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两委"关系困境的关键:村级党组织领导法治化探析

正确认识和处理"两委"关系一直是困扰村民自治的理论和实践的难题.走出"两委"关系困境的关键是实现村党组织领导的法治化.村级党组织领导法治化的内涵为领导权限法定化,领导目标民主化,领导方式合法化.领导制度方面,村级党组织的领导缺乏具体的、可操作的行为规范;现有的法律、政策和党内文件没有规定村级党组织的职责权限,导致"两委"关系紧张;村级党组织领导的程序性规范严重缺乏.应当充分认识村组党组织领导的特殊性,在立法上解决村级党组织领导的制度供给.     

“法治中国”建设中的基层治理法治化

法治的根基在基层,基层治理法治化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基础和途径。因此,在"法治中国"建设中应着力推进基层治理的法治化。作为一个动态过程,基层治理法治化的根本逻辑在于权力与权利的均衡协作与有序互动;而从静态来看,它又内含着彰显法律权威、规范社会事务和完善治理机制等形式、程序和实质向度的基本内容。在实践中,应通过发挥党的领导作用、进行社会治理立法、鼓励民众有序参与和加强法治文化培育等路径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     

城市治理法治化:原则与路径

我国城市从"管理"发展到"治理",是一个城市治理法治化的过程,我国城市治理法治化具有深厚的物质和思想基础。在城市治理法治化过程中,需要确立尽量满足人们生活需求的原则、民主化原则、社会化原则和科学化原则。城市治理法治化,还要处理好立法、执法和守法的协同性关系,处理好各个主体参与城市治理的协同性关系,处理好对物的治理与对人的治理的协同性关系,处理好治理现实社会和治理电子网络社会的协同性关系,处理好城市治理的四部曲:资源治理、规划治理、建设治理、运行治理的协同性关系,处理好城市条、块治理的协同性关系,处理好建设法制设施和培养法治人才的协同性关系,处理好城市治理中法律手段和非法律手段的协同性关系。     

"乡村振兴战略"架构下基层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的能力体系研究

实现乡村有效治理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乡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的能力伴随着新中国的成长而生长.在这个过程中,基层党组织积累了乡村治理经验,其乡村治理能力得到了锻炼,生成了具有独特历史品格的社会主义乡村治理范式.当前,在乡村振兴的战略框架中,回应时代考验,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乡村基层党组织面临的时代任务."三生并举"是基层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的能力生成场域,是检验基层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能力的重要窗口."三治融合"是基层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的能力发展平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善治之路.需要建构"四力协同"的基层党组织乡村治理能力体系,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实现乡村振兴的坚强战斗堡垒.     

农村基层治理的主体变迁与机制创新——对广东省珠三角地区的考察与分析

农村基层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新时期农村基层治理出现诸多新变化,涌现出不少新做法。广东省珠三角地区农村基层治理由传统村(居)支部书记和主任二元主体发展为多元主体,形成治理主体职能分离和党的领导力增强双重结构。农村基层治理主体职能分离后,在基层党组织领导下,党组织、村(居)委会、行政(综合)服务中心(站)、经济(联)社、社会组织和群团组织的职责更为明晰,共同协调推进基层治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正由"权力型"政党转为"服务型"政党,农村基层治理重心下移,基层服务日益专业化、职业化,村(居)经济组织采用现代企业制度和网络平台运营监管集体经济,社会组织形成"合力"新机制,发挥"乡贤"等传统政治资源在现代化转型和基层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广东省珠三角地区的新经验为实现党领导下的基层治理创新、推进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思路借鉴。     

市域社会治理法治化:理论蕴含、实践探索及路径优化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市域社会治理面临的问题矛盾愈发凸显,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升级与迭代也给市域社会治理带来新的挑战和机遇.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明确市域社会治理法治化的理论蕴含及优化路径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课题.推进市域社会治理法治化要把握其理论意蕴,更要着眼于实践进程中形成的经验与存在的问题,构建"一核多元"的市域社会治理的政治引领体系,科学完善市域社会治理法律体系,形成市域社会治理法治化的技术支撑体系,打造优质高效的市域社会治理法治服务保障体系.     

数字经济营商环境的法治化刍议

数字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离不开法治化的营商环境.我国一向高度重视营商环境的法治化建设,然而,数字经济的特点也给营商环境的法治化带来了新挑战.未来需要进一步夯实法治基础,提升政府服务和治理的数字化能力,落实司法数字化支持,加快数字经济、数字经济法治化、数字经济法治化营商环境三个层面的评估标准体系建设,完善有效的企业合规体系的建构,推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落实,加强数字领域的国际司法与执法合作,努力优化数字经济法治化营商环境,为我国数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也为推动世界数字经济的法治化进程作贡献.     

“我们在行动”——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办事处创先争优工作综述

为了深化创先争优活动,重燃干事创业的工作激情,全面提升基层党组织建设水平,促进法治化、智慧型、高品质的国际化先导城区建设,福田区沙头街道党王委在辖区各基层党组织中开展"我们在行动"专项王作,从解决民生问     

论公共治理与高校学生工作管理模式的转变

学生工作管理历来是高校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成效对于高等教育目标的实现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就当前来看,学生工作管理所秉持的理念并不明晰,对管理是否已经法治化以及应当如何法治化尚存在一些不足。为此,在积极借鉴"公共治理"有关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善治"的管理理念,并从学生工作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三个层面阐述了学生工作管理法治化。     

法治是社会治理的根本抓手——学习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了"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更高要求。社会治理涉及方方面面,治理手段和治理模式多种多样,但最主要的、根本的、首选的、稳定的模式是法治,依法推进社会治理的主要载体是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其着力点是"树立一个意识、规范两个关系、加强三项建设"。     

政党治理视域中的群众路线

在群众中学习,在学习中把握执政规律,在尊重规律中求得发展,在科学发展中巩固执政地位。当代中国处于迅速发展的社会转型期,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以及文化多元化的冲击,社会结构日益复杂化,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日趋多样化,执政党在处理党群关系的实践中面临着新的形势,而要顺应新形势,必须要创新党群关系的思路和方法。文章分析了执政党处理党群关系所面临的新的问题和挑战,指出必须要从战略高度认识到群众路线之于政党治理的重要意义,阐明了政党治理的价值目标与为人民服务的内在契合;指出在政党治理视域下,坚持群众路线的着力点,即要发挥群众主体作用、创新党群沟通方式、树立依法治理理念、建立联系群众制度。只有把群众路线与政党治理结合起来,才能不断提高党治国理政的能力,实现党自身肩负的历史使命。     

从传统“政党管理”到现代“政党治理”——变化社会中的政党研究转型

20世纪后期,苏联共产党等几大政党相继失去执政地位的政党发展危机与中国共产党治理超大国家的政治现实,引发从“政党治理”视角探究政党兴衰的思考。全球化的兴起、公民社会的涌动与治理理念的变迁给传统政党发展带来严峻挑战,在变化的社会中实现从传统“政党管理”到现代“政党治理”转型,并在大党治理过程中树立“治众”异于“治寡”的理念,是新时期政党发展尤其是大党谋求可持续发展的理性选择。     

试论依法行政的制度依赖

依法行政是法治原则在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领域对公共权力的基本要求，它不仅要求行政行为依法作出，而且要求行政行为依照一定的行政程序作出，同时行政主体要对违法或不当行政行为承担法律责任。为了贯彻、实施依法行政，需要由宪政和法律制度基础予以保障，如权力分立制衡制度、司法审查制度以及行政组织法律制度、行政程序法律制度、行政监督制度和行政诉讼制度。这些制度促使行政机关依法办事、依法行政，从而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社交网络运用于高校学习型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探讨

社交网络的发展,将表达个性、追求平等话语权的网络革命推向新的顶点,为高校学习型基层党组织建设提供了一个优秀的信息共享以及交流平台。分析了高校学习型基层党组织的背景、内涵和意义,探讨了高校学习型基层党组织建设目前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利用社交网络平台进行高校学习型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新方法。     

政党法治:一种新型的政党文明形态

政党法治属于政党文明范畴 ,是政党文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当然要求和必然结果 ,同时也是政党政治的一种表现形式。政党法治是一个综合性概念 ,它包含民主与法制、权利与义务等丰富的制度意蕴 ,融会法律至上、权力制约、依法执政等诸多价值目标 ,涵盖政党内部活动和外部活动等全部政党生活 ,贯穿政党自身事务管理和领导 -执政的整个政党行为的全过程。政党主张与国家意志相一致、政党法律与国家法律相协调是政党法治实行的前提条件 ;阶级性和工具性相统一是政党法治特性的基本内容 ;实体价值和形式价值相统一是政党法治价值的基本形式。政党法治既是一种新型的政党文明形态 ,也是这种文明形态的实现机制     

党员社会关系网络与高校学习型基层党组织建设

在互联网、社交网络快速发展的外部环境中,在提出建设学习型政党的内在要求下,高校基层党组织建设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运用社会学中的社会网络分析法,对高校基层党组织成员关系进行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收集基层党组织成员间的社会关系数据,并构建社会网络,对高校基层党组织的成员关系,分别从整体关系网络和信任关系网络角度进行可视化的定量剖析,最后,结合网络分析结构结果,对如何建设学习型基层党组织进行了思考,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习近平关于网络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针对互联网发展的诸多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网络社会治理的新观点、新思想、新论断。习近平立足国际国内两个网络社会发展大局,依据网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要求,创造性地提出新时代网络社会治理的基本原则,并强调要从网络治理格局构建、依法治网强网、网络治理文化培育、网络科技队伍培养等途径解决现阶段的网络社会治理问题。这为我国互联网的发展与治理提供了根本遵循和指引,也为世界互联网的发展与治理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习近平关于网络人才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蕴涵及其现实路径研究

当今世界,伴随网络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全面普及,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全球竞争格局深刻变革,各国纷纷抢占科技创新的战略制高点,把实施新的人才战略作为首要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互联网+"新经济形态的创新发展、"网络强国战略"的贯彻实施、网络信息核心技术突破发展、网络空间安全潜在风险化解以及以信息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角度,全面阐述网络人才建设的重要性.同时,针对我国网络人才队伍普遍存在规模偏小、素质偏低、结构失衡、布局零乱等诸多问题,提出通过积极营造尊重网络人才的生动局面,切实遵循培养网络人才的内在规律,全面集聚激励网络人才的体制机制,以及大兴留住网络人才的蔚然之风等具体措施来加强网络人才建设.这些重要论述,不仅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网络人才理论,而且成为新的历史时期党和国家持续做好网络人才工作的思想武器和基本遵循.     

法律规制公司治理的正当性问题

公司治理是公司与股东、经营者、债权人、职工等利益相关者之间关于组织方式、控制机制、利益分配的所有法律、机构、契约、文化的制度性安排。其根本目的在于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合理配置公司中的权力、责任和利益,矫正或弥补现代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因两权分离而产生的代理人经营风险及公司规模的扩大对社会公正和秩序的威胁,使公司本身的自由与保障公司关系人的利益之间协调发展。公司治理是公司自治和法律规制的统一。基于权力制衡、公法私法化、减少组织成本,促进长期交易、弥补市场不足、调整利益冲突,促进经济主体之间合作等方面的需要,法律有介入公司治理的必要。但法律在介入公司治理时必须为公司自治留出足够的空间,发挥合同、章程、市场、文化等非正式性制度的作用,以弥补法律的局限,使公司治理机制有效运作。     

网络空间的社会公正问题探究

习近平总书记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建立一个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加强网络空间治理,需要我们特别关注网络空间的社会公正问题.互联网一方面推动了社会公正事业的发展,网络空间的自由性赋予亿万网民以平等的起点和平等的机会,网络参政和网络反腐推动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但是,另一方面,网络也催生了一些新的社会不公现象.维护网络社会的公正,需要我们从道德和法治上加强网络监管,也需要我们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共享发展理念,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多元的网络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