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政府竞争与企业税负

财政分权通过地方政府的税收竞争与支出竞争影响企业税负,其影响是中性的。利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财政分权对企业税负的影响,并考察了这种影响在不同性质企业间的差异。上市公司的税负整体上与财政分权程度呈U型关系,中央企业的所有权属性与企业税负没有显著关系,但地方国企与非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属性与企业税负显著正相关。东、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的竞争偏好差异,决定了财政分权程度与企业税负的U型关系。长期而言,应建立新型央地财政关系,赋予地方更多税权,合理引导地方政府间的税收竞争;短期而言,改进税制才是降低企业税负的关键。     

产业集聚、竞争优势与西部开发

在开放的全球市场上,来自于地区的竞争优势重新受到人们的关注.这一优势不是外生的自然禀赋,而是内生的在竞争与合作中形成的竞争优势.产业集聚带来外部性,对一个产业获取竞争优势具有积极作用.集聚效应的产生,又受制于企业间竞争与合作关系等区域文化、企业文化方面的因素.探讨产业集聚效应对西部开发可能具有某些指导意义.     

产业聚集与税收竞争— — —来自中国的证据

基于1999—2013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研究了产业聚集对地区税收竞争的影响。典型化事实表明产业聚集与地区税收负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向相关关系。空间计量结果及其稳健性检验显示,在控制了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支出负担、基础设施水平和产业结构的条件下,产业聚集正向影响地区税收负担,即产业聚集程度高的地区可以增加其税收负担,从而在税收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提高产业聚集水平是提高区域税收进而改善公共福利的有效措施。     

试析产业集聚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在产业集聚状态下,企业技术创新所需的信息、人力等要素得到了强化和保证,同时产业集聚的植根性也有利于企业之间合作创新组织的形成.通过研究,本文认为产业集聚不仅直接推动了集聚区内企业的技术创新,而且为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营造了有利的区域环境,进而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开展.     

珠三角宏观税负和产业集聚对其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基于1990～2009年面板数据分析

基于珠江三角洲地区9市1990～2009年的面板数据,对宏观税负、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表明：宏观税负水平的相关系数为负,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负向影响,而产业集聚的相关系数为正,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珠三角地区各市的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都存有显著的影响;珠三角各市的宏观税负水平均对产业集聚产生显著影响。因此,应适当减少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对不同地区制定不同的税收政策,并对具有潜力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     

基于国家高新区高成长企业的产业集聚研究

利用2010-2013年中国高新区企业统计数据,按照瞪羚企业初选标准,选取具有高成长特征企业,研究这类型企业的产业地理集聚状况.利用Ellison和Glaeser(1997)的产业集聚指数(即EG指数),测算高新区高成长企业在涵盖的103个城市之间的集聚情况.结果发现:高新区高成长企业在4年内集聚程度逐渐加强.同时,行业之间差异较大.集聚程度最高的有房地产业、租赁和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等.而教育、采矿业、卫生和社会工作等行业的集聚现象不明显.高新区高成长企业代表地区经济发展未来,这些发现表明产业地理集聚将进一步加强.同时,要关注产业之间的异质性,引导产业错位发展,提升资源配置效能.     

现代西方产业集聚理论探析

产业集聚是区域产业的重要组织形式,自马歇尔提出此概念以来,研究者对产业集聚现象进行了广泛系统的研究。研究认为产业集聚的形成是竞争的结果。其优势主要是集聚可降低成本;可提高生产效率;可使生产更加灵活便捷;能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并可形成本地化产业氛围。但是,产业过度集聚也存在四种风险：结构性风险;周期性风险;网络性风险;和＂自稔性＂风险。     

基础设施、产业集聚与区域协调

基础设施水平的高低往往决定了一国贸易成本的大小,而贸易成本的大小又会对一国产业空间布局产生重要影响。研究发现：　(1)　改善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和改善两地间的基础设施都能提高落后地区的绝对福利水平,但当发达地区初始的基础设施水平高于落后地区时,两地间基础设施的改善会扩大地区间实际收入差距;(2)　改善落后地区基础设施将使落后地区福利水平上升,但会使发达地区福利水平下降,从而存在降低社会总福利的可能,这种情况极易在地区间规模差距和基础设施差距都很大时发生;(3)　中央政府改善发达地区基础设施抑或改善落后地区基础设施以提高全社会福利水平需要相机抉择,最优决策取决于两地经济规模和基础设施的相对水平。     

产业集聚、产业共聚与中国制造业生产率

不同类型的产业集聚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同。首先系统地梳理现有产业集聚类型,辨析其促进经济发展的微观机制。基于2007年制造业企业数据,采用EG指数测算了多种类型集聚的特征,进而考察其对产业生产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某一产业的集聚更多是由下属产业间共聚组成,但下属产业自身的集聚才是促进效率提高的关键。在控制企业规模的情况下,区县层面产业集聚弱于省区层面,但是集聚效应在区县和地市层次发挥作用。同一产业下属各产业间的共聚不利于效率的提高,产业共聚可能更倾向于跨行业间多样化的共聚,而不是同一个产业内相邻产业的共聚。通过对产业集聚的细致考察有益于把握区域经济真实状况,把握关键提高效率的集聚,构建合理的产业集聚政策。     

我国宏观税负与税费改革方向探究

依据统计数据和抽样调查资料对我国的宏观税负状况进行了历史趋势分析和国际间对比分析。我国的宏观税负总量稳定,但结构不合理,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税负偏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税费改革方案和具体措施,如精简机构,合并国、地税机关;中央适度放权,允许地方政府制定与各地经济独特性关系紧密的税费政策,允许地方政府出现一定程度的赤字财政;调整税费比例,提高规范性较强的正税在整个宏观税负中的比例,降低收费和其他制度外收入的比重,促进政府严格依法取得收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和加入WTO后国际市场激烈竞争的需要,及时增开新税,如遗产税、环境保护税;统一内外有别的税费政策,减轻国内企业经营负担等。     

财政补贴、税收优惠与企业R&D投入的实证分析

基于各地区资源禀赋以及制度环境存在的差异来探讨财税政策优化问题,以江苏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实证研究方法,研究财税政策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激励效果,并对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的效果进行了省份比较和地区比较。研究认为,给予江苏企业的财政补贴或税收优惠越多,江苏企业的创新投入也越多,即财税政策能激励江苏企业扩大研发投入,该结果在控制创新投入与财政补贴、税收优惠之间可能的反向因果关系后依然成立;与北京、上海和广东相比,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对江苏企业创新投入的激励效应稍小;与其他省份企业或中西部地区的企业相比,财政补贴对江苏企业创新投入的激励效应更大,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的促进效应并没有显著差别;要提高财税政策的效果,需要进行精准的政策设计,且各省份或地区也要根据当地企业的特点及营商环境等出台相关配套政策。     

对增值税税负公平取向的思考

文章认为目前所确定的增值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不利于企业间公平竞争,并导致虚增财政收入等不良后果,提出通过开设两个过渡性帐户来解决问题的建议。     

预缴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研究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日益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纳税筹划问题也越来越受到纳税人和政府的重视,政府和国家税务机关多次强调要研究税务筹划问题。本文通过预缴企业所得税的方式进行纳税筹划,达到为企业实现延缓纳税,获得无偿使用资金,相当于获得一笔巨额的无息贷款,并获得利息收入的间接收益。为企业实现资金的时间价值,增加纳税人的收入,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为企业经济发展创造条件。     

“营改增”、税赋降低与企业生产率提升

为探究“营改增”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机制,采用中国2000～2017年的上市企业数据建立理论模型,使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营改增”政策如何通过减税效应、研发效应和分工效应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依据资本密集度、企业规模与产业关联度差异对企业进行分样本回归,考察“营改增”改革对异质性企业生产率的差异化影响。研究认为,“营改增”改革减轻了中国企业税收负担,同时通过促进企业研发与产业链专业化分工的途径提高了中国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营改增”带来的研发创新效应体现出对大企业研发促进更大的熊彼特效应,带来的专业化分工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依赖于产业链的完整度;税制改革增强了高产业关联度行业中的企业专业化分工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对低产业关联度行业的专业化分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有着消极作用。     

当前企业税收筹划存在问题及其对策研究

与发达国家的税收筹划理论研究及其实践相比,我国企业税收筹划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运用尚处低层次水平,存在着种种的错误认识和不规范行为。为此,可从构建企业内部税务管理制度及其实施机制入手,遵循税收筹划的相关基本原则,灵活运用当前税制、税收政策以及会计准则等提供的税收筹划空间,以有效提高企业依法进行税收筹划的能力,依法充分享受涉税权利,实现税收筹划利益最大化。     

关于农村税改试点中的交易费用转移、风险承担问题的研究

税费改革试点方案的主要措施体现为"废费改税"、"摊丁入亩"、"定额征收"三条。其核心是要通过国家的转移支付,来解决农村财政问题。税改方案改变了农户决策的约束条件,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微观基础。参照农业租约理论可以发现:"废费改税"取消基层的税费征收权,将导致交易费用的转移;"定额征收"对农户风险承担状况的影响甚微;"摊丁入亩"、"定额征收"的原则强化了农户的参与约束以及激励相容约束。农村土地使用权转让、劳动力流动方面的矛盾,必将因为税改而激化。因此,试点中的方案,作为孤立的财税改革政策,需要在多方面配套和完善。     

资本市场压力、税制改革与企业税账一致避税

除了"税账差异避税"策略外,企业也能够通过"税账一致避税"策略实现节税目的。我们借鉴Badertscher提出的税账一致避税指标,根据中国企业信息披露情况进行调整,以2003年至2013年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沪深两市A股上市非金融类企业为样本研究了中国企业的税账一致避税行为。我们发现,资本市场压力对企业的税账一致避税程度有较强的抑制作用,因此非上市企业的税账一致避税程度显著高于上市企业。在预期适用税率大幅降低时,非上市企业会通过税账一致避税推迟缴纳所得税以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我们的研究初步探索了中国企业税账一致避税程度的度量方式,从新的视角完善了对企业避税行为的研究。     

数字经济、产业集聚与体育产业效率

数字技术飞速发展,推动数字经济发展进程加快,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活力。数字经济进程不断加深,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正在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带来深刻影响。近年来,国家在重视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高度重视发展体育产业。如何提升体育产业效率,提高体育产业发展质量,成为实现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问题。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体育产业发展注入新动力,数字经济是推动体育产业效率提升,实现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文章采用2013—2021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全面考察了数字经济对体育产业效率的影响效应、内在机制,进一步基于体育产业效率性质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两个维度考察上述影响效应的异质性表现。研究结果显示,总体上,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体育产业效率提升,其主要通过推动数字技术在体育产业各环节的广泛应用,提高信息获取能力,实现高效分工和合理使用要素资源三个方面促进体育产业效率提升。在内在机制上,数字经济通过促进体育产业集聚提升体育产业效率,基于行业异质性,数字经济通过促进体育用品制造业集聚提升体育产业效率,无法显著通过体育服务业集聚促进体育产业效率提升。进一步研究发现,基于体育产业效率异质性,数字经济对体育产业效率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规模效率提升方面,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利于数字技术与体育产业融合,推动企业发现现有生产低效率的环节并进行改进和优化,将先进技术广泛应用于生产各个环节,整合和扩大生产规模,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因此促进作用更多体现在规模效率上。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体育产业效率提升的作用更加显著。由于政府政策对数字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地区的倾斜,有利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改变体育产业的生产方式,节约生产和交易成本,促进产业研发创新,同时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与体育产业深度融合所产生的创新效应更加显著。因此能够更显著地推动体育产业发展,促进体育产业效率提升。文章结论为在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促进体育产业效率提升,实现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