为孔子作《春秋》是为致太平,然不同于传统公羊家“文致太平”之说,而以太平世为实际,已然背离了《公羊》张三世说的基本内涵与意义。其论通三统,虽貌似沿承旧说,但又局限在礼制上说三统,这事实上完全取消了两汉公羊家通三统说中“以《春秋》当新王”这一最核心的观念。故宋氏之公羊学虽不乏有独到创见,但从另一面讲则颇失《公羊》本意。     

马一浮对《论语》的佛学解读

马一浮运用佛教讲经的义理和方法解说《论语》,将《论语》阐释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他运用佛教判教的方式,将《论语》摄属于六艺,认定《论语》无往而非六艺之要。他将佛教四悉檀运用于《论语》解读,在情景化的对话中准确把握文本的基本含义,体悟圣贤的本怀。除此之外,马一浮还运用了佛教的始终、本迹等义,在佛教义理比照下彰显孔子的微言大义。通过对《论语》的佛学解读,马一浮有关六艺的学思得到了比较全面的表述和展示。     

论刘逢禄春秋公羊学的特色

春秋公羊学沉寂千年 ,清代中叶始得复兴。武进刘逢禄精研公羊 ,有著作十三种 ,号称专门名家。刘氏春秋公羊学的特点是尊信公羊 ,排斥左传、谷梁。尊信公羊又偏主东汉何休一家之说。大凡何氏之说必力为疏通证明之 ,何氏未及者又引而申之 ,谨守今文师说 ,不杂糅牵引他家之说 ,确成一家之言 ,然何氏误解公羊处 ,也百般为之弥缝 ,乃至会曲说 ,未免不当。     

简朝亮《论语集注补正述疏》的特色

简朝亮的《论语集注补正述疏》以洽于经义为旨归,折衷汉宋精粹,不但补朱注之略,而且正朱注之讹谬,所作述疏深入浅出,解读翔实,代表了清季及民国初年《论语》研究的最高水平,具有重要的数据价值,在《论语》学史上理应占有一席之地。     

试论熊十力的儒法共和思想——兼评刘小枫《共和与经纶》一书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熊十力先生通过＂广演理论＂,发掘孔子六经中蕴含的微言大义,力图揭示新共和背后的儒法政治传统,从而在政治哲学意义上完成共和革命大业。六十余年后,刘小枫《共和与经纶：熊十力〈论六经〉〈正韩〉辨正》一书出版,对熊十力先生的思想做了进一步的演绎和发挥,对于我们思考共和政制之心性和形而上学基础多有启示。     

在比较的视域中看刘熙载的制艺理论与实践

清代文学批评家刘熙载也是八股文的写作高手。刘熙载所著《艺概》一书由六部分组成,其中《经义概》专门研究制艺即八股文的写作艺术,理论概括性很强。刘熙载《制义书存》是其早年八股文写作实践的记录,我们可以据以深入地了解刘熙载八股文的写作水准。虽然科举制度是一种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的官吏选拔制度,但是其中的合理因素有益于我们今日所推行的公务员制度建设。八股文是一种综合性极强的文类,它几乎囊括了中国文学的所有体裁,因而八股文对于我们今日研究写作艺术仍有重要的参考作用。英国历史上的类似事物为制艺理论与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参照。     

廖平以礼制治《春秋》略说

廖平经学的最大贡献是经学一变时期以礼制“平分今古”文经学,认为经学的今古之争的根本在于所说礼制的不同。他认为孔子删定《六经》,以《春秋》为首,是对四代礼制的“改制”,是为后世立法的新的典章制度,而这些“新制”又主要存于孔子手定的《王制》一书。廖平治《春秋》的主旨,就在于参以《王制》,发掘《春秋》所包含的孔子“新制”。     

经学与刘勰的文学思想

经学对刘勰文学思想的影响在<文心雕龙>中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总论篇中表现出的取经典为模范的思想,即刘勰有意识的"宗经"为其文学思想提供了强有力的依傍;二是刘勰的文学本质观与经学有显而易见的牵连;三是刘勰的文学作品论向经学的复归;四是创作论中的物感说与通变观对经学思想的借鉴.     

经学与刘勰的文学思想

经学对刘勰文学思想的影响在《文心雕龙》中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总论篇中表现出的取经典为模范的思想,即刘勰有意识的＂宗经＂为其文学思想提供了强有力的依傍;二是刘勰的文学本质观与经学有显而易见的牵连;三是刘勰的文学作品论向经学的复归;四是创作论中的物感说与通变观对经学思想的借鉴。     

"六经之教"与儒家文论话语建构

作为儒家的学统,“六经之教”是理解儒家文论及其意义的内在视野,它深刻地影响了儒家文论话语的建构。首先,经典意识确立了儒家文论“宗经、征圣、明道”的最高原则,儒者因此致力于论证“道”、“圣”、“经”的同一与贯通,抽绎“六经”文本的文体品性和作文规则。其次,“立象尽意”、“知人论世”、“以易逆志”和“知言养气”实质性构成儒家经典释义学的基本框架,实现了对“六经”的价值转换,并在对“六经”的诠释中引领出有关文艺根本精神和文论构建思路的理解。最后,“六经之教”规范了儒家文论的价值取向,直接生发出的文论意义就是文艺成为“成人”的助缘、媒介和途径,其文化功能在于造就情欲与理性和谐统一的道德理性的个体生命。     

从眭弘之死看儒学与政治的关系

该文通过眭弘之死引申出了关于经学和纬学的讨论。经学实为刘汉政权寻求政治合法性而产生,而纬学则以历史的遗绪为其补充。经学确立了中国皇权的意识形态系统,其与皇权之间既紧密又疏离,构成了相当复杂的思想面相。     

论刘勰的"以子离经"思想--读《文心雕龙·诸子》的体会

<文心雕龙*诸子>篇一直不被龙学研究者所重视.刘勰通过对诸子学术的评述,比较系统地表达了他的子学思想,其核心是"以子离经"的思想,表现了他充分认识到子学所独有的学术价值、文学价值.这种思想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他认为子学与经学同样都有悠久的历史,提出了"经子异流"的论点,这大大超越了<汉书*艺文志>子学乃"六经之支流裔" 的观点,从而表达了他抬升、推崇子学的思想;二、刘勰的"以子离经"的思想,表现在他对诸子文学成就精辟而客观的评论上,指出了子学独有的文学性;三、<诸子>篇所谓的"道"的内涵,实是以儒家思想为根本,而兼容其他各家的.这是刘勰从两汉经学思想体系挣脱出来的结果,也是魏晋以来儒家一尊局面逐步被打破的表现.     

经学与汉代文体的生成

汉代是经学的时代,文人强烈的宗经意识深刻影响着汉代文体的生成.在汉代文人看来,经学既是天地人间恒久之道的渊薮,也是文章的最高范本和各种文体之源,所以撰写文章只须直接采用经典文本中已有的文体类型,或从经书中抽绎某种文体的潜在形式加以发展,或依经称名稽古制式,或汲取说经方式形成新的文体.汉代经学烦琐的阐释方式和动辄以经为据的风气直接影响到汉代的文体风貌.汉代经学对文体的复杂影响使汉代文体在文学性和精神性两方面都带上了明显的经学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