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李开先生平几个史实的考辨——兼与宁茂昌同志商榷

对明代文学家、戏曲家李开先的研究,近年来正日渐为学术界所重视。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个作家不在其作品中阐述自己的思想和经历,却又很少有人象李开先这样,在他几乎所有的作品中,都孜孜于追忆过去或表述衷肠。其全部创作的总体(戏曲、诗、文、散曲),可视为一部“李开先回忆与随感录”。因此,考证清楚李开先的生平事迹,对研究其作品的思想内涵,对正确论定李开先在我国文学史、戏曲史上的地位,都是至为紧要的。     

《醒世姻缘传》的作者为章丘文士考

从文本的内证来看,《醒世姻缘传》的作者不可能为丁耀亢、蒲松龄及贾凫西,从《醒世姻缘传》大量描写明水（今属山东章丘）的风情和狄希陈的儿子取名“狄开先”来看,西周生当为章丘人,比较崇拜李开先,而李开先为明代章丘名人。因此《醒世姻缘传》的作者为“章丘文士”说有很大的道理。袁枚《新齐谐》有一则故事与《醒世姻缘传》完全相同,考察这些故事对探究小说的成书年代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闲居集》所见明代中后期士农的城乡认知

明人李开先所著的《闲居集》对明代中后期士农阶层的城乡认知及社会状况都有所记录,对研究明代中后期的城乡关系大有帮助。李开先罢官归家后,长期城居,虽然他时常表达出对城市喧闹、忙碌生活的不满和对乡居生活的向往,但始终将乡居生活作为城居生活的补充。《村女谣》中的"红娥女",则直接表达对乡居生活的不满。李开先的城居与"红娥女"的抱怨,都反映出时人对"城乡差异"的认知。这一认知的形成,则与嘉靖朝社会治安恶化与赋役不均相关。     

《断发记》作者考辨

有关《断发记》的作者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为李开先作,一为无名氏作,其中李开先作《断发记》为大多数人的看法。该文分别从版本、音韵等角度逐一加以考辨探析,提出《断发记》的作者不可能为李开先,只能是无名氏。     

《金瓶梅》的作者非李开先或贾三近考

在李开先和贾三近的祖辈、父辈中,有多人的名字与《金瓶梅》中地位卑贱的人物或反面人物的名字用字相同或音同,如果《金瓶梅》的作者真是李开先或贾三近,在避讳甚严的古代,他们是不可能那样做的;再加上《金瓶梅》的作者对泰山周围的地理形势很不熟悉等证据。由此,笔者推断,《金瓶梅》的作者不可能是李开先或贾三近。     

《史记·李陵附传》非窜伪考

《史记·李将军列传》后附的李陵的传记历代很多学者都认为并非出自司马迁之手,至今仍有很多追随者,文章就此观点提出自己不同的见解,通过多方求证认为《史记·李陵附传》确实出自太史公之手,并集中反映了司马迁在被祸之后,其思想、人生观、及创作态度发生的急剧而深刻的变化.     

《水浒传》的早期接受

首先界定早期为嘉靖时期(1522—1566年)。以郭勋和李开先为个案,通过对郭勋刊刻《水浒传》和李开先创作《宝剑记》的深入剖析,揭示了嘉靖时期从上到下大多认为《水浒传》是描写忠义的观点,体现了当时对忠义普遍要求的社会思潮,开后来《水浒》忠义说的先河。     

在人文情怀与人间大爱的交汇处——陈若星报告文学创作论

秦地多作家,陕西重文化,这是不争的事实.秦地作家多小说,倚诗文,是为一大优长,且成就丰,传播广,影响大.而报告文学创作自上世纪五十年代李若冰、魏钢焰之创作高峰以降至今,专注于这一领域且有集束性成就者并不见多.近年来,集记者、编辑、作家为一身的陈若星,以报告文学创作的执着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文学风格.我概之为"大爱情怀的拥抱;视野论域的广阔;清朗风格的怡人"这样三个层面的文学品质.如此文气绵长,情采厚重文本的奉献,无疑倍增了陕西文坛创作的丰盈与时代大写的应有张力.     

生命形态的把握和寻思——沈从文湘西散文新论

<正> 沈从文的散文,尤以他的湘西散文而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独占一席.他的湘西系列散文,焦点是人,“我对于湘西的认识,自然较偏于人事方面,”而决不是泛泛的浅吟低唱的风光景色之作,更不是着力于湘西奇诡风光的猎奇之作.作家把湘西的种种人事放在他别离了故乡十几年之后,放在一个从湘西土生土长之兵士到城市作家的十几年之后的框架之中来叙写.在这些散文中我们会惊讶地发现,这一片湘西的山水,无不透露出作家对人的生命的着力把握和尊重,同样,也呈示出作家对这块山水之中的生命形态的苦苦寻思.     

明代出版文化语境下神仙集传的刊刻与新变

神仙集传是道教传统经典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列仙传》起,几乎历朝历代都有道徒将神仙故事和传记汇集成书,以证明神仙之实有,并弘扬道教的修行方式,为后世修道者树立楷模。而进入明代之后,道门并未继续在这一方面有所建树,反倒是江南一带的文士及从事商业出版的书坊主等世俗社会成员积极地推出新的作品。以屠隆为首的慕道文人依据自身对道教神仙的理解编纂了神仙集传,而书坊主不仅重刻了《列仙传》等经典的神仙集传,还编纂并出版类似作品。由于社会身份的差异,他们在编纂、刊刻这类作品时也怀有不同的动机和心态。而在出版文化的语境中,神仙集传的编刻不仅衍变为一种社会性的事务,而且其内容也因编刻者、读者身份的变化而有了通俗化的倾向。      

佛传与僧传 ——中印佛教传记文学比较研究

佛传与僧传是佛教传记的两种基本类型.印度佛传丰富,传主释迦牟尼由世尊成为救世主,反映了印度佛教的发展演变过程,也体现了印度民族特有的神话思维.中国僧传发达,基于深厚史学传统的僧传,反映了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也体现了中华民族独具的历史意识.佛传僧传既有不同的民族特征,又有相同的文类特点,是中印文化交流的产物,其中既有印度佛传对中国僧传的影响因素,也有中国史传文化对印度僧传的反馈作用,形成互动关系.     

金庸传记述评

金庸作为有着较高成就的作家,同时又是一位成功的报人、活跃的社会活动家,其巨大的影响、丰富复杂的人生经历与思想历程,迄今为止已经催生了12种金庸传记。本文着力于这些传记的客观分析,肯定其成功的经验,更总结其失败的教训,并剖析金庸传记“繁荣”的社会原因,对今后金庸传记的写作提出较为具体的意见和设想。     

对传记文学写作的一点思考——兼评《新月下的夜莺——徐志摩传》

传记文学作为一种兼具历史性与文学性的文体,成为读者的新宠。本文认为,在传记中复活传主形象是传记文学写作的起码要求,并以《新月下的夜莺——徐志摩传》为例,对传记文学的写作提出了一些思考。     

谁能绘得萧红影——萧红传记述评

本文分别就美国葛浩文的<萧红传记>,萧凤的<萧红传>,丁言昭的<萧红传>,秋石的<萧红与萧军>进行了分析,比较四本萧红传各自的特色和异同.指出四本萧红传都抓住了萧红生平经历、情感世界中的坎坷挫折;抓住了她的人生观和社会观中的矛盾性,从而对她的性格与命运的复杂性、悲剧性做出了合理的解释.同时对萧红作品的历史地位做出了恰如其分的评价,指出了萧红作品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独特性.     

私家传记与《宋史》列传关系考辨——以行状为中心

宋代私家撰写的碑志行状,是国史馆修撰臣僚传记的重要史料来源。元代修撰《宋史》列传大致保存了宋代国史和实录的原貌,可以推知其主要内容也是来源于私家所撰的碑志行状。但是,由于两者性质和立场不同,《宋史》列传和行状在叙事语境、史料取材和人物评论等方面呈现迥然不同的面貌。在叙事语境上,前者侧重整体,突出国家兼顾个人;后者侧重个体,突出个人兼顾家族。在史料取材上,前者求真求实,后者兼采虚诞之谈。在人物评论上,前者褒贬分明,后者有褒无贬。总之,《宋史》列传与私家传记在史料价值上各有短长,不应盲目抬高官方正史,也不应刻意贬低私家传记,两者参考互证,才能获得更加客观的、全面的认识。     

《史记》人物传记中的"究天人之际"

司马迁在《史记》的人物传记中,对人物的个人价值与社会政治、理想道德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以人物的悲剧命运和政治动荡为出发点,强调了三者关系和谐的重要性。这种从个体价值出发的思想超越了今文经学中“人副天数“的观念,成为“究天人之际“的重要内容。     

虚构与汉魏六朝杂传的小说化——从《雷焕别传》说起

检视汉魏六朝时期的杂传,多如《雷焕别传》,常羼杂有虚构性的内容和情节,通过这些具有虚构性质的内容和情节凸现出来的人物形象,也具有了明显的虚构性特征。可以说,虚构性已是汉魏六朝杂传的重要特征。而虚构性无疑使得汉魏六朝杂传渐离史传,并在不知不觉中趋进了小说。     

西方现代传记的忏悔叙事

在精神分析理论影响下,西方现代传记对传主的忏悔意识和愧疚感有一种敏锐关注。不同于古代及近代传记作品对传主的愧疚感和忏悔行为的单纯描绘和记录,现代传记将探索的触角深入到传主的意识深处乃至无意识层面。现代传记对愧疚和忏悔的深度解释和叙事表现可以看作是传记家与传主之间关于真实人性的深度对话,现代传记的忏悔叙事也因此具有了重要的认识价值和伦理意义。     

耶稣传记中的“道成肉身”

从19世纪开始一种通过写耶稣传记来对基督教教义进行思考和批判的方式大行其道。这一现象主要是基督教＂道成肉身＂教义对耶稣神人二性的独特规定造成的。耶稣传直接把矛头指向了基督教赖以产生和存在的核心教义＂道成肉身＂,完全否定了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圣子逻各斯化身的可能性。耶稣传把基督教信仰的神降低为一个普通的人,因而具有了基督教批判功能。但是由于耶稣传作者们宗教立场和所处时代及社会背景的不同,他们对＂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的否定程度和否定角度也不尽相同。     

张爱玲：不同传记文本的差异记述

张爱玲传记由1992年初起时的两部发展至今已有五十余部,呈现出作为研究对象本身的独立、驳杂与丰富.各版传记对张爱玲处女作及散文<天才梦>的记述差异,充分展露出史料挖掘及着眼于传记层面的文学批评之于作家传记写作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