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文学在十六国及北朝的接受状况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建安文学接受史上的重要阶段.但与南朝读者对建安文学的接受形态有所不同,北朝读者更着重于效果史影响史方面的接受;其次,北朝读者更多是通过南朝文学而接受建安文学;再次,庾信王褒等作家由南入北,也为建安文学的北传创造条件。     

建安文学关系传播论

文学描摹世界、表达客观世界和人类经验认识,其需要传播,在传播中获得意义,实现其价值。文学在人际中传播,关系是人际传播的核心。从关系传播来探讨建安文学发展的动因及文学的意义对于了解建安文学的面貌是无法回避的途径。研究发现,权力关系、友情关系、亲情关系传播下对促进建安文学的繁盛和文章观念的变化有巨大推动作用。权力传播促使文学创作环境和创作观念得到改变,并实现了经国大业的功用;友情传播形成了文学风尚,促进了文章观念的深入;亲情传播则继承了文学齐家的传统,也实现了文学的教化意义。     

声律风骨兼备：盛唐对建安文学的接受

盛唐人对建安文学的接受,既重视内容层面的风骨,又不忽视形式层面的声律,形成声律风骨兼备的接受形态,在文学接受上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与初唐接受者的偏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建安文学与“五四”文学

建安文学和五四文学都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异数,两个时代文学发展的背景大体相同,作家的创新意识以及因此而出现的文体变革也有某些相似,但作家队伍构成不同、所处的时代不同,形成的自由主义倾向也有很大差异,建安文学倾向于个人主义,带有浪漫主义性质,五四文学则是爱国主义的现实主义。     

论建安士风与文学

汉末建安时代，社会动荡、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儒学衰微，思想禁锢得以松解，各种思想异常活跃，士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一方面，由于儒道衰微，更加激发了他们拯世济俗、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另一方面，又深感人生短暂．因而更加注重自我价值，并祈求长生不老。这种士风导致了当时文坛既有“苍劲悲凉”的主流风格，又间杂着人生短暂、虚实求闲的慨叹，对后世的中国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建安时期女性文学兴盛的原因

建安时期出现了许多以女性为创作中心的文学作品。建安时期女性文学兴盛的原因,一是思想解放使得文人敢于抒写男女柔情。二是生命珍爱意识和同情心的高扬,使得不幸的女性成为文人同情和写作的对象。三是女性观的变化改善了女性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使得女性成为文人赞颂的对象。四是命题写作和效仿写作风气的盛行也起着一定的促进作用。     

现代中国文学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

日本是世界上最早译介现代中国文学的国家,来华记者和一代代中国学家是其传播与接受的主力。不同于日本汉学家对古典中国文学的译介是为了找寻归属感、亲和性和凝聚力,日本中国学家长期译介现代中国文学的政治意味浓、现实考量较重,且学理性较强。日本翻译、传播、研究和接受现代中国文学的基础和规模决定了它的深广度。     

建安文学繁荣的主因

建安时期,“俊才云蒸”,作家辈出,他们运用各自的才能进行创作,写出许多优秀之作,共同创造出建安文学的繁荣局面。建安文学兴盛的主因,要从文学人材培育的角度去作深一层的探讨。本文认为,东汉末叶的学校制度和清议监督下的举荐制度,造就了众多品学兼优的文士和兼擅诗赋的儒士,为建安文学的兴盛准备了一代英才。这是建安文学繁荣的主因     

建安文学不含吴、蜀文学

“建安文学”具有特定的所指 ,并不包括吴、蜀文学 ;它所特有的历史生成机制 ,也是吴、蜀文学所不具备的。文学史应把曹魏文学与吴、蜀文学分列     

建安文学的时代背景和艺术土壤

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几个时期的文学现象特令人玩味,建安文学是一代乱世下的兴盛;唐代文学是一代治世下的繁荣;明代前期社会状况较好,而文学不兴,后期社会衰败,而文学崛起。现就建安文学的时代背景和艺术土壤作一具体分析,以揭示建安文学一代兴盛的生态原因。     

建安时期的天灾对建安文学的影响

建安时期,自然灾害频繁。它不仅对社会政治安危、经济兴衰产生重要影响,而且对当时的文学思潮产生极大的冲击,给建安文士的心灵造成沉重的压力。他们深感人生苦短,于是追求生命价值的不朽,力图在大难中寻找个体生命的永恒存在。同时又追求声色之乐,体现对个体生命的珍爱。在生命不朽的主导下,为延长生命而求仙,追求生命的超越。这三种心态不同程度地表现在建安文士身上,他们正是以这种多元化的开放心态进行文学创作,创造出一个文学史上的辉煌时代。     

论两宋时期文学作品的域外传播

在宋代,宋代的文学作品通过外国人主动购买,客旅商贩越境走私以及使臣求赐等方式传播到域外。宋代文学作品在异域的传播,扩大了作品的影响力,提升了被传地的文学创作水平,也有利于作品的异地保存。     

从再度创造到审美实现——谈文学传播与接受环节中的文学价值生成

文学传播中的价值创造和文学接受中的价值实现,是继文学价值初始创造之后文学价值生成的两个重要环节。文学传播不仅仅是对文学价值的简单传递,更是传播者依托各级媒介对文学形式价值和内容价值的二度创造活动。文学价值实现是一种受读者"前理解"制约、以对话方式展开的复杂机制,其中包含着读者对文学价值的三度创造。     

百年来冰心文学在台湾的传播与接受研究

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冰心作品在台湾广为传播,对台湾文学产生深远影响,也映射出不同时段台湾文学的发展状况。20—40年代,借助泰戈尔访华热、仓石武四郎的翻译和《新新》刊物的引介,冰心文学对形塑台湾青年反殖民意识和东方文明主体意识起到重要作用。50—60年代,受冰心影响较大的林海音、琦君、王鼎钧、“创世纪”诗人群在参与台湾文化重建过程中,丰富了母爱主题散文、社会问题小说、“冰心体”小诗等创作,以文本模拟互文的关系,助力台湾文学发展。60—80年代,苏雪林、夏志清、余光中等学者对冰心抒情性诗文的讨论,成为透视台湾“西化”风潮下“反传统”和“反西化”问题的重要维度。90年代以来,即便在台湾“本土化”的氛围下,很多台湾作家、学者仍认同冰心是“文坛祖母”,冰心作品被编入台湾教科书,持续影响着台湾的小读者。大量第一手报刊资料和台湾作家的口述访谈表明,百年间冰心文学在台湾的影响赓续未断,并由此推动了台湾文人创造出新的文学境界。冰心文学的价值意涵及其话语延伸空间的互构关系,奠定了其在两岸文学谱系中的重要地位。     

汉魏六朝时期昭君故事的传播与接受

汉魏六朝时期昭君故事的传播与接受,可以分为两汉、魏晋和南北朝三个阶段,在民间与文人两个层面进行。其途径主要有四:正史记载;歌曲传唱;小说传讲;文人题咏。史书是官方记载,注重的是汉与匈奴的交往;歌谣出现于民间,关注的是昭君的命运。文人题咏承歌谣而起,是魏晋以后主要的传播途径,昭君的情感是题咏的中心。文人写作以同情为基调,由以时间为主线的叙述变为以空间为转换的抒情,或刻划昭君的心情,或寄寓自己的失意。在这一时期,音乐是昭君故事传播与接受的重要形式,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建安文学断限之我见

＂建安＂是东汉末代皇帝刘协的最后一个年号,时间跨度从公元196年到公元219年。文学史意义上的＂建安＂备受争议,迄今为止,仍无定论。本文对诸多学者的意见进行了总结梳理,也对建安文学的时间断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建安文学应该始于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止于景初三年（公元239年）。     

当代民族文学的英译与海外传播

随着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不断推进,当代民族文学的英译成果逐渐增多,呈现出丰富多元的传播态势。权威译者与出版媒介共同促进了民族文学海外象征资本的生成、转化与累积。从接受情况来看,当代民族文学仍徘徊在海外大众读者的视线之外,但民族书写中呈现的地域特色、国族想象以及关于“自我”与“族裔”的身份诉求却引起了西方学者的研究兴趣。在“东方主义”的凝视中,中国民族书写的丰富性不可避免地被西方话语遮蔽和异化。当代民族文学如何突破跨文化交流的困境,是中国文学海外传播亟待解决的议题。     

建安文学兴盛成因考论

建安文学产生于汉末的分裂、动荡时期,这一时期特殊的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独特的士风与士人心态催生了建安文学创作的繁荣。考察这些因素,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文学与社会各因素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世说新语补》在日本江户时期的 传播与接受考论

晚明时期出现的“世说体”小说《世说新语补》在日本江户时期广为传播,江户士人对其展开大量的注解、抄补、音译等研究工作,并掀起了日本“世说体”小说的创作热潮,其影响力甚至超过了刘义庆的《世说新语》。通过对《世说新语补》渡日版本内容的比勘,发现其书基本承袭了刘义庆《世说新语》的一贯风格,但在内容上又根据作者的价值旨趣进行了删减或增补,增加了大量符合儒家思想观念之内容。《世说新语补》在江户时期的风行,以及其后在日本产生的“世说热”的现象,折射出江户时期士人的精神风貌。     

建安之啸与建安文坛

文章主要对建安时期的啸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这一时期啸的描写呈现出从动物之啸向人类抒情音乐转化的新局面，虽然它还有部分古文化色彩，但其主导面却是具有新特色的抒情之啸。建安之啸的产生与汉魏之际的思想革新、曹植和建安诸子有组织的文学创作活动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