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主义伦理学对美德的辩护

亚里士多德在幸福主义目的论的框架下,基于人类的本质及其特有生活,通过“功能论证”,论证了美德的必要性。当代西方亚里士多德主义伦理学沿袭了功能论证的路径,通过对人类特有生存方式的考察,论证了美德对于人类幸福生活的必要性。与现代道德哲学相比,亚里士多德主义伦理学对美德所作的辩护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但也面临着由现代社会运行机制带来的问题。这种辩护对于作为“类”的人来说具有合理性,对于作为个体的人来说,其说服力有限。     

从《尼各马可伦理学》看亚里士多德的友爱观

《尼各马可伦理学》是西方伦理学史上的第一部伦理学专著,亚里士多德在此书中着重阐述了他关于友爱的看法。亚里士多德认为,友爱不仅是某种德性,也是生活中最必需的东西;友爱主要有三种不同的类型,即善的友爱、快乐的友爱和实用的友爱;友爱是联系城邦的纽带。亚里士多德关于友爱的思想是西方近现代伦理思想的主要渊源和重要内容之一,对于我国新时期的道德建设和社会发展也有一定的启示和价值。     

休谟的伦理学也是一种德性伦理学

休谟的伦理学认为,人的品格对于行为以及支配行为的原则具有优先权:有德性的品格指导和迫使人们审慎地实践。在传统的功利主义的伦理学或康德的伦理学中,品格从属于实践的审慎:德性仅在激发有德性的行为时才被需要。而有德性的品格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是用"自爱"这个术语来理解的。一个有德性的人的自爱使他能够适当地估计实际的情况并且展示在这种情况下所需要的德性。尽管如此,休谟的伦理学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仍存在着重大的一致性,因此休谟的伦理学也是一种德性伦理学。     

中国古代有伦理学吗

20世纪以来中国人对"伦理学"这个西方学科的接受主要是从研究对象出发的,未能从思维方式角度思考伦理学作为一门科学成立的前提条件,因而普遍忽视了"中国伦理学是否能成立"这一对于研究中国伦理学来说根本性的问题。其结果是人们不假思索地将中国古代的伦理道德学说一律称为"中国伦理学"的内容,不仅导致对西方伦理学的误解,而且无益于国学传统的发扬光大。从亚里士多德对phronesis与sophia在希腊文中的含义区分出发,可以发现"伦理学"作为一门科学成立的前提问题非常重要,只有区分"儒家学说中有伦理学"和"儒家道德学说是伦理学"这两个判断,才能正确使用"儒家伦理学"或"中国古代伦理学"这类术语。此外,"儒家伦理学"、"中国古代伦理学"其实是用"伦理学"这一西方学科范畴对中国古代学术传统进行人为加工和重构的产物,决不能代替本来意义上的中国古代学术传统,特别是儒家学术;把儒家学术纳入"伦理学"等西方学科范畴,并以之为中国古代学术传统的最佳现代解读方式,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对中国古代学术传统、特别是儒家传统自身独立性的抹杀和独特价值的忽视。     

论文艺伦理学的建构

文学失范的现实危机,催生了文艺伦理学作为应用伦理学分支学科的出现.文艺伦理学是文学与伦理学文化互动的结果,它将人类生活的一般价值原则和基本活动准则应用于文学领域,为人类的现实生活提供一个基本的参照系统.文艺伦理学的建立是为人的存在和生活提供一种更具价值的追求方向,体现了善和美的统一.同时,艺术审美和行为善良也是人生意义生成的重要方式.     

论文艺伦理学的建构

文学失范的现实危机，催生了文艺伦理学作为应用伦理学分支学科的出现。文艺伦理学是文学与伦理学文化互动的结果，它将人类生活的一般价值原则和基本活动准则应用于文学领域，为人类的现实生活提供一个基本的参照系统。文艺伦理学的建立是为人的存在和生活提供一种更具价值的追求方向，体现了善和美的统一。同时，艺术审美和行为善良也是人生意义生成的重要方式。     

幸福论而非德性论：论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旨趣与结构

德性伦理学或美德伦理学并不足以完整地描述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幸福既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理论旨趣,又是其伦理学理论结构中最为核心的概念。亚里士多德的整个实践哲学都是围绕幸福是什么,以及如何获得幸福来展开的。德性虽然对于幸福的实现不可或缺,但是它并不等同于幸福。德性在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中的地位是由他对幸福的独特理解所赋予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遵循古代幸福主义伦理学的传统,重新完整地将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描述为幸福主义的伦理学,而不是仅仅将其定位为当代美德伦理学在古代的典范。     

论游牧伦理学

德勒兹伦理学作为其哲学思想的核心,对主体提出了一种后人本主义的坚定的游牧想象。它在尊重我们时代复杂性的同时做到了对相对主义的后现代及其他表现形式陷阱的规避。德勒兹伦理学是新斯宾诺莎主义的伦理学,建立在一种积极的关系本体论基础之上。关系本体论需要寻找到他异性对当前条件尚未支持的价值与力量的肯定流变进行推动、调动和思考的方法。只要人们需要通过集体努力让当前条件产生或现实化,来推动人们的相互交流出现质变,就要践行肯定的伦理学。生成小民族的过程一定涉及生成女人,它是包括人类与非人类参与者在内的实用伦理任务的核心。游牧伦理学涉及本体论的关系性、情感性和承受性诸方面理论。     

休谟的伦理学也是一种德性伦理学

休谟的伦理学认为，人的品格对于行为以及支配行为的原则具有优先权：有德性的品格指导和迫使人们审慎地实践。在传统的功利主义的伦理学或康德的伦理学中，品格从属于实践的审慎：德性仅在激发有德性的行为时才被需要。而有德性的品格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是用“自爱”这个术语来理解的。一个有德性的人的自爱使他能够适当地估计实际的情况并且展示在这种情况下所需要的德性。尽管如此，休谟的伦理学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仍存在着重大的一致性，因此休谟的伦理学也是一种德性伦理学。     

论伦理学的性质:兼论理论伦理学与应用伦理学的关系

本文针对现行伦理学把伦理学理解为关于道德的学问的片面性和忽视应用伦理学研究的缺陷 ,正面阐述作者对伦理学的性质以及理论伦理学与应用伦理学的关系的看法。作者认为作为哲学分支之一的伦理学既是人生哲学、价值哲学 ,又是幸福哲学。伦理学的意义在于 ,它能促进个人反思和规划人生并为之指示路向和提供原则 ,从理论上为社会确立终极目标和构建价值体系 ,为各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提供理论观念、一般原则和活动规范。伦理学的研究方法是反思、批判、构建有机统一的思辨方法。作者主张把运用理论伦理学的观念和原则解决当代人类生活和实践中出现的实际问题的应用伦理学研究划分为领域伦理学研究、职业伦理学研究、人群伦理学研究 ,认为它们构成应用伦理学研究的三个基本领域     

闲暇与幸福的关系：一个被遗忘的德性伦理问题

在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中,闲暇与幸福的关系是作为一个德性伦理问题被提出和探讨的。亚里士多德认为闲暇既是实现幸福的手段,也是幸福本身,两者通过德性达成统一。现代休闲研究也关注休闲与幸福之间的关系,这种关注看似是对亚里士多德关于闲暇与幸福关系探讨的延续,但实际上更偏向于从社会心理学或历史角度研究,缺乏德性伦理学的理论基础。当代德性伦理研究中虽有学者提倡恢复亚里士多德论及的德性与幸福的概念,却未体现出对闲暇概念的足够重视。这一方面是因为闲暇内在包含的古典精英主义论调在现代社会的不适用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闲暇在当代德性伦理学的发展中失去了其对于实现幸福的必要性。重返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框架,有助于厘清休闲与幸福的关系,从而引导人们理性判断休闲活动的适当性,合理安排休闲时间,并通过休闲实现美好生活。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较强的持续性，是中国道路的固态化呈现、中国理论的制度化表达、中国文化的正式化沉淀，因而成为辨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直接的标志和最鲜明的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在方向层面以中国共产党为“中轴结构”实现对一切工作的有效领导；二是在立场层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三是在方略层面坚持守正与创新的有机统一；四是结构层次层面的延展性。全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对于深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结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本质以及人类制度文明的新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管子》的工程伦理思想述评

工程伦理思想是《管子》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工匠职业伦理上的“诚工”“毋作淫巧”等职业规范,职业伦理教育上的“四民分业而教”的教育模式,工程管理上的“以人为本”的伦理价值取向,以及工程与环境关系上的“人与天调”的工程伦理观。这种古代的工程伦理思想,在今天仍有重要价值。它不仅从理论上对我们立足本土文化、构建中国特色的工程伦理学有很大启示,而且对我们在实践中开展多种形式的工程伦理教育,正确处理工程与环境的关系,建设社会主义的“美丽中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说谎者悖论”、“亦此亦彼悖论”的简明消解——“复合命题”和“矛盾定义”谬误

欧布里德的“说谎者”悖论和赫拉克利特的“亦此亦彼”悖论,两者携手挑战亚里士多得的“不矛盾律”。西方的“真值间隙”、“变值”和“语境敏感”诸方案成功地消解欧氏的一些“弱”例;但是本文的“复合命题”方案试图消解欧氏的“强”例,较彻底地表明:欧氏挑战 (亚氏的 )“不矛盾律”失败。最后,本文指出赫氏的“亦此亦彼”悖论挑战“不矛盾律”成功;但是我们为了“实用”需要而把“亦此亦彼”修订为“可此可彼”,指赫氏犯“矛盾定义”谬误,使赫、亚二氏“平分秋色”!     

知与识：论知识与技术及其关联

技术源于生命,而非基于知识的某种创新或属于知识的分支。物在认识论的层面即理论科学的层面,是经由“起诉”而被纳入“范畴”的存在物。由此,在范畴的序列中只要有物存在,它就是存在物,它不仅符合知识的秩序,而且服从于作为生产的技术将其带向在场的摆置与设定。在技术停摆之处,知识以科学研究的方式为技术打开新的生产视角与进程,而这一生产之完成又伴随着对知识的再创制、再生产。因此,如果将知识理解为存在物层面的知识,即科学知识,那么,技术与知识的关联便凸显为：作为“生产”的技术为存在物层面的理论科学奠基,而对知识的探求,实质上是对技术所擅长的“缘起—招致”的生产方法的探求,即对技术本身之探求。     

蔡元培对朱子学的研究及其重要影响

现代对于朱子学的研究,至少应追溯到1910年出版的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对“朱晦庵”篇章的阐述。立足于文本,蔡元培以简明的体例展开了对朱子学的研究,对此,我们可以从其《中国伦理学史》的写作背景、伦理学史与伦理学的区别、伦理学的内涵界定等方面进行把握。此外,蔡元培以“本体论、心性论和功夫论”的逻辑理路具体阐述了朱子的“理气论、心性情欲论以及穷理养心论”并也兼及对“朱陆之辨、朱王之异”进行阐述,表达了自己的相关见解。总体看来,蔡元培对朱子学的研究,不论从体例上还是具体内容、观点上,都对后期朱子学研究及其个人的价值取向产生了重要影响。     

以伦理道德为视角的孟子和康德哲学的异同分析

在人性的本质上,孟子和康德都认为人是向善的;在人存在的目的和类本质上,都是以一个“目的”和一个“手段”最终实现两者的统一。而在对认知能力的认识上,孟子以人为出发点,以“四善端”维护儒家秩序的规范;康德以理性为出发点,追求理性自身,把人理性的高度作为伦理秩序的实现。     

伦理视域下破除人体器官捐献“坚冰”的新策略

目前我国民众自愿遗体器官捐献的比率极低,民众对去世后捐献器官的意识茫然,相关伦理制度及体制不健全。规范体系缺失、传统“孝”观念的影响、生命形式的单一化认知、公共意识缺乏,是影响我国遗体器官捐献的重要伦理因素。破除遗体器官捐献的“坚冰”,应建立科学、透明的器官捐献保障机制,充分挖掘传统“孝”观念中的“延续性”意蕴,认识“关系生命体”的生命存在新形式,通过宣传提升人们的公共意识和公德精神。     

先秦时期儒道学派对传统科学的知识建构

先秦时期儒道学派的发展与传统科学的系统性进步不无关系。基于先秦典籍《论语》和《道德经》的文本记述,从基本科学概念的不同阐述与灵活应用、主要自然现象及其规律的认识与分析、科学知识的专门化发展及其评价3个方面可以比较全面地考察儒道学派与传统科学的互动关系。分析认为,儒家重人伦,但吸收了传统科学的若干重要成果,以科学概念和传统科技成果去建构其庞大的社会人伦系统;道家讲自然,在对自然万物及其规律性的认识基础上将传统科学认识运用到社会人文领域,既是对自然万物之道的社会延伸,也是将自然与社会相结合的知识建构。     

目的论下政治与伦理的统一——亚里士多德的政治伦理观

政治与伦理的关系是历代思想家所关注的理论问题 ,也是当代中国政治生活和伦理生活中的现实问题。亚里士多德把伦理学从属于政治学 ,并从成就最大、最高、最广善业的政治目的出发 ,设计了家庭伦理和公民伦理 ,提出了政治是公共事业、政治制度的价值理念就是公正不偏等思想 ,表现出对政治生活的伦理道德价值上的高度关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