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执行中债权凭证的导入

债权凭证制度是司法改革进程中提出的、正处在实验阶段的一种民事执行制度 ,它对提高当事人的市场风险意识 ,实现对强制执行未果或未全额执行的程序救济具有积极作用。但若在执行中导入该制度 ,作为前提性准备 ,理论界和实务界还必须认识到债权凭证仅仅是执行证明书 ,它不能直接作为执行根据。同时设立该制度的目的不是功利性的使法院从“执行难”中脱困并因此加重当事人的义务 ,而只能是更周全地保障当事人的法定权利转化为现实权利。     

我国债务人异议之诉制度的确立及其构造

我国民事诉讼法上虽有多种救济被执行人实体权益的制度,却无法应对"解除原执行依据执行力"的问题,也不能解决被执行人的相关实体争议。以执行异议制度处理实体争议,会偏离该制度救济程序性权利的功能,违反"审执分离"原理;再审之诉作为纠正错误裁判的补救程序,无法解决非因裁判引发的实体问题;另行起诉的根本缺陷在于无法排除执行依据的执行力。我国有必要引入大陆法系国家专门为救济被执行人实体权益而设立的债务人异议之诉制度,以更加有效、周全地保障被执行人的实体权益。作为一种因执行阶段出现实体争议而设置的审判程序,债务人异议之诉要适度、合理地发挥作用,需要特别而精致的程序构造。     

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提高制度执行力研究

制度执行力是影响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的关键因素。当前制度执行力提升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制度建设不协调不配套;制度执行者的执行意愿不足、执行能力不强、执行效果不佳;执行监督缺乏。提高制度执行力,最关键的是用制度约束权力、监督权力,规范权力运行边界和范围;要围绕权力责任设计相互衔接的制度,围绕制度构建科学有效的体系,提升制度权威;要打造良好的制度执行环境,优化制度执行流程,推进治理方式转型,培育和创新执行文化。     

论我国执行异议制度的反思与重塑

执行异议制度是执行救济程序中的核心内容,对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障执行的公正、效率意义重大.然而,我国的执行异议不仅性质混乱,程序规定也不具体,不能发挥其程序性救济的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对现行执行异议制度的分析检讨,确定了执行异议的性质,并通过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比较分析,初步设想了我国执行异议制度的重塑方案.     

论探视权案件的执行

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第38条规定: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行使探视权利的方式、时间由当事人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父或母探望子女,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由人民法院依法中止探望的权利;中止的事由消失后,应当恢复探望的权利。这是我国首次以法律形式确认探视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探视权的执行在实践中遇到许多问题,本文试图从实际工作的角度加以探讨。     

党内法规制度执行力建设的三维路径探析

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鲜明主题。党内法规制度是促使全面从严治党成为一种常态的利器，一体协同推进党内法规制度文本建设与制度执行成效，既是新时代推动党内法规制度建设高质量发展、实现新时代加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必然要求，也是增强党内法规制度的权威性和治理效能的必然路径。近年来，党内法规制度在执行中存在执行主体内生动力不足、执行过程受阻滞、实际效果受折损等现象，党内法规权威性问题引发普遍关注与忧虑。党内法规制度执行力是主体动力内嵌于执行过程并在内外环境相互影响中生成的，在民族复兴战略全局与百年变局相互激荡背景下，可以从激发主体内生动力、“关键少数”示范表率、奖励惩戒双管齐下、执行监督组合发力、内外环境协同建设等方面系统探讨党内法规制度执行力建设的逻辑与对策，为管党治党提供制度支撑与法治保障。     

党内法规执行责任制的理论探索与制度构造

党内法规执行责任制作为政党责任制的一种,本质上是中国共产党追求制度效用,实现“党规之治”的意志表达。党内法规执行责任制的生成逻辑可从价值、理论、实践三个层面透视：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构成党内法规执行责任制生成的根本价值动力,提升党内法规制度执行力、实现党规之治以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则构成党内法规执行责任制生成的直接价值动力;党内法规之中权力、义务、责任的统一论,是党内法规执行责任制生成的内在机理;党内法规执行“宽松软”的现实困境及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从“立规”向“执规”的重心转移,提供了党内法规执行责任制建构的实践动力。党内法规执行责任制的运行有赖于责任构成机制、责任监督机制、责任追究机制、宣传教育机制等一系列机制的有效运作,这些机制共同构成了党内法规执行责任制的制度内容。     

民事执行难问题的原因与对策新探

民事执行是最终实现当事人权利义务、解决民事纠纷的关键环节,而长期以来种种因素困扰着这一环节.我国民事执行难的根本原因是缺乏相关制度支撑和配合,社会诚信机制和保障机制不健全也促成了这一问题的发生.为此,我国有必要借鉴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法治实践,建立个人财产登记制度,完善执行退出机制,这是解决民事执行难问题的根本途径.     

论民事执行异议之诉制度的构建

民事执行异议之诉是保障债务人或第三人的实体权利在执行程序中不受侵害的重要制度,可分为债务人异议之诉和第三人异议之诉,其目的在于全部或部分排除执行依据的执行力或排除对特定标的物的执行。我国现有的异议之诉的立法缺陷在提出异议之诉的主体、异议之诉的审查程序、审理结果、对异议之诉的救济和监督等方面均有体现。在对执行救济制度的程序价值全面认识之后,应科学合理地构建我国的民事执行异议之诉制度,对债务人或第三人的实体权利给予全面的保护。     

政策类型与政策执行:基于多案例比较的实证研究

以洛伊(Lowi)的政策分类框架为基础,运用多案例比较研究方法,对中国背景下政策执行问题进行的研究表明:分配政策的执行偏差往往是由政策本身的因素造成的;构成性政策执行的关键在于不同执行机构之间的沟通和协调;规制政策执行难度大,影响其有效执行的关键因素一是规制对象的特点,二是能否有效控制规制者与被规制者之间建立在权钱交易基础上的合谋;再分配政策执行过程中地方政府、生产商和公众等利害相关者会围绕其所蕴含的巨大利益空间展开复杂的利益博弈。在现有的制度背景下其必然结果是地方政府、生产商和社会中上阶层在博弈中获胜,共同瓜分再分配政策中所蕴含的巨大利益,导致政策执行失效。     

社区矫正的法律属性——对社区矫正行刑观的理性思考

关于社区矫正的法律属性,主流观点是将其看作与监禁矫正相对应的一种行刑方式.然而,笔者认为,依这种观点构建中国的社区矫正制度存在诸多弊端.社区矫正不属于刑罚执行方式,不宜纳入刑罚体系,它应当是现有刑罚执行制度以外的一种全新的犯罪预防模式.社区矫正与刑罚执行有着本质的不同.社区矫正的主体是社区,不必拥有刑罚执行权,其实施的内容是矫正,不是惩罚,其矫正的对象也不仅限于罪犯.社区矫正与现有刑罚执行制度没有冲突和矛盾,不用对既有法律作大的修改.     

和谐社会视阈下的行政执行公正及其制度建构

构建和谐社会离不开行政执行公正从和谐社会的视阈探讨行政执行公正的前提是对行政执行有正确的认识,立足点是克服执行不公正;从制度入手健全与完善公共行政执行制度是解决行政公正问题的有效途径,其相应的制度建构为：公正的行政执行主体制度与公正的行政执行工作制度。     

史密斯模型视角下黑龙江省医养结合政策执行优化研究

医养结合养老模式是一种旨在满足老年群体伴随生活水平提升与健康长寿意识增强而日益增长的医疗需求的养老模式。地方政府依据国家制定的医养结合政策，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积极探索适宜本地推行的医养结合政策。现将研究视角集中于史密斯理论模型，以黑龙江省医养结合政策执行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为研究对象，深刻分析医养结合政策执行过程中所存在的现实问题，并由此提出有关医养结合政策执行的优化策略，为黑龙江省更好地执行医养结合政策提供参考。     

简析政策执行失效的制度因素

本文认为,确保宏观政策和地区发展政策目标的有效执行,必须依赖于中央政府的制度供给和创新。但在转型中国,确保政策执行的制度供给过程,是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中,确定了地方政府作为主导型制度供给的主体。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主观需求,主要是在地方行政主导的格局下,创造地方行政政绩,为地区发展政策提供制度支持;而促进社会协调发展的宏观政策,则因为缺乏执行政策的制度支持,从而不能完全实现政策目标。因此,必须通过纵向政府间权力制约的制度安排,来维护和加强中央的权威,以创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正向互动的统一关系,为宏观政策的顺利执行奠定制度基础。     

我国反垄断法私人执行制度现状与完善路径

我国《反垄断法》注重公共执行制度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私人执行制度的地位.私人执行可以有效弥补公共执行的不足,与公共执行有机结合铸成一柄反垄断利剑.与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相比较,我国《反垄断法》出台的历史较晚,相关理论的构建还不够完善,反垄断实践经验不足.因此在借鉴吸收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反垄断立法和执法经验的基础上,从法律的借鉴与移植、私人执行主体的界定和诉讼制度的建构等方面探究并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反垄断私人执行制度,可以更好地回应现实需求.     

强制执行制度的借鉴与创新--中国与加拿大强制执行制度之比较

民事案件执行难问题一直以来是我国诉讼学界和实际部门面临的一大难题.加拿大在执行方面的规定和做法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加拿大执行制度的基本内容和特点是具有系列的执行关系法以保证法院判决得以顺利执行.我国现行强制执行制度存在一定的问题,而组建债务人资信网络体系、增设财产发现程序、扩大破产适用范围、设立藐视法庭制度和判决重新登记制度等一系列全新的立法,是我国解决民事案件执行难问题的法律保障.     

论我国非诉行政执行听证制度的构建

非诉行政执行听证制度是我国法院对于非诉行政执行案件审查程序制度上的重大突破,开启了法院对于非诉行政执行案件审查进行司法听证的先河,赋予行政相对人申辩和质证的权利,既避免了社会矛盾的激化,也维护了法院的司法公正和权威。但在理论上很少有学者对非诉行政执行听证制度进行专门论述,文章试图根据实践情况,结合听证的理论分析,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非诉行政执行听证制度。     

法律与社会网络在契约执行中的互动关系

本文通过对法律和社会网络在契约执行中的互动关系的法律经济学分析,来揭示中国转轨经济中法律和社会网络两种不同合作机制的消长关系。本文认为在脆弱的法律制度环境下,社会网络成为经济个体应对商业风险,保障契约执行的重要替代机制,然而,社会网络在促进合作、降低交易成本的同时却又对法治秩序的构建形成了内在的冲突。因此,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如何消减两者的冲突,建立法律与社会网络良性互补的市场经济秩序。     

论死刑缓期执行变更为死刑立即执行若干问题

对于死刑缓期执行变更为死刑立即执行的程序,存在着两种基本模式的选择:即直接采用死刑核准程序和首先采用普通刑事审判程序再进行死刑核准。在现行刑事立法的条件下,必须坚决摒弃对于死缓变更死刑立即执行直接采用死刑核准程序的做法,而应当首先采用普通刑事审判程序再进行死刑核准。在司法实践中,对于相关的具体问题,亦应遵照法定的普通刑事审判程序进行。     

论代位权及其实现方式

代位权制度是一项古老的民事诉讼制度,它是为了保护交易的公平安全设立的.当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又怠于行使到期债权时赋予债权人必要的救济,以保全其债权.代位权的实现方式有两种:代位诉讼与代位执行.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分别确立了代位执行制度与代位诉讼制度,但是二者在程序设置上都存在一定的缺陷,特别是因为两种制度并存,于是产生诸多问题,因此应在完善代位诉讼的前提下.及时废止代位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