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卖型对向犯论要

对向犯应当取广义概念，主体复数性、行为对向性以及对向行为须均受法律的否定性评价为其特征。对向犯可以分为买卖型和非买卖型，前者更具有典型意义和理论价值。按照行为的内容以及处罚的方式，可以把我国刑法规则中的买卖型对向犯划分成三种，其中不罚买方型对向犯是研究重点。     

浅论环境犯罪危险犯

环境犯罪危险犯从类型上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具体危险犯和抽象危险犯，一类是故意危险犯和过失危险犯。当前，西方发达国家多已对环境犯罪危险犯有了完备的刑事立法，现代的环境立法价值取向的转变以及环境犯罪的特点决定了确立环境犯罪危险犯具有必要性，因此，我国也应尽早对环境犯罪危险犯进行刑事立法。     

买卖型对向犯论要

对向犯应当取广义概念,主体复数性、行为对向性以及对向行为须均受法律的否定性评价为其特征。对向犯可以分为买卖型和非买卖型,前者更具有典型意义和理论价值。按照行为的内容以及处罚的方式,可以把我国刑法规则中的买卖型对向犯划分成三种,其中不罚买方型对向犯是研究重点。     

非法行医罪的主观罪过问题新探

根据刑法第336条对非法行医罪犯罪构成的具体规定与内在结构来看，非法行医罪是情节犯，也是行政犯。在情节犯与行政犯的双重视野下，基于刑法中行为无价值与结果无价值的立场，非法行医罪的犯罪构成注重的是行为无价值，主观罪过是犯罪故意，并且只能是直接故意。行为人对加重结果的主观心理一般是过失，但也不能排除间接故意的存在。     

过失危险犯相关问题研究

过失危险犯做为对传统刑法理论的突破，在现代社会是有其存在的理由和依据的。许多国家都把过失危险行为适度犯罪化．我国只有三个立法例的现状表明对过失危险犯理论研究不足，重视不够，我国关于过失危险犯的立法有进一步完善的必要。     

目的犯目的与故意关系探讨

目的犯是刑法中的特殊犯罪种类。目的犯属于二主观要件的犯罪类型,其主、客观也并一致性。关于目的犯目的与故意的关系,我国刑法理论存在诸多争议,究其原因在于未对目的犯结构进行系统梳理。本文在对目的犯主、客观关系分析的基础上,对目的犯目的与故意关系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即目的犯目的不同于故意,是独立于故意的特殊、独立主观要素。     

社会工作充权视角下的释犯社区矫正政策分析

我国正在实施的社区矫正政策,是一项以释犯群体为执行对象的公共政策。该政策以司法效率化、行刑社会化、刑罚报应论为出发点和价值取向,决定了该政策的实质是司法矫正而非完全意义上的社区矫正。论文从释犯社会权利保障角度,运用充权理论进行分析,描述了该政策试点实施一年来存在的释犯失权状况,提出了对释犯进行政策性充权、行政性充权和个人充权的设想与建议。      

中国刑法学语境下的举动犯探微

举动犯在我国传统刑法学说中是一种犯罪既遂类型.举动犯概念在我国最早由叶高峰教授于《故意犯罪过程中的犯罪形态论》一书中提出.词源意义上,举动犯一词来源于日本刑法学,等同于行为犯.我国刑法学语境下的举动犯实际等同于德国刑法学的企行犯,其是指不存在未遂犯的一种犯罪类型.举动犯与行为犯在构造上具有联系,但在构成要件要素以及犯罪特殊形态上存在区别.举动犯的构成要件缩减性是举动犯构造意义上的特征,举动犯不存在未遂犯是举动犯刑法评价意义上的特征.在我国刑法学说中应当保留举动犯.     

包容犯新论

包容犯是客观存在的法律现象,是动态的犯罪行为如何触犯相互包容的法条,而包容性法条竞合反映的是法条之间静态的包容关系,二者不可等同。包容犯确是罪数形态的一种表现形式。我国刑法中共有七个包容犯的条文,将原本独立成罪的数行为按照一罪加重处罚,不仅加重惩处力度,而且节约司法资源,这是刑法设立包容犯的价值所在。包容犯的本质是立法拟制,其目的是实现罪刑均衡和实质正义。     

论不真正不作为犯的等价值性

不真正不作为犯的关键问题之一是等价值性问题,只有具有等价值性,不真正不作为犯才能与作为犯同在一个犯罪构成要件中予以评价,犯罪才能成立。从存在论的角度看,不真正不作为犯与作为犯相比,是A与非A的关系,无法进行相当性比较,只有在其义务内容中去寻找,才能找到比较客观的标准,即应避免犯罪构成事实与作为犯所实现的犯罪构成事实相当。     

行政机关违法设定许可的法律责任探析

对于行政许可违法的法律责任问题,人们往往是从行政许可实施违法的角度进行研究,而对于设定违法及其责任追究的探讨却相对薄弱。然而,行政许可设定一旦违法,其对相对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将会更大,因此,对许可设定的违法及其责任问题进行研究,以避免违法行政行为的发生,促进政府依法行政,不仅必要而且是非常有意义的。     

论班固的风俗观

由于对风俗和民俗概念认识的差异,大多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系统的风俗理论,进而讲风俗研究史多从近代五四新文化运动时起,对古人的风俗理论有所忽视。实际上,古人有着丰富的风俗理论。班固第一个对风俗做出阐释,形成了正确的风俗观。其风俗观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地理环境影响着风俗形成的初始状态;其二,历史文化传统规定着风俗演变的内在轨迹;其三,王道教化对二者的"中和"使之和谐,决定着风俗转化的理想状态。班固的风俗观奠定了中国古代风俗理论研究的基础。自此以后,尽管对风俗的研究不断发展,但其体制、风貌大都没有脱离这个基本的范围。     

信任违背对企业劳资冲突的影响:信任修复策略的调节作用

基于归因理论和感知风险理论,采用情景模拟实验验证了信任违背对企业劳资冲突的影响,同时探讨了不同类型信任修复策略在这一过程中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信任违背是企业劳资冲突的重要引发因素;相比于能力型信任违背来说,正直型信任违背对企业劳资冲突的影响更显著。信任修复策略能够有效缓解或化解信任违背对劳资冲突的影响:在能力型信任违背下,展示型修复策略具有更好的修复效果;而在正直型信任违背下,约束型修复策略的功效更强。     

维吾尔族生子以蜜涂口习俗研究

当代维吾尔族当中普遍存在有生子以蜜涂口的习俗,可说是婴儿的“开口”。但是关于维吾尔族的这个习俗在历史文献中没有记载。古代粟特人中有“生子必以蜜食口中”的习俗。伊斯兰教教义里面也有与该习俗有关的记载。文章通过田野调查调研资料和相关历史文献记载,探讨维吾尔族的生子以蜜涂口习俗并试推测维吾尔族这个习俗的历史渊源。     

论行政许可违法及其法律后果

行政许可违法是行政许可实施中经常发生的一种行政权失范现象。分析行政许可违法的内涵及其表现形式,深入认识行政许可违法的法律后果,对于解决行政许可实施中存在的违法问题,避免行政侵权现象的发生,充分保障被许可人的合法权益以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社会公共利益,促进依法行政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浅析来源于民俗的俄罗斯成语

俄罗斯民族与中华民族一样有着众多的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和异彩纷呈的民俗风情,在历史的长河中代代传承的民族文化也就深深的打上了风俗习惯的烙印。俄语成语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它们数量浩繁、丰富多采,其中很多成语来源于民俗:来源于宗教习俗;来源于饮食习俗;来源于婚葬习俗;来源于迷信、禁忌的习俗等等。     

"三年之丧"起源新论

“三年之丧”的记载最早见于春秋时期,但是当时并未真正实行过。殷代和西周也未实行过“三年之丧”。春秋战国时代各国普遍实行的是一种"既葬除丧"的短丧。《尚书·无逸》所谓"高宗谅阴,三年不言",是指高宗诚信地进行衣祀,阴即衣祀。三是虚数,三年是指殷代的一个衣祀年。殷人从武丁到帝乙、帝辛时代一直在举行衣(殷)祀,即系统的周祭。春秋时期孔子等人结合殷代的周祭,将当时通行的"既葬除丧"的社会习俗加以规范理想化的改造,就演变成了后世儒家尊奉的"三年之丧"这种丧服制度中的最高礼仪。     

习惯与习惯法三题

习惯与习惯法的概念及其两者的关系是长期以来我国法学界尚未厘清的问题。通过一些实例说明,在中国现当代,这两个概念所表达的内容是相似的和接近的,没有实质性差别。因而在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体系中,只有习惯的概念,没有习惯法概念。现代一些关于习惯法的研究,其实质指的是习惯。习惯法更多地是表达一种历史性概念。同时,针对习惯到底是起补充作用还是优先适用的问题,指出习惯的适用须以法律和政策缺位为前提。习惯的优先适用只能作为例外,且须依法律之规定。最后在如何看待习惯的生死存亡问题上,表达了"习惯是一个自然生长的过程,也有一个自然消亡的过程"的观点。     

河津跳火民俗的社会空间意义

河津跳火民俗不仅是单一的民俗事项,以它为核心还组成了一个丰富的社会空间。这个空间包括权力与文化建构。前者为跳火对家庭、个人的意义,后者则是民众对跳火的认知。在传统时代,跳火对个人的意义主要为通过信仰这一心理暗示,使人们扫除恐惧,获得安慰,增强信心;对家庭的主要意义为使家长通过对跳火事项、祭祀仪式的主持,加强家庭控制。现代,跳火意义发生很大转变,由神秘的火崇拜仪式转变为娱乐家众、为亲人祈福的活动。近年来,城市化的加剧等多种因素使河津跳火民俗受到重创。笔者据此提出保护河津民俗的建议,以达到使之得以继续流传的终极关怀目的。     

法学向度的民间习惯调查与汇编

民间习惯调查与汇编是法律发展的一个资源性要素。在法制史上,很多国家都曾进行过规模宏大的习惯调查。通过习惯调查,立法者可以充分认识法律制度运作的社会和文化环境;司法者可以得到适用习惯解决纠纷的第一手材料。因此,立法者和司法者均有可能成为习惯调查的推动因素;学者是习惯的理论加工者,更是习惯调查的主力。语言沟通和民间权威的崩解是当前习惯调查者面临的两大主要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