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人性论辨析

在中国古代众多的人性论中,先秦儒家的人性论,合和融汇,独具特色,自成体系。孔子肯定人的“性相近”,是指人在自然属性上并无本质差别,“习相远”则表明人性是可以改变的。孟子继承了孔子“性相近”的思想,论证了“善”是人类的基本属性之一。荀子侧重在孔子“习相远”的思想方面探索,认为“恶”是人的社会属性。先秦儒家的人性论内部虽存歧义,实则一脉相承,殊途同归,其理论认识和社会实践为建立现代和谐社会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论扬雄对儒学的改造和发展

扬雄志在成为孔子道统的传承者,致力于恢复先秦孔孟儒学的人文理性传统。他生平受儒家文化影响熏陶很深,又得道家思想浸润,以儒家思想为基质、为主体的同时,儒道互补倾向非常鲜明。他对尧舜、孔子等儒家所尊崇圣人的高度评价,实际已开阐论儒家道统之先声,对孔子、孟子、荀子的评判,对五经的褒扬,对诸子的评判,都反映了西汉学者的学术态度,映射着当时学术发展趋势;由对儒学与诸子尤其是道家的基本认识,扬雄在其思想体系的理论构建上则呈现以儒学为主体、以道家之学辅之的面貌,其天道观、仁义观、人性理论、修身思想无不如此。     

北宋诸儒论扬雄

扬雄是西汉末年具有创造性思想的儒家学者,在汉唐儒家经学思潮中独树一帜。北宋时期,儒家学说正处于由汉唐经学到宋明理学的转型阶段,扬雄批评经学、回归先秦原始儒学的学术取向受到褒扬,一度被尊为儒家道统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但北宋诸儒通过对扬雄品行、学术、人性论等的反复讨论,逐渐由推崇演变为批评,从而使扬雄在宋明新儒学的道统中失去了原有的地位。     

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人性论

马克思主义实践论是其人性论的立论基础。马克思主义人性论包括九个方面的辩证法 ,即一般的人性和现实的人性、社会的人性和具体的人性、功利的人性和伦理的人性、利己的人性和利群的人性、竞争的人性和合作的人性、“恶”的人性和“善”的人性、抽象的人性和具体的人性、稳定的人性和变动的人性、个体本位的人性和类本位的人性。只有弄清这几方面的辩证法 ,才能把握人性问题的复杂性和变动性 ,才能站在时代的高度研究变化了的和变化着的世界和中国的实际。     

世硕与王充的人性论思想研究——兼论《孟子·告子上》公都子所述告子及两“或曰”的人性论问题

在本性问题上,告子属于“无善无不善”论;“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更近于扬雄“性善恶混”论,而与世硕、王充的观点不类;“有性善,有性不善”,则与世硕、王充“人性有善有恶”的主张相同。世硕诸儒与王充,在本性问题上观点是相同的。第一种人性主张,属于“性一”之论;最后一种,则非。因此主张“性一”的竹简《性自命出》(《性情论》)篇,不属于宓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和世硕这帮儒者的作品。     

扬雄《剧秦美新》考论

《剧秦美新》是西汉文学家扬雄在王莽代汉后创作的一篇作品,该文过去一直被批评者当作扬雄趋炎附势的“罪证”。从历史角度考察,王莽代汉有着复杂的历史内涵,扬雄创作这篇文章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根源还有新的解释。详细考证会发现《剧秦美新》在认识和研究西汉历史上的价值,从“知人论世”的观点出发,应该给其以符合历史的评价。     

儒家人性论的解释困境

儒家思想的架构离不开人性论预设,其人性思想在发展过程中性善性恶并存,最终牢牢确立了以性善论为主流。人性论为儒家思想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支撑,而为了寻求理论的合理和完善,这种人性理论是否存在内在矛盾?理论是否存在相互紧张、冲突的解释困境?这是本文欲加以讨论的主要问题。     

略论扬雄思想的理论来源

扬雄思想是一个庞杂的体系,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一定的影响。他推崇正统儒学,而他的思想正源是儒和道,另外还吸收了阴阳家的说法。     

扬雄对蜀学的影响

扬雄作为中国学术史上的著名人物,其《易》《老》结合,儒、道融合,重视道家的思想对蜀学产生了客观的影响。东汉末道教在蜀地创立,又在巴蜀流传演变与此相关。扬雄尊孔崇圣,五经济道,圣人相传之道统论以及善恶混的人性论亦对蜀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后世蜀人对扬雄的批评和评价,亦是扬雄影响蜀学的表现。扬雄对蜀学的影响不仅促进了巴蜀地域文化的发展,而且影响到包括道教、玄学、理学,道统论、人性论等在内的各个历史时期的时代思潮、学说和重要理论,使地域文化与时代思潮相结合,促进了整个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持续发展。     

中国古代人性论之流变

人性善恶是哲学思想史非常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古代思想家对此十分重视。关于人性善恶问题,不同时代的贤哲有不同的观点和论述。孟子以人有四端言人性善,荀子因人好利恶害、贫愿富、贱愿贵而云人性恶,汉唐思想家据善恶之异,将人性分为三品,宋理学家分先天与后天之人性,言天命之性善、气质之性恶,清儒以智,人也;不智,禽兽也,竭力张扬人性之善。不同时期的善恶之辩,争辩的目标指向各不相同,善恶内涵也因此发生变化。     

人性论的三脉汇流与儒家社会治理思想的实现

郭店简及告子等人所主张的"可善可恶"的二元人性论是孟子之前先秦人性论的主流,孟子、荀子分别主张"性善论"与"性恶论",二人在人性论内容方面截然相反,但在性质上却是一致的,都属于强制性的一元人性论系统。孟、荀建立在人性论基础上的治理理论各有优缺点,汉代董仲舒对孟、荀人性论及其治理理论进行了综合,重新提出了善恶并存的二元人性论,吸收了孟、荀人性论的优点,最终使儒学的社会治理理想得到实现。     

孟子、荀子人性论之比较

人性论是关于人的自觉存在的理论形式,是对人本身的哲学认识。属于哲学形而上,人性论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人性善恶问题则是先秦哲学讨论的一个焦点。中国古代提出了许多关于人性论的观点,如孟子的性善说,荀子的性恶说,董仲舒的性三品说,杨雄的性善恶混论。通过对孟、苟人性论的剖析,认识中国古代人性学上所达到的理论深度。     

先秦儒家人性论重释

先秦诸儒的人性理论被不断误解以致聚讼纷纭的重要原因是,他们对人性的定义各不相同,并且从属于道德建构的不同层面。先秦诸儒对道德根源的探索,经历了由天命到天生再到后天人为三次层面选择的演化;与之相应,作为道德建构的重要途径,他们对人性的定义也经历了从生来固有到价值取向、自足无待再回到生来固有的三次演化。对此,后学长期缺乏深解。至宋儒出,始能综合道德建构的各层面与人性诸义,创立新的性命理论体系。考察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儒在其新体系中对旧说的安置,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先秦人性诸说的理论效力与局限。     

董仲舒教化思想的人性论基础

董仲舒的人性论,借用“天人合一”的传统思想,以阴阳释性情,确立了性情的本体地位;以善恶论人性。阐明了人性与善恶的辩证关系;以“中民之性”为立论基础,论证了王道教化的必要与可能。量仲舒使儒家的教化思想从理论走向实践．在儒学发展史和整个封建教育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戴震人性论思想探析

戴震最有代表性的哲学著作<原善>和<孟子字义疏证>中,把血气心知规定为人性,认为人性就是欲、情、知的统一.人要经过不断学习,使"心知"达到"神明"才能去除私蔽,从而达到人性真正的善.戴震人性论与孟子的人性论差别较大,而与荀子的思路大体一致.     

从《孝至》后半篇看扬雄对王莽的态度

《法言》一书当完成于汉平帝时期王莽取得“宰衡”称号不久,《孝至》后半篇中赞美王莽的文字,既不是扬雄为了谋得某种好处而有意媚莽,也不是为避祸而写的逊避之词,而是反映扬雄在当时真心拥护王莽采取的政策。     

论扬雄《法言》对先秦儒学的回归

扬雄模拟<论语>创作<法言>,高举承继儒学道统的旗帜,号召学者从章句之学和谶纬迷信中解放出来,重新回到孔子儒学本身,对于西汉末期的儒学走向有着重要的意义.     

朱熹的人性论

“人性论”是朱熹以“理”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哲学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论题。朱熹继承、发展了张载的人性二元论以及二程的“性即理也”的思想,并据此对理气、性命、道心、人心、天理、人欲、义利作了具体深入的阐释。朱熹认为“道心”为“天命之性”,“人心”为“气质之性”,并以其“理一分殊”论来揭示二者是“本与末、主与从、当然者与所以然”的关系。而在此基础上,他又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思想主张,认为“存天理、灭人欲”的过程,就是“克己复礼”的方法和过程。     

论反腐败制度设计的人性论基础

影响制度设计的因素复杂多样,但人性假设是其中最为基础和起因性的要素。任何制度设计都是以一定的人性假设为依据的,反腐败制度设计更是如此。个体人性的"善""恶"预设和社会角色的定位,构成不同国家及时代其制度差异的根基。在国内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的关键时期,反腐败制度设计的前在理论预设是否科学,价值观念是否符合时代精神,能否将制度设计的科学性与人性化有效结合,是极具有研究价值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