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洪秀全为杨秀清冤案的平反昭雪

杨秀清冤案的平反昭雪,是太平天国史上的一件大事。但至今史学界的评论还不尽一致。《近代史研究》去年第一期上发表贾熟村同志的《杨秀清评价问题的争论》一文,把历史记载放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论证“杨秀清之死是出于天王洪秀全的命令”以及“杨秀清不是太平天国革命中的尊孔派和投降派”,是很有说服力的。但是,贾文认为杨秀清之所以能在死后得到平反昭雪,主要原因是洪秀全为了要争取杨秀清的族弟杨辅清、杨宜清、杨雄清等人和他们率领的部队拥护天王,支撑危局。文中还指出:“历史证明,杀杨秀清后,在太平天国领导层中形成了两派。以韦昌辉、秦日纲、胡以晃、陈承瑢为一方;以     

关于太平天国的“天王”“主”“万岁”问题——与郭毅生同志商榷

太平天国洪秀全称天王,但首义有东、西、南、北、翼等五王,后且累封至二千余王;洪秀全称“真主”,而太平天国除“真主”外,尚有所谓“上主”、“救世主”、“幼主”、“赎病主”;洪秀全称“万岁”,而太平天国初期“万岁”有四位,后因杨秀清逼封,有五位,后期则有八位。这种特殊的现象,其实质如何?颇有加以探讨的必要。《历史研究》一九七八年第六期发表了郭毅生同志的《如何评价杨秀清》一文,对此谈了他自己的看法,惜郭文结论并不符合历史实际。嗣后不少同志都表示异议,但那些文章的重点皆放在对“天京事变”的探讨上,对上述所谓“六王”、“五主”、“多万岁”问题,则语焉不详,使人不甚了然。笔者有鉴及此,愿将考察所得,贡献于诸治太平天国史的专家和同志们。     

太平天国避讳制度述论

(一)太平天国避讳制度的产生与发展避讳在太平天国,既是重要的礼制,又是盛行的习俗。探讨这种礼俗,是太平天国文化史研究的一个不可忽视的课题。太平天国实行避讳制度,原本出于农民进行反清王朝斗争的需要。但是这种礼俗,植根于宗法式农民经济的土壤,浸透了封建宗法与三纲五常的毒素,表现了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者思想意识的落后面,很快就成为建立新王朝的一种手段。太平天国明文规定避讳字样,始见于辛开元年(1851年)十月二十五日《永安封王诏》。“天父”才是真神,才是上,才是帝,才是爷,“天父天兄”才是圣。其余不得僭称;呼称天王洪秀全“为主则止”,不宣称上称圣,免致“冒犯天父天兄”;左辅、右弼、前导、后护各军师,也不得称为王爷,乃分别封为东、     

李秀成未封“护国军师”考辨——李生香印文释义订误

郭若愚编《太平天国革命文物图录·补编》缉入忠王李秀成于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发给陈金荣的田凭一件,骑缝上盖“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开朝勋臣护国军师忠殿户部尚书李生香”双龙纹硃印。郦纯《太平天国制度初探》以为“护国军师”系李秀成,并据以论证李秀成于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巳膺封军师(见该书增订本第257页)。这是一种误解。按太平天国有朝官、属官之分。属官有以朝官兼任者,地位较尊,印章上都刻姓名。例如,见之于吴江“计彩化门牌”的“太平天国御林王亲真忠报国懋天福任西殿属官领袖萧朝兴”(《近代史资料》1955年第1期第37页)。又如忠王于壬戌十二年九月十五日准抚天侯徐少蘧病假的“瑞批”所盖的“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开朝勋臣侣天安兼忠殿吏部主编修董敖侣”(《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208页)。也有不由朝官兼任的     

上帝教约书探略

太平天国上帝教的约书,包括《旧约》、《前约》和《真约》。经过修改、批注的《旧、前约》,已非基督教《圣经》本来面目。《真约》是以“天父”、“天兄”、天王名义所传洪秀全受命下凡作主救人而立的“约书”,是包含上帝教的神话、教义、伦理、仪式、诚条的一系列经籍,是批改《旧约》私《前约》的依据。上帝教的约书是在坚持宗教自主、抵制基督教化的斗争中形成的,它没有也不可能挽救太平天国的失败。     

避讳改偏旁例

避讳而改偏旁,前朝罕觏。太平天国则把“鬼”旁改为人旁。按太平天国教义,“天父上主皇上帝是神爷,是(云人)爷”(《永安封五王诏》),“肉是肉父生,(云人)是(云人)爷生”(《钦定前遗诏圣书批解》),好人死后灵魂“升天”,天上是没有鬼的,故改魂为“(云人)”。此字在辛开元年(1851年)的一些“天父诗”中已经多次出现,如“灵(云人)本是由天父,今时不醒做何民”,“真神能造山河海,不信(云人)爷为何功”(《天命诏圣书》)之类。壬子二年新刻的《天条书》,凡“小灵(云人)”、“(云人)得升天”等等,“(云人)”字均从人而不从鬼。壬戍十二年(1862年)颁行的《敬避写样》,“魁”字条下注明:“凡写魂、魄、愧、魏等字均从人,写作(人斗)、(云人)、(白人)、(委人)、字样。”这是太平天国后期,从“魂”字推广到其他“鬼旁字,因避恶     

中国近代史上划时代的农民大革命──驳苏修攻击太平天国革命的反动谬论

杰出农民领袖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革命高潮,揭开了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序幕。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影响之深,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在国内外敌人的联合镇压下革命最后失败了,但它的革命的英雄业绩和光荣的斗争传统却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太平天国革命作为划时代的伟大事件而载入史册。 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的本性,它生存的条件,就是要伪造一切商品,因而也伪造历史”(恩格斯:《关于英国和爱尔兰历史的笔记》)。苏修叛徒集团正是这样干的。齐赫文斯基所炮制的《中国近代史》(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2年…     

从一批契约文书看太平天国前浙江土地问题

浙江省博物馆珍藏一批明清契约文书,是研究明清时期社会经济的重要史料。承浙江省博物馆的支持,我阅读了其中一部分。本文就我见到的一批契约文书,结合其他文献资料,来看一看太平天国革命前浙江土地问题。1 太平天国革命前,由于封建统治阶级敲骨吸髓的剥削,浙江农民生活极为悲惨。遇到灾荒,农民往往“吃草吃糠,釜中食与喂猪料相似,甚有数日不举火者”。有的农民忍痛卖了儿女。嘉庆年间,浦江县有一诗人作了一首写实的《卖儿行》:“囊无余布炊无烟,不惜孤儿换斗米;……可怜母泣牵儿衣,儿将别母儿未知。”这是多么凄惨的情景。浙江省博物馆所藏的不少卖田契约中,写有出卖土地的原因,从中看出农民生活困苦的情况。大部分契约中所写的卖田原因,为“今因缺用”、“今因无钱使用”、“今因无办”、“情因缺少用度”。至于为     

《天兄圣旨》中“团方”“团圆”新证

太平天国印书是研究太平天国史最重要的本证。王庆成同志从伦敦英国图书馆摄回的《天兄圣旨》两卷,无疑是太平天国的文献珍品。在此之前,见于文献记载的,萧朝贵假托天兄下凡传言仅有六次①。而新发现的《天兄圣旨》却记录下戊申年(1848年)九月至壬子二年(1852年)三月十五日这段期间的“天兄一百二十余次下凡事”②。其重要的史料价值是不言而喻的。本文拟就《天兄圣旨》中明确提到金田起义前的“团方”“团圆”及其有关史事进行一番考索。“团方”一词,其它太平天国印书中从未出现过,唯见于《天兄圣旨》记载。庚戌年八月初五日(1850年9月10日),萧朝贵在洪山假托“天兄劳心下凡”传言说:“这团方有人不守天条,该杖几百。”初六     

略论林凤祥籍贯及早期史历

关于太平天国名将林凤祥的籍贯和早期历史问题,长期以来众说纷纭,总起来说有三种意见; (一)广西武鸣县(即武缘县)说。见1962年2月12日吕集义写的《林凤祥的籍贯及其它》一文。同年2月23日上海《文汇报》就此发表了《广西调查林凤祥的籍贯》的报导。《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一书,亦将此说编入。其根据是武鸣县一块立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的《三界祖庙庙丁碑》,上有林凤翔及其弟林风集的名字。1923年出版的《太平天国志》以及《广西一览》和传说中亦谈到林凤祥是武鸣县人。(二)广东揭阳县说。见《历史研究》1957年第4期上发表的蔡起贤《太平天国北征将领林凤祥》一文。主要根据是揭阳林氏族谱上关于林凤祥世系的记载以及揭阳林德侯写的《太平天国名将林凤祥》稿本及当地传说。     

“地上天国”绘蓝图

洪秀全是近代中国杰出的农民革命领袖,他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是一次伟大的反对中国封建统治者和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的农民革命运动。洪秀全(1814—1864),广东花县人,一八四三年创立“拜上帝会”,利用宗教形式进行革命运动。一八四四年以后,尝三次进入广西农村,发动劳苦群众,组织革命力量,并在家乡相继撰写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及其稍后写成的《原道觉世训》等理论     

太平天国官印研究

太平天国发给从中央到地方的王,侯、相直至两司马包括个别外国人的各级官员实授或虚设的职务及爵称权柄符—官印,是太平天国政权建设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开展太平天国官印的研究,对于从正反两面了解太平天国官制军制的发生发展,特别是后期的变化得失,从而洞察这场运动的性质和成败,当有裨益。太平天国官印始颁于何时? 据《贼情汇纂》卷十一载,太平天国“举事金田,凡紫荆山附近藏匿党羽,皆出归附,于是群贼大会,置伪官,制伪印,立军制”。金田起义后,钦差大臣赛尚阿亦称:“金田逆匪自称太平天国,确有历次所获犯供及伪文伪印可凭。”可见金田起义前官印已颁行,而且是做为整个组织准备物质准备中的一个环节而出现的。次年军抵永安,洪秀全又“封派各贼伪官,封杨秀清为东王……,制造伪印”。说明此时已确立由中央颁发官印的制度。建都天京后,设立了专门机构——“镌刻衙”,置典镌刻四人,主刊刻诏旨书籍,兼雕木质官印。有“镌刻营”一军,皆刻字匠,按军制编组,有“将军以下正副各伪官、典官、属官,每军一千七百十五人”。     

《天父诗》及其伦敦、剑桥藏本

太平天国印行的书籍,大多数是有关他们自己的。即使是新旧约《圣经》、《武略》等书,也都从批注或修政、编选中反映出他们自己的思想和意向。所以,太平天国印书,连同他们的文书,是研究太平天国的最重要的史料。太平天国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已有半个多世纪,但我们对太平天国印书的利用、研究似乎还很不充分。《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天父下凡诏书(一)》等受到研究者较多的重视和利用,但总的说来,我们没有对太平天国印行的每一种书籍都进行过系统的研究——从它的     

《天问》是一首讲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提纲式诗

一、问题的提出关于《天问》的写作背景和目的,王逸说得很明白:“天问者,屈原之所作也。……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仰见图画,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渫愤懑,舒泻愁思”(《楚辞章句·天问序》)。王逸以为《天问》是屈原放逐后借着问天“以渫愤懑,舒泻愁     

“珠堂事件”初探

《天兄圣旨》有几处记载,隐约反映了“珠堂”人与杨秀清、萧朝贵争着拥戴洪秀全的情况。王庆成同志最早提出“珠堂”问题:“珠堂之名在《天兄圣旨》中出现多次,旁有双竖符号,是一地名。……在天兄看来,珠堂的很多人是不可依靠的,但在此次同洪秀全的对话中却说‘珠堂帮得尔’,决不可能是真话。”罗尔纲先生则在《〈天兄圣旨〉中关于金田起义贵县事的文献》一文的案语中进一步指出: 珠堂事件发生于贵县,珠堂是否地名? 在贵县何处? 其事关系到金田起义前内部斗争至大,必须找寻一些线索,去追查出来。笔者不揣冒昧,试就《天兄圣旨》中的本证,参以其他文献资料,对“珠堂”和“珠堂事件”作初步的探索。在写作过程中,承蒙罗尔纲先生和王庆成同志鼓励和帮助,谨此志谢。     

再论农民战争中的平均主义——与董楚平同志再商榷

拙稿《关于平均主义与封建主义在农民战争中的作用问题》,对董楚平同志《论平均主义的功过与农民战争的成败》(以下简称《功过》)一文的某些观点提出过商榷意见。后来,董楚平同志发表了《再谈平均主义的几个问题》(以下简称《再谈》)一文作为答复。但是再三细读,我仍然认为董楚平同志的观点不能令人信服,有进一步商榷的必要。一拙稿指出,董楚平同志在《功过》一文中有关农民平均主义思想的论述,存在着“实际上把它全盘加以否定”的弊病。《再谈》认为这是“言之过甚”。不错,《功过》一文确有一些抽象肯定平均主义的词句,说它是“农民在酝酿革命时的思想酵母”,“在农民战争的准     

太平天国与粮食问题

太平天国运动是我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发展的最高峰,具有典型的意义。史学界对太平天国运动进行了政治、军事等多方面的深入探讨,而对于关系到这次运动盛衰兴亡的经济、物质方面,却缺乏足够的研究。本文试图就太平天国“耕田、铸钱、取粮三大政”(太平天国浙江桐乡县试文题,见沈梓:《避寇日记》,《简辑》,第4册,第148页)之一的粮食问题,作一初步探讨。1 中国是个传统的以农立国的大国,维系这个庞大古老国家的生存与繁衍的基础是粮食。农民是粮食的生产者,却不是占有者。他们长期处在封建国家与地主阶级残酷压迫剥削的地位上,平时要维持生计也是困难的。丰年粮足,农民可以勉强生活。但遇到荒年,许多农民都会贫困破产,被迫走     

关于评价石达开的几点意见

近两年来,史学界同志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在进一步讨论关于洪秀全、杨秀清、石达开及李秀成等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对继续清除林彪、“四人帮”在史学领域里散布的流毒,深入总结农民革命的历史经验,推动学术研究和讨论的广泛开展,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笔者试就石达开的评价问题,再作一些探索和评述,就正于史学界同志。     

太平天国不准绘人物吗?——与罗尔纲先生商榷

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五七年,学术界曾对太平天国是不是绘人物的问题展开了一场讨论。罗尔纲先生根据南京堂子街、罗廊巷、如意里等地发现的太平天国壁画的考证,按“旧约”的禁例和涤浮道人在《金陵杂记》中“贼之画……不准绘人物”的记载,分别在《新建设》、《文史哲》、《太平天国史绩调查集》等刊物中发表文章,反复阐明“太平天国不准绘人物,不仅不准绘神怪和封建的旧内容的人物,而是一切人物都不准绘,不仅天京如此,而京外如此,而一直到后期也仍然如此。”事隔十余年,随着太平天国壁画和史料不断发现,有充分事实说明,太平天国不准绘人物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太平天国词语与避讳研究》序

《太平天国词语与避讳研究》是史式、吴良祚两位同志新的科研成果,史式同志撰写《太平天国词语研究》,吴良祚同志撰写《太平天国避讳研究》。研究太平天国的语言文字不是一件易事。十年前我给史式同志所撰《太平天国词语汇释》写的序就说过:“要了解太平天国词语不是一件易事,曾有一位研究过的人说是与甲骨文有同样的困难。这话虽然夸大了,但却说明的确不是一件易事。”近来又听说“史学界也有人认为研究太平天国的语言文字是蚂蚁啃骨头,费力多而收获小。”但是,这两位作者却长期埋头于这种不起眼的工作,乐此不疲。史式同志在十年前就撰成了四十余万字的《太平天国词语汇释》一书;吴良祚同志十多年来发表了数十篇很有学术价值的有关太平天国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