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罗尔斯道德契约论对卢梭社会契约论的价值超越

卢梭社会契约论中权利转让、公意预设、环境决定等价值困境及共同体、自由、平等理念的伦理性质,为罗尔斯道德契约论的超越提供了根源和可能。无知之幕的普遍性、人人公平的核心性、反思平衡的能动性彰显了道德契约论的价值合理性。这样,道德契约论在克服传统社会契约论＂致命缺陷＂的同时,也促进了道德哲学的转向与繁荣。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德哲学意蕴

在当前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氛围下,为了充分挖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德哲学意蕴,把其中的伦理之美充分展露出来,为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益深入人心提供更加有力的理论支撑,从道德哲学的视角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进行分析。分析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当前国家层面道德哲学精神的精华,是国家层面伦理价值的核心内容、生命线、动力和追求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当前社会公德精神的高度概括,是社会层面伦理价值的终极目标、内在要求、现实基础和根本保障;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的基本道德规范,是个人层面伦理价值的主线、实现手段、提升路径和促进因素。     

政治价值性与政治伦理的关系探析

政治的基本功能在于对社会政治生活进行理性批判,其目标是对政治活动作价值评价和价值定位,从而在政治共同体的政治实践中通过一定的价值建构,使得政治人获得对自由的追求与实现的基本条件和途径,因而政治不仅具有价值性,而且具有伦理蕴含,政治伦理的功能就在于为政治价值的建构提供必要的道德论证。政治主体不仅会形成一种普遍性的政治价值,而且也会用一定的道德标准来审视、选择并确立最适用于政治生活的政治价值。政治价值规定了政治实践的方向,并通过政治伦理来保证它的有效实现。     

建构科技伦理治理共同体的信任关系

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伦理与风险问题正在,甚至已经成为风险社会最突出的特征,科技伦理治理的迫切性日益凸显.科技伦理有效治理的实现需要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需要构建科技伦理治理共同体.信任是建构和维系科技伦理治理共同体的前提和基础,有助于实现科技伦理治理中多元主体的"风险分摊"与"责任共担";增强科技伦理治理共同体的凝聚力,进而建构多元治理主体间"合作共治"的依赖关系;降低科技伦理治理的成本,塑造治理共同体内部的多元主体为了达成某种共同目标而通力合作的能力.就科技伦理治理共同体的信任关系建构路径而言,一方面要基于制度、文化、资本三个维度培育内部信任.另一方面,要在内部信任的基础上实现外部信任的扩展,培育全球性信任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对网络技术发展的伦理思考

在计算机普及的今天,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国际互联网出现以后,网络技术越来越显示出其内在的伦理本性,它的虚拟性、去中心性、开放性及全球性都根本区别于现实社会的普通伦理。同时网络技术也在传统伦理不涉及的新领域中面临了许多挑战,它破坏了人类的隐私权,影响了人际间的交往,禁锢了人的思维,侵犯了网络知识产权等等。为使网络技术能够逐步走出伦理困境,健康地发展,就必须重新建构网络技术伦理。     

儒家思想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的重要源泉

传统化在经济伦理中有重要地位,经济伦理需要从非经济思想中汲取营养,它是历史个体性,改造转向是儒家思想起现代作用的预设前提,义利关系是儒家切入经济活动的关注点,它窥见了经济活动中经济和伦理的矛盾背悖,是审慎的和有忧患意识的,创化整合儒家思想的若干层面。     

基于伦理视阈的公共信任意涵阐释

公共信任与公共不信任的本质区分在于,行为主体能否基于价值层面形成对伦理普遍性的认知、认同与践行。除此以外,公共信任是基于伦理之"公"的普遍性信任,而私人信任则是基于私人生活的"圈子信任"。因而,公共信任就是思维与意志的同一,是基于伦理普遍性的道德主体性。公共信任与政府信任、公众信任、信任公共品以及公共信用诸概念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它们既属于公共信任的不同侧面,同时又是对伦理普遍性与道德主体性的不同向度的诠释。培育公共信任,既有赖于私人信任的拓展,更要铸就制度信任的伦理普遍性基础,唯有如此才会实现伦理之"公"从"概念"到"理念"的转换,个体至善与社会至善的"预定和谐"才有生成的可能。     

共识性伦理:工程共同体整体伦理的实践基础

工程活动的主体是工程共同体,工程伦理目标的实现要以工程共同体的整体伦理为前提.工程共同体的整体伦理要求工程共同体所有成员在工程实践过程中都能够具有较强的道德敏感性和伦理责任意识,并且通过彼此间的对话与协商能够达成伦理共识,促使工程共同体所有成员的道德实践形成一种道德的合力.交往共同体的先在性、共同体视域融合的可能性和集体意向性的现实性使工程共同体的整体伦理成为可能.     

社会发展的文化合理性诉求及其现实性建构——以现代性危机的道德合理性困境为视角

现代性危机实质上是文化精神生活的危机,根源于现代性的道德哲学困境。现代性的道德哲学困境在于其道德价值原则只是合乎个体性及其感性欲望的"目的合理性",而合乎整体性和理性精神的"文化合理性"却被遮蔽。这一困境从根本上说又是现代性人学本体论的产物。因此,走出现代性危机必须在形而上层面重构人的价值体系,在实践上重塑社会发展的"文化合理性"。"道德人格"与"制度伦理"是文化合理性命题的基本内容。文化合理性的复归既是现代性运动的自我辩证否定,也是中国当下科学发展观命题的题中应有之义。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实践理性问题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对实践理性的阐释,是要解决古典的群体性伦理规范与现代的个体性原则之间的冲突与融合问题.黑格尔认为,实践理性的发展有三个阶段:快乐与必然性、本心的规律与自大狂、德行与世界进程,而各阶段发展的内在动力与机制在于个体性与普遍性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冲突的结果是产生出真正的个体性,即在自身中自觉到了普遍性环节的个体性,这是黑格尔解决古典与现代的冲突与融合问题的立足点.如果黑格尔的论证是正确的,那么他对于当代中国思想的启示在于:既然只有建立真正的个体性原则、而不是简单地回到古代的伦理规范,才是解决现代人安身立命问题的起点,由是,当前最重要和急迫的任务就是透彻地反思与拷问传统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