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激进与保守之争

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初期和中期,发生过关于激进与保守的争论.争论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海外学者余英时于80年代末在香港中文大学25周年纪念讲座上的讲演"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它在90年代初传到大陆,引起思想学术界很大的重视.在大陆,长期以来"激进"的涵义是正面的,意味着革命与进步;"保守"的涵义是负面的,与落后、守旧甚至反动近义,好坏分明,不存在疑问.如果不是从海外引入新的思想维度,造成新鲜感和刺激,可能大陆学人不会那么早就对激进和保守进行反思与争论.     

"和谐"语境之下的回眸——对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之关系的再认识

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虽然是相对对立的思想态度,但不是绝对对立的两极,两者之间既有对垒也有对话,既有交锋也有交集,既有紧张也有舒缓,既有显性边界也有模糊地带:两者之间有"重叠共识",如均为变革思潮、现代性思潮,均有对国家前途的强烈关怀与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归属,均主张融合新旧、贯通中西,均感觉激进与保守可以兼容;两者之间有宽阔的"中间地带",激进与保守之间有渐进论、调和论、折衷论,而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有自由主义;两者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交集,且不断发生分合嬗变,不断进行调适转换;两者之间不全是掣肘、拆台,也有互相砥砺、互相启发、互为修正、互为支持、互相提供思想灵感的另一面.激进与保守是历史进化、社会发展的"鸟之两翼"、"车之两轮",正是两者之间的不断调适使历史在曲折中不断前行.     

回归还是超越 --戊戌变法后梁启超思想演变轨迹探析

维新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逐步摆脱了康有为的思想束缚,变得激进,倾向于革命.但是1903年赴美国考察回来,他却主张君主立宪,回归到改良阵营.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孕育者之一,然而1919年游历欧洲后,却逐渐拉开与"五四"人的距离,被认为是回归传统文化.考察梁启超由激进而趋于保守的思想演变轨迹,可以发现其背后有着更深层的内涵.他的回归非但不是落后,反而是对中国未来的超前思考.     

传统出路的求索——试析30年代知识界人士的激进西化路向

为了能给传统在现代化的大潮中指引出一条"顺其波而扬起流"的进化与更新之路,30年代的知识界人士在历史与现实的双重作用下,提出了以全盘西化观、充分世界化观、根上西化观为基本内容的西化方案.在此方案中,虽然对传统持激进立场是其最基本的特色,但是其目的绝不是为激进而激进,相反,而是为传统的西化而激进;尽管该方案在内容的设计上还存在明显的不足,但相对于保守西化方案而言.无论是吸取西方文化的精华还是防范传统的糟粕都具有自己的优势.     

对保守与激进的辩证思考

我们要谈论或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保守与激进",首先必须对两种保守义义和两种激进主义进行区分,两种保守主义,即思想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和政治上的保守主义;两种激进主义,即思想文化上的激进主义和政治上的激进主义。     

关于"五四"文学革命激进与保守论争的再思考

本文对学术界关于"五四"文学革命激进与保守论争的来龙去脉进行梳理和评述,及对该论争从拓展研究空间,突破思维定式,及存在的问题等方面进行了再思考.     

关键在于作具体的分析

在近代思想史研究中,哪些是属于激进主张,或激进思潮?又有哪些是属于保守主张,或保守思潮?     

“常”“变”之争和“主义”之辩下的保守与激进——“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三分法商榷

学术界常用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三分法来描述近代中国主要思潮,实际上这种来自西方的描述方式并不适合于中国近代。中国近代思潮经历了以常变之争为主轴到以主义之辩为主轴的演变。在前一时期,主要表现为文明变迁上保守主义、调适主义、激进主义的历时态推进;在后一时期,主要表现为在建国目标上民族主义(保守的理想)、自由主义(温和的理想)、共产主义(激进的理想)的共时态竞合。而在行为手段方面,保守方式、渐进方式、激进方式的分歧则贯穿前后。这三种情况下所显示的保守与激进,有着截然不同的内涵。     

有关激进与保守的几个问题

关于近代中国激进与保守的话题,中外学者已经发表了大量的专著和论文,本文不想就此话题老调重弹,而想发表一点个人的思考和疑虑,希望得到大家的批评和指正.     

学术与政治的缠绕——以《学衡》与《新青年》的对峙为例

从学术与政治的关系角度切入五四文学社团流派之争是重新评价五四文学传统的关键所在.据此,《新青年》诸君与"学衡派"的论争已不能简单地用现代与落后、激进与保守来概括,而应视为以学术为名在社会范围内展开的一次政治权力争夺.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启蒙”与“救亡”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从"个人"到"人民"——《新青年》视像的演变

本文从封面、插图的角度考察<新青年>杂志"人"的视像的演变.文章认为,<新青年>杂志早期注重个人视像的建构,后期倾向于以底层阶级或革命阶级为代表的人民视像的营造.视像话语变化与文化思潮演变密切相关.     

从“主义”到“问题”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梦境"与"鬼气"--龚自珍、鲁迅梦意象比较研究

龚自珍和鲁迅一生都与"梦"结下不解之缘.龚自珍的"梦"是忧患的宣泄,理想的升腾,往事的感怀,做的大凡是美梦、好梦、奇梦,体现出绚丽浪漫的色彩;鲁迅的"梦"则远远溢出"梦"之常态,成为内心黑暗影子的暗示和强化,做的大凡是苦梦、噩梦、毒梦,播撒出阴森愁惨的"鬼气".这种明显的差异,表现出两位先觉者各自不同的心理个性和时代的哲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