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想·破灭·求生——论《伤逝》的时代意义和子君的悲剧形象

在写完《孤独者》的第四天,鲁迅又完成了他《彷徨》中的另一篇描写知识分子的杰作《伤逝》。同写《孤独者》一样,作者没有说明这篇作品是从何时写起的,只注有“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一日毕”,但据说这篇小说是作者用     

再考《京本通俗小说》——兼与苏兴同志商榷

看了苏兴同志《再谈〈京本通俗小说〉问题》一文(刊于《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4期),有些想法,现提出来就教于苏兴同志和古典小说研究者。对公认的七篇宋人话本小说,苏兴同志只承认其中的五篇是宋人话本,而其余两篇即《拗相公》和《冯玉梅团圆》,不是宋人的作品,而是冯梦龙编撰“三言”中的拟话本小说。其实,关于这两篇话     

毛泽东同志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从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我国基本上完成了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任务,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从1957年开始,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奋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同志在1956年至1957年期间,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富有深远意义的探索。在此期间,他发表了《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新中国未来记》与二十世纪初梁启超的思想

梁启超曾经这样评述自己:“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矛盾”。《新中国未来记》,可以说是二十世纪初梁启超内心矛盾斗争的真实反映和小结。研究梁启超的思想,不能不对这篇小说给以高度重视。 提到小说《新中国未来记》,近代文学史家常冠之以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作。从小说的最终倾向来看,这一评价似乎不成什么问题。但作为史学研究,光给作品戴上一个定性的大帽子,并按此推断其历史作用,未免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了,因而必然不能科学地说明历史。本文拟就《新中国未来记》问世前数年间梁启超思想的发展,及这篇作品表达的思想内容,作一具体分析,并对这篇小说的历史作     

论王世贞《艳异编》的篇目来源及编选观念——兼谈其成书时间

王世贞编选的45卷本《艳异编》共431篇作品,目前篇目来源的考证存在不少错误,且未考出者尚夥。经比对,《艳异编》作品的直接来源至少有54种以上,其中有61篇录自15部史书,341篇选自28种小说、笔记,29篇选自11种丛书、类书、文集等。这体现出王世贞追求“艳异”的审美观、史稗相通的小说观、诗歌与散文相融的小说文体观。《艳异编》卷三六《宋朝》直接选自明陈士元嘉靖三十九年(1560)十月序刊的《论语类考》,又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被寄给徐中行,则《艳异编》成书于1561—1566年。     

关于古典文学的人民性和阶级分析

一我国建国以来,特别是在1957年以前的古典文学研究中,曾经广泛地使用和流行过“人民性”这一术语。许多古典文学研究者对于《诗经》、《楚辞》、杜诗、白(居易)诗、关汉卿的戏剧、《西厢记》、《水浒》、《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等等作品,几乎是一致肯定了它们的“人民性”。而古典文学作家作品一     

评杨振声的《玉君》及鲁迅对它的批评

<正> 了解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人,如果知道杨振声的话,其中不少人可能主要是因为鲁迅曾经严厉批评过他的小说《玉君》才知道的。鲁迅的批评,虽然是不正确的,但几十年来却被许多著作与文章所引用,几乎已成定论。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杨振声(1890—1956年)早在“五四”初期就开始小说创作,是当时“新潮社”主要成员。他这一时期创作的《渔家》、《贞女》等小说,都是中国现代小说发展初期有一定意义和影响的作品。此后几十年,杨振声一直从事高等教育工作,先后任职任教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山东大学、西南联大,但也从未忘情于文学创作,写了不少颇具特色     

《辨骚》新识——从博徒、四异谈到该篇的篇旨和归属

《辨骚篇》在《文心雕龙》中属“文之枢纽”的五篇之一,在刘勰的文学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正因为如此,它现在仍然是“龙学”研究的热门课题。历来围绕《辨骚》篇争论的根本问题是:该篇之旨是崇骚还是抑骚?近年不少学者对把该篇看成“崇经抑骚”之作的观点提出了异议,并指出其旨不在“崇经抑骚”,而是要通过“辨”《骚》(《楚辞》)与《经》(《诗经》)的异同总结文学发展的新变规律。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突破。但不少论者在肯定这一点时,仍把“博徒”、“四异”看成是贬义的,结果又把刘勰看成是“前贬后褒”、自相矛盾的。这样,“崇经抑骚”的帽子还是没有彻底从刘勰的头上摘下来,刚前进了一步的认识又停滞了。在笔者看来,无论《辨骚》,还是《文心》全书,都不存在“崇经抑骚”的问题。之所以产生这个看法,无疑与论者对“博徒”、四异的理解仍囿于旧说有很大关系。     

一篇揭露伪君子丑恶灵魂的佳作——纪实小说/《大骗子王立中外传》读后

《大骗子王立中外传》是一篇值得一读的好小说。小说在《三月三》杂志连载时 ,一些性急的读者就曾经问我 ,能否找到整篇作品 ,先睹为快。好在手头有孙抱今先生 (原广西社科联副秘书长 ,已离休 )的《杂烩集》一书 ,里面收有这篇小说 ,才满足了友人的要求。这篇小说引起读者的关注 ,不是偶然的。当前文坛好的小说不多 ,一些作家追求自我 ,作品越来越远离现实 ,远离人民 ,成为无病呻吟的独唱或仅为部分人用作自我陶醉的东西。而在这冷寂的氛围之中 ,《大骗子王立中外传》这篇纪实性小说 ,以其关注现实 ,关注社会 ,勇于揭示生活中的矛盾 ,大胆抨…     

对太平天国小说《起事来历真传》的一个解释

《起事来历真传》是至今流传下来的太平天国作家所写的唯一的一篇小说作品.在封面上刊有“太平天国三年新刊”字样,可知写成于清咸丰三年(1853),亦即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天京)这一年.早在本世纪三十年代,阿英先生曾见到过这篇小说的一个孤抄本,他当即写了一篇介绍文章,连同小说原文公布于世,并指出这是有关太平天国的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献.这篇小说今见于他所著的《小说二谈》中,至于其原抄本已不知下落.     

丁玲小说《在医院中》的历史考证

小说《在医院中》是丁玲中期创作的代表作,同时也是令她在政治上饱受磨难的一部作品。她一生中很少就这篇作品发表意见,甚至可以说是三缄其口、讳莫如深。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她对小说《在医院中》如此敏感呢?通过对作品中的“XX医院”“人物事件”“创作动因”以及延安文艺整风与丁玲之间的关系等四个方面的详细考证,可以深入探讨丁玲在1940年的情绪低沉、思想困顿、情感纠葛和自我救赎。通过对相关史料文献的重新梳理,可以揭开丁玲创作《在医院中》的历史之谜。     

鲁南作家王思玷

<正> 鲁南作家王思玷,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繁荣和发展,曾经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他的名字一闪即逝,至今不大为人所知。当年,文学研究会代机关刊物《小说月报》在十二卷五号,用“风雨之夜”的题目,征求短篇小说和长诗。当时正在鲁南的王思玷,起而响应,写出了他的第一篇作品《风雨之下》,用一个老农的自述倾诉了暴风骤雨给农民造成的灾难。这篇小说作为应征作品,发表于《小说月报》十二卷九号,被评为入选的优秀作品之一。茅盾同志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以下简称《导言》)中说:“作者对于农民生活的熟悉,在这里已露端绪。”自此之后,王思玷又连续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六篇小说:《偏枯》(十三卷十一号)、《刘并》(十四卷二号)、《归来》(十四卷五号)、《瘟疫》(十四卷十二号)、《一粒子弹》(十五卷七号)、《几封用S署名的信》(十五卷八号)。     

《白猿传》写作动机辨

初唐小说《补江总白猿传》的写作动机,自宋代以来,几乎众口一辞,都认为乃时人为诽谤欧阳询而作。有的还把它与后来的《周秦行纪》视同一类作品,说:“唐时风气,往往心所不慊,辄托文字以相诟,如本《传》及《周秦行纪》皆是已”。(汪辟疆:《唐人小说·补江总白猿传》附识)甚至明智如鲁迅,也认为:“是知假小说以施诬蔑之风,其由来亦颇古矣”。(《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这简直就是把它当作攻击小说的始作俑者了。如果确是这样的话,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这篇小说了。笔者不同意此说,故不得不予一辨。     

介绍《论老子》

车载同志著《论老子》一书,收集了六篇关于论老子思想的文章。前三篇(“论老子书的道法自然”、“论老子书的道与物”、“论老子书的观妙与观侥”)写于1957年,重点在于说明老子思想是属于唯心主义(也兼谈老子书中的辩证法思想);后三篇写于1938年,重点在于说明老子书中的辩证法思想,尽管这六篇文章写于两个不同的时期,1938年所写的论文又并没有着重地明确讨论老子思想是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的问题,但从这些文章中反映出     

国外郁达夫研究概况

如果从灵谷的《郁达夫小说》这篇文章算起,那么,新加坡的郁达夫研究应该从1928年开始。但是,郁达夫引起新加坡学者的注意,则在1938年他去南洋之后,到1945年被害的短短几年里。新加坡的郁达夫热心者、崇拜者、反对者至少有三十多人写了不少于四十篇文字。这一时期,新加坡的研究者们似乎对郁达夫小说的兴趣不大,在为数不多的作品评论中,也都集中在对他的诗词的评论上。值得注意的是:一、新加坡学者对郁达夫下南洋宣传抗日救国给予了高度评价;二、1939年初马华文化界发生了一场由郁达夫《几个问题》而引起的争论。     

试论《狂人日记》的创作方法

最近,学术界就鲁迅《狂人日记》的创作方法展开了争论。多数人依照传统认为《狂人日记》是现实主义作品,只有少数人认为这篇小说是浪漫主义作品。我的意见同意后者。下面试从作品的三个主要艺术特征——象征、理想和激情入手,对它的创作方法进行探讨。《狂人日记》的基本表现手法是象征。这种手法不仅表现在人物形象塑造上,还贯穿     

读《双花赏评》

《双花赏评》是周申明同志的文学评论集,收入作者关于现、当代文学的小说、诗歌评论文章凡39篇。其中除有四篇“小说创作谈片”和两篇”读诗随想”外,其余都是作家、作品的研究赏析。而其中除有一篇关于周立波《暴风骤雨》的评论外,又都是同燕赵大地“冀军”有关的批评文章。在写作时间上,除有两篇是六十年代初的学术论文外,其余也都是新时期的研究成果。这样,我们是否可以认为,《 双花赏评》乃是作者领导文艺工作余暇奉献给河北文坛的一件珍贵的礼物,从中不仅反映和描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河北省文学振兴、新人辈出的喜人态势,而且更倾注了作为一位诤友和评论家所具有的热情、希冀、     

不许丑化劳动人民形象——评菡子同志的小说《父子》

一九六二年第二期《安徽文学》上所发表的功劳(?)子同志的短篇小说《父子》,是一篇丑化工农红军形象、极其有害的作品。作品所反映的,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军在大别山革命根据地活动的一个场面。选择这一斗争时期的题材,当然是好的。可惜作品并没有歌颂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塑造出革命的英雄形象,而唱出了相反的调子,在红军和苏区老百姓的脸上抹了一把黑灰。小说《父子》的故事梗概是这样的:红军某团团长詹冲的儿子詹念井(十二岁)在     

生活的潜流——就《玉镜台》的评价问题与王季思同志商榷

鲁迅说:“看人生是因作者而不同,看作品又因读者而不同。”这是因为,对艺术作品的理解和赏鉴总是受着个人思想水平、生活体验、审美趣味、知识修养等条件的制约。因此,往往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另外,从艺术批评史角度而言,一部作品,能长期引起广泛、热烈的争论和探讨,是作品本身思想性丰富和深刻的一个标志。世界文学名著《红楼梦》《阿Q正传》《哈姆莱特》无不是这样。关汉卿的一些杰作也是这样,对其杂剧《玉镜台》的社会意义和审美价值,就有争议。王季思同志两篇全面研究关汉卿创作的论文,对《玉镜台》一剧就基本上持否定态度。他在第一篇文章中指出:     

唐代占梦小说与《汲冢琐语》的关系

唐代占梦小说导源于古代的占梦术和占梦小说故事。唐代占梦小说分为占梦小说、梦告小说和感应小说。战国时期《汲冢琐语》是一部“古今纪异之祖”、“古今小说之祖”的作品,记叙梦验是其重要內容之一。作品所描写的离奇古怪的梦象、穿凿附会的占辞和梦验,构成了占梦小说最初的内容。唐代占梦小说多半袭取了这一类故事的占梦內容和叙事结构。通过对这两者的分析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唐代占梦小说导源于《汲冢琐语》一书,《琐语》是唐代占梦小说的雏形。而这种观点是对现有梦文学史研究只把诗歌、诸子散文、史传等看做梦文学起源的观点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