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网络嵌入与企业升级: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

双重网络嵌入对企业升级的影响关系受权变因素的影响.基于广东省212家制造型企业的调查数据的研究表明:双重网络嵌入对功能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双重网络嵌入中的市场网络嵌入对流程升级和产品升级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吸收能力在市场网络嵌入与流程升级间没有起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吸收能力在市场网络嵌入与产品升级间起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吸收能力在市场网络嵌入与功能升级间起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吸收能力在制度网络嵌入与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间起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制造型企业嵌入市场网络进行升级时需要考虑吸收能力的影响,积极提高企业对来自供应商、顾客、行业竞争者等的知识的吸收能力,以实现企业升级.     

全球价值链下的中国产业升级思考

全球价值链理论为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提供了理论支撑。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有希望通过主动嵌入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实现产业流程升级和产品升级的目的,但是发达国家的主导企业并不会主动为发展中国家的功能升级提供条件,反而会采取种种措施进行溢出截断。中国为了成功实现价值链的攀升,需要更加重视企业内生能力的培养,创造保护内资企业的制度环境,引导企业重视本地市场,并积极创造条件提升跨国企业的根植性。     

双重网络嵌入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不同网络嵌入方式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从动态学习能力与环境动荡视角,构建垂直与水平双重合作网络与企业创新绩效的理论模型,以山东省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对象,探索双重网络嵌入与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垂直网络和水平网络均对企业创新绩效显著正向影响,但作用机制具有差异;(2)企业动态学习能力正向调节垂直网络质量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负向调节垂直网络范围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3)环境动荡负向调节水平网络质量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而对水平网络范围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调节作用不显著。     

创业型科学家角色协同对学术衍生企业成长绩效的影响研究

基于高阶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构建了“创业型科学家角色协同-双重网络嵌入-学术衍生企业成长绩效”模型,并探讨企业资源配置能力的调节作用。对161家学术衍生企业的调研结果表明：创业型科学家角色协同对企业成长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商业网络嵌入和学术网络嵌入在两者之间起中介作用;企业的资源配置能力会调节商业网络嵌入和学术网络嵌入与企业成长绩效之间的关系,企业的资源配置能力越强,双重网络嵌入对企业成长绩效的影响效果也越强。     

网络位置、组织学习与家族企业绩效：家族承诺的调节作用

文章利用浙江和重庆两地351家样本家族企业的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家族企业网络位置、家族承诺、组织学习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第一,家族企业网络位置(网络中心度、网络密度)对组织学习、企业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组织学习在网络位置与企业绩效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第二,家族承诺在网络中心度与组织学习、企业绩效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但在网络密度与组织学习、企业绩效之间起负向调节作用。     

民营企业家网络嵌入性对多元化战略选择的影响 ——注意力分配的中介作用视角

民营企业家是企业的决策核心与权力中心,企业家异质资源是影响其选择多元化战略的重要因素。在分析民营企业家网络嵌入性和多元化战略关系的基础上,利用结构方程检验理论模型可以发现:其一,民营企业家商业嵌入性对企业家多元化战略选择不具有显著影响,政治嵌入性对企业家多元化战略选择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技术嵌入性对企业家注意力分配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二,民营企业家商业和政治嵌入性对企业家注意力分配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三,注意力分配在民营企业家网络嵌入性对多元化战略选择影响过程中起中介作用。     

企业网络前因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

企业是嵌入在一个包括其他组织的社会的、专业的和交易的关系网络中,经济利益和社会关系是企业构建战略网络的主要前因.通过对156家制造企业的实证研究发现,相对于社会关系而言,经济利益前因的企业网络对营销能力和企业绩效的提升具有更强的正向影响作用,同时营销能力在经济利益前因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中具有中介作用.实证结果还表明,市场不确定性不仅会对两种不同的前因与绩效的关系产生相反方向的调节作用,其交互作用也是要通过营销能力的中介作用来实现.     

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对员工敬业度的跨层次影响——基于组织嵌入和心理授权的中介作用

文章以国内56家企业的446名员工为研究对象,采用跨层次分析方法,通过构建两层次数据模型对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组织嵌入、心理授权和员工敬业度的关系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企业实施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中员工参与、绩效与薪酬和工作保障对员工敬业度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组织嵌入和心理授权在这些实践和员工敬业度之间有部分的跨层次中介作用;员工的培训与发展对组织嵌入、心理授权和员工敬业度的影响作用不显著,中介作用不成立。     

创业型领导、组织学习与战略柔性关系

基于高阶理论、战略创业理论,探究影响新创企业的战略柔性的两个重要因素:创业型领导和组织学习,并将利用式学习、探索式学习作为中介变量引入创业型领导与战略柔性的关系中。通过对197家中国新创企业的调查分析,结果表明:创业型领导对新创企业的利用式学习与探索式学习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创业型领导、利用式学习与探索式学习都对新创企业的战略柔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利用式学习、探索式学习在创业型领导与战略柔性的关系中有部分中介作用。     

跨界知识搜寻、吸收能力对制造企业突破式创新的影响研究

基于创新理论、资源基础观理论与组织学习理论,构建跨界知识搜寻、吸收能力、战略柔性与企业突破式创新的理论模型和分析框架,运用SPSS和SmartPLS软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技术知识跨界搜寻正向影响企业突破式创新;市场知识跨界搜寻对企业突破式创新没有显著影响;知识跨界搜寻正向影响企业吸收能力;吸收能力正向影响企业突破式创新;吸收能力在跨界知识搜寻与企业突破式创新之间发挥显著中介作用;战略柔性在跨界知识搜寻对企业突破式创新的影响中发挥显著调节作用。     

政府政策供给、企业网络嵌入与小微企业转型

双创升级背景下的小微企业依然是弱势群体.文章从政府政策供给与网络嵌入的双重视角切入,探究推动小微企业创新转型的作用机理,挖掘宏观政策供给、中观网络结构与微观企业行为三者间的交互路径.小微企业在小微园中的结构嵌入有益于提升小微企业的转型绩效,而关系嵌入对转型绩效的提升存在倒U型关系.资金支持政策和公共服务政策对网络嵌入与小微企业转型绩效之间的关系起到调节作用.文章提出了政策供给类型与网络嵌入形态之间的动态匹配策略,为推动小微企业转型提供了新的理论构建.政企互动与企业间互动需要相互关照、细密交织,才能为小微企业创新转型提供有力的"庇护网".     

基于跨国公司嵌入的大连IC产业集群竞争力提升路径

全球集成电路产业目前在国内外明显呈现集群发展的特点,大连已开始以英特尔项目为核心形成IC产业集群,努力打造世界级集成电路产业基地。以跨国公司嵌入为视角,研究大连IC产业集群竞争力提升的关键路径,即提高跨国公司本地嵌入程度,培育本地创新网络,实现大连IC产业与辽宁＂五点一线＂战略的协同发展。     

快递员工身份认同、工作嵌入对工作绩效的影响研究

从身份认同、工作嵌入和工作绩效入手,对员工身份认同经由工作嵌入进而影响工作绩效的路径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选取南京市6家快递公司的一线快递员工为调查研究对象,对回收的150份问卷进行数据分析。研究证实:一线快递员工的身份认同与工作嵌入能够显著预测其工作绩效,工作嵌入在身份认同和工作绩效的关系中发挥重要的中介作用。组织可以通过提高组织规范性、增强与员工沟通、制定合理职业发展路径以及开展组织与社区活动等方式提高员工的身份认同与工作嵌入水平,从而提高组织绩效。     

组织学习主体:哲学与嵌入性视角的分析

组织学习主体的定义是开展组织学习研究的重要逻辑起点,但目前关于组织学习主体的考察尚缺乏一致认识,这已经制约了组织学习研究的深入开展.本文基于哲学视角,依据组织学习的过程对组织学习主体进行了分析,基于社会学嵌入性理论对组织学习主体的社会-个人特征进行了分析.     

制度嵌入:民族传统村落旅游发展模式的演进逻辑

制度在旅游发展模式演进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学界目前对旅游发展模式现状及横向优劣比较的研究较多,而对模式是如何演进以及如何解释制度对模式的作用机理缺乏相应的研究。文章基于新经济社会学中制度嵌入性的分析框架,结合郎德苗寨的实践案例,对旅游发展模式的演进逻辑进行考察和阐释。内生文化诉求、资本利益博弈与制度嵌入调试共同推动村落旅游发展模式的动态演进和多元共存。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共生演化,分别借助科层制、项目制和制度赋权的路径嵌入于民族传统村落,通过制度创新重构村落旅游发展模式。     

企业集群地域根植性的理论演进及政策含义

地域根植性是企业集群的重要特征 ,本文从现象和理论演进的角度对企业集群的地域根植性的内涵及其成因进行了归纳 ,并提出了我国发展企业集群的政策着力点。     

社会嵌入、企业声誉与海外投资经济风险治理——基于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研究

关于如何治理中资企业海外投资所面临的东道国经济风险,目前的文献主要围绕着国家治理和市场治理两个渠道展开.前者通过国家外交,改善企业在东道国的投资环境.后者通过使用一系列分散风险和对冲风险的市场工具,做到风险的事前预防和事后对冲.文章引进了第三条风险治理机制——社会治理.利用长三角和珠三角的302份参与"一带一路"投资的企业家调查问卷,通过结构方程的量化分析后发现,如果中资企业通过社会嵌入,与当地社会建立起了良好和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能有助于企业获得当地民众的普遍认可和情感支持,提高中资企业在东道国的企业声誉,增强企业的风险治理能力.不仅如此,不同治理机制彼此之间可以互相促进,由社会嵌入所获得的企业社会声誉会进一步优化投资企业在东道国的投资环境,改善既有的国家治理成效.基于这种认识,文章提出了一个"国家—社会—市场"互动与融合的三元治理模式.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比较检验和恒等性检验后发现,引入"企业声誉"中介效应后,模型的解释力显著提高,国家、社会和市场治理的效果显著增强,证实了"国家—社会—市场"三元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和稳健性.     

法律制度、高管网络与外部审计监督

文章以2007至2013年中国A股市场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高管网络对外部审计监督(审计意见、审计收费)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高管网络规模越大,越有可能获得非标准审计意见,承担的审计费用越高.考虑到地区法律环境的差异,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所在地区的法制越健全,高管网络与获得非标准审计意见可能性、审计费用的相关关系更强.研究检验了作为正式制度安排的法律制度对企业审计特征的影响,也探索了作为非正式制度安排的高管网络对其的作用机制,可为政府监管与公司治理结构优化提供参考.     

网络意识形态的内涵、特征和生成机理

网络意识形态业已成为当下学界高度关注和深入探讨的一个时代议题。对网络意识形态的内涵、特征和生成机理的系统检视,是进一步拓展网络意识形态相关问题研究的一个基础性要件。网络意识形态是一种兼具技术属性和社会属性的观念形态或思想体系,对网络行为主体的价值认知和行为选择有着引导和整合功能。网络意识形态有别于现实社会意识形态,彰显出强烈的泛政治性、实践性和解构性等特征。个体网民的“任性”言说、意见领袖的话语引导和国家之间意识形态的对抗与竞争是推动网络意识形态生成和演化的基本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