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识人才的一面镜鉴——读刘邵《人物志》

刘邵《人物志》是在汉末人物品评新潮中发展起来关于知人、用人的一部理论研究著作,它不仅涉及到人的资质、仪容、才能、性格,同时还反映出人的品评是由道德判断深化为既重道德判断又重才性容止鉴赏的探寻.其内容囊括哲学、道德、思想、政治兼容儒、道、法、名理诸家.作为我国古代第一部人才学著述,该书在影响中国封建社会人才品评价值走向的同时,近世又引起美国、日本等国的关注.     

唐人祖述屈骚探微

明代李梦阳出于复古心态反思唐代赋学而提出"唐无赋"之说,实则忽略了有唐一代辞赋的发展.宋本《文苑荚华》的《杂文·骚》类辑录骚体赋四十二篇,又《杂文·问答》亦辑录九首骚体作品.数量虽不是最多,但骚情意绪,愁思郁结,正是唐人对楚辞骚体形式的再创与延续.其中更不乏对屈原的惋惜与追念,如柳宗元作《吊屈原》、刘蜕作《吊屈原辞》均是对屈原其人的直接伤悼与追惜.     

五四时期无锡商会选举风波

五四时期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震荡期,商会的发展演变也随之逐渐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其首要表现是这一时期许多商会的换届改选出现了以往少有的新变化.透过无锡商会1919年的换届改选可以看出,在其他许多领域中普遍存在的所谓"新""旧"之争,在商会内部也开始有所反映.但无锡商会此次改选的结果表明,商会内部的这种"新""旧"之争有其自身特点,两派并非始终完全处于对立,最后是以新旧两派调和的方式结束纷争.这一时期某些商会的换届改选风波,虽在短期内影响了商会正常会务的开展和职能的发挥,但从长远看"新派"力量的增强却又使商会注入了新的发展活力,因而也有不可忽视的正面意义.     

美国新闻界与"知情权"运动

"知情权"的基本含义是公民有权知道他应该知道的事情,国家应最大限度地确认和保障公民知悉、获取信息尤其是政务信息的权利.这一概念是由美国新闻界首先提出来的,并在其推动下,得到广泛传播.在与政府保密行为斗争的过程中,美国新闻界通过出版论著、建立组织,将"知情权"由一个概念、宣传口号发展成为影响深远的"知情权运动",进而推动美国国会通过立法确保这一权利的落实.     

冷战史研究对朝战初期苏联出动空军问题的再考察——根据俄罗斯联邦国防部的解密档案

最近披露的俄国档案文件显示,在朝鲜战争初期,美国参战迫使中苏两国领导人都想到了中国出兵的问题.为此,斯大林承诺苏联出动空军掩护中国地面部队,但没有说明出动的时间和方式;毛泽东想及早派兵参战以便尽快结束战争,但斯大林并不急于使用中国军队,因为这涉及苏联出动空军及其在朝鲜的地位和影响问题;在三八线被突破的危急时刻,毛泽东希望立即出兵援朝,而斯大林担心苏联与美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也怀疑毛泽东出兵的诚意和效果,故拒绝出动空军;中国志愿军毅然出动并独自与美韩军队作战后,苏联空军也随即投入了战斗,不仅保护中国领空,而且越过鸭绿江为志愿军后方提供掩护;关于苏联空军参战,斯大林坚持不变的原则是:无论是否越过鸭绿江,苏联空军只在后方活动而绝不进入前线配合中国地面部队作战.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问题研究——论非对抗性矛盾

"非对抗性矛盾"一词在20世纪30年代产生于苏联,用来描述各种阶级间的各种关系--尤其是小农阶级和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时期的矛盾,毛泽东在他的《矛盾论》中把这个概念系统化.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中国又发生了一场针锋相对的关于辩证法的重要辩论--即"一分为二"和"合二为一"的大讨论."一分为二"理论的支持者把杨献珍的"综合"、"合二为一"批评为"阶级调和".其实这场辩论绝不是古旧陈腐的,也许在关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辩论中就包含有上述问题的内涵.     

经销新品有钱赚

出气果 上月初,笔者到浙江考察项目,无意间在车站的一个小超市看到,有几个人将水果、鸡蛋模样的东西使劲地往光滑的墙壁和玻璃门上摔,那东西被砸得稀烂,但慢慢地又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向店主一询问,原来那小玩意叫做出气果,还有个英文名字叫Venting Ball,它有西红柿、鸡蛋、草莓、橘子、老鼠等多种形状的产品,采用记忆性橡胶特制而成,无毒无害,主要用于年轻人、儿童发泄情绪.年轻人和孩子们都很喜爱,而且如果玩脏了,只需稍微用水清洗下,便又焕然一新.它比同类发泄玩具要便宜得多,一个仅需3元,5元便可买到两个.     

新媒介与美学

新媒介美学的最新拓展再一次激发了人们对如下两个问题的研究:一个是媒介(Bolter and Grusin,2000;Manovich,2002);一个是狭义的技术(Francastel,2000).当艺术家通过运用(或者滥用)新的通讯、信息以及生物技术进行艺术创作时,他们实际上是在回应我们在文化、政治、市场上对于一些小器具、装置和交互式媒介的迷惑,并在物质上对其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意识形态快感、“滑铁卢”地形与精神分析的伦理-政治学——由齐泽克中国之行说起

有学界朋友略带遗憾地和我说,齐泽克的中国之行有点“悄悄地进村”的感觉。尽管低调策略在今天市场化的学术动态中多少有点不合时宜,但我有许多理由支持低调做法,比如:从主题讲,全球资本主义批判是个严肃事业;就理论而言,精神分析和德国唯心主义绝对不是通俗和流行的话题;从交流看,不应该让表演替代学术对话。更为重要的是,那种通过大众文化“旁通”[或用其某本书的标题来说,斜视(Looking Awry)]严肃而高深理论的做法,往往以明星效应压抑了理论力量,甚至让人怀疑他与那种以“歪批”经典来猎取名声的时尚如出一辙。这一点恰恰直接提出了这个…     

乡村情结：《乡村发现》受众分析

受众研究是大众传播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随着大众传媒的迅猛发展,尤其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在世界范围内的快速推进,今天的受众已不再只是游走于不同媒介之间的读者、听众或观众,也不再是单纯的信息接受者。如何从历史和社会等多个维度,全面描绘受众的各种面相和角色,分析     

论“文”“质”概念的形成及演进

＂文＂与＂质＂是中国古典美学中的一对独特的基础的审美范畴。＂文＂与＂质＂的最初形态是各自独立的,＂文＂、＂质＂对举始于孔子。我们只有深入地了解＂文＂与＂质＂概念的形成过程,才能比较全面地理解它们各自的多重含义,才能客观地认识它们在对举时的双重意义,同时也可避免对于文质概念理解的局限。     

“现代性”议程与文化“公共空间”的衍变轨辙

由于"现代性"在中国仍是未完成设计的议程,因此用"公共空间"表述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似乎更切题旨.自晚清以来,中国的文化"公共空间"以现代大众媒体、物质性的公共构造以及具体的公共文化事件,共同见证了中国"现代性"进程.而1990年以来对"现代性"的反思,则直接引发了当代文化公共空间的裂变.     

《大清国籍条例》与近代“中国”观念的重塑

法律意义上的近代"中国"人身份的确定经历从依照传统的"习惯法"、参照西方成例和按照近代意义上的"国籍法",这样一个不断调适的过程。《大清国籍条例》颁行具有加强华侨的"中国"认同和维护清政府国内统治合法性的双重目的。"国籍法"确立血统主义原则,显然是受到当时"大民族"主义的影响,体现出晚清政府在大一统近代转型中对于"中国"观念的重塑。     

从“满洲国”的官僚体制看日本“民族协和”的虚伪性

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张景惠以伪满洲国政府名义发表一系列所谓平等的言论;另一方面日伪政权所设立的伪满洲国官僚机构也以“民族协和”而冠冕堂皇之,但是在实际上却是由日本殖民者直接参政、操纵和控制傀儡政权。     

从“写象”到“写心”——试论“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

“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概念的重新提出和定义,并用以宏观关照宋元以来的中国古代小说：《金瓶梅》以前的小说多是“平民小说”,明清之际小说主流转向“士人小说”,直至近代。以“四大奇书”为代表的明代小说的“平民小说”性质。清代“士人小说”的流变及特征。     

试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紧密结合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紧密结合 ,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治国方略的科学认识 ,是由法律和道德的不同特点决定的 ,是法律和道德的不同性质所要求的 ;是由“法治”和“德治”的关系所决定的。必须把“法治”的权威性和强制性与“德治”的说服力和劝导力结合起来 ,才能从根本上治理好国家 ,管理好社会     

“两课”“三进”探索

“两课”是我国高校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 ,“三进”是“两课”的根本要求和归宿。如何卓有成效地使正确理论“三进” ,是关系到大学生的综合素质 ,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后继人才的大问题。多年来“两课”教育作出了重大贡献 ,也存在一些问题。课题组经过调研论证 ,在分析存在问题的基础上 ,提出了坚持“三进”重在“入脑”、教学内容务求科学、方法手段贵在创新、师资素质与时俱进的改进思路。得出结论 ,为了实现“三进” ,必须实现三个根本性转变 :价值取向由传授知识到转变思想的根本性转变 ;教育理念由教师中心到以学生为本的根本性转变 ;学习方式由被动接受灌输式到研究式学习的转变     

论叶嘉莹"感发"说对《人间词话》"境界"说的接受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的境界说,以其深刻而丰富的意蕴,不断吸引着学者去探究,而叶嘉莹无疑是其中成绩卓越者之一.叶氏从"境界"一词的源头去考察,先总结出其一般涵义;然后,她又从词这一特殊文体出发,在王氏所谓词"要眇宜修"之特质的基础上,提出了她所独创的"感发作用之本质",即"感发"是"要眇宜修"之审美特质得以发生、"境界"得以形成的动力所在,是联结"要眇宜修"与"境界"之间的桥梁,从而使王氏境界说在理论上更臻于严密.     

"黄祸论"与"文化民族主义"的历史真义

与“中国威胁论”相应的是在近代中国曾经流行一时的“黄祸论”,其对中国未来的忧虑很深。历史的发展恰恰否定了“黄祸论”的结论;中国社会被拉进了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之中,从中国固有的“天下观”中所具有的世界主义精神来看,中国社会对此的最初反应是对“陈腐世界”的一种抗争;从传统的“天下观”和“朝贡”体制中挣脱出来,中国文化出现了新的觉醒和新的意识,这就是“文化民族主义”的意义,它是中国文化理解世界近代历史的开始,也是中国社会进入世界大家庭时的历史根据。     

中西“游”和“游戏说”的对话

中西对“游”和“游戏说”都有着丰富的理论探讨,且存在诸多的共通性,但两者毕竟植根于两个相距遥远的文化,它们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特别是表现在中西不同的人生态度和思维方式上、不同的审美体验方式上、不同的话语体系上。当然,这并不等于说,两者便没有任何对话的可能：（一）思维方式,对于西方的“游戏说”而言,应当淡化主客二分和主体性原则,提倡人物融合的诗化之境;而对于中国的“游”而言,既要引入西方的主客二分和主体性原则,但又不能重蹈西方文化的覆辙,真正的道路或许便是于中西思想的边界处的冒险。（二）审美心态,海德格尔的“诗化之思”或许为中西“游”和“游戏说”之审美心态的融合和对话提供了某些指引。（三）语言,自从“语言转向”以来,西方传统的语言观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其不再是那种表象一工具型的现成性的语言观,而成了一种生成性的语言观,这似乎与我们中国的“道言”观有着某种契合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