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德治思想运行机制的考察及其现代启示

儒家德治思想不仅适应中国古代国情 ,而且具有一套近乎完善的运行机制 ,主要表现为 :教化、修养与自觉的内在机制 ;礼、法与规范的保障机制以及表率、举贤与劝善的激励机制。正是这一运行机制的作用 ,使得儒家德治思想具有很强的可行性与操作性。考察儒家德治思想的运行机制 ,对我们贯彻“以德治国”的方略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历史上儒家关于民众道德教化方式的省察

历史上儒家关于民众道德教化的方式可以梳理为五种类型。这些道德教化方式表现出 ,“德治”是实现民众教化的基本方式 ,“孝悌”观应该是道德教育的核心内容 ,道德教育其实质是教育人如何去“爱”人和“敬”人 ,将家庭“孝悌”伦理视作政治伦理和社会伦理的基础 ,可实现家庭、学校与社会道德教育内容的统一和一元 ,但也造成了“孝悌”观念泛化的流弊     

儒家礼制中的和谐追求

中国传统社会秩序主要靠礼制来维持,礼制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担当着准法律的作用。礼制包括“礼”、“乐”两个方面。“礼”、“乐”分开来说,“礼”管“分”、“乐”主“和”。但“礼”、“乐”之中又都包含“分”、“和”两个方面,是“分”与“和”的统一。礼制的“礼”、“乐”、“分”、“和”共同构筑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和谐局面。但由礼制构筑的和谐社会是等级制的和谐社会。     

地方官社会教化实践与唐宋时期的礼制下移

唐宋时期,地方官社会教化实践活动逐渐全面展开,推行教化的记载在典籍中频频出现,与此前朝代相比,俨然成为一种潮流。在这些礼仪教化的事例中,无论是从推行祀典之时的由禁毁淫祠到封赐庙额、劝谕旌奖孝悌之意由长吏随方诱劝到张挂榜文于乡村,还是推行婚丧礼文之际由明列科防到解说婚丧之礼,都可以看到,唐宋地方官社会教化实践中已经表现出了日趋细致具体、贴近百姓生活实际的趋向。唐宋时期,正是通过地方官社会教化活动的不断展开,官方礼制渐趋由文本付诸实践,由朝廷推向民间,逐步实现了礼制的下移。更深层面的问题则是朝廷的统治力量渐趋下延到了基层社会民众之间。     

儒家德治观念与实践研究——以陆象山“荆门之政”为例

本文主要以南宋心学大师陆象山“荆门之政”为例 ,探讨儒家德治观念及其实践性的问题 ,儒家德治观念与当代“以德治国”方略的关系问题。从儒家的德治观念、象山的政治思想 ,以及象山治荆之具体政治活动出发 ,可以看到 ,儒家的德治观念不仅内容丰富 ,而且具备有实际的操作性 ,值得今人反思并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 ,合理地运用于当今中国的政治活动之中。     

论传统德治与现代德治

为了比较完整地界定“德治”,必须从制度、伦理、经济、权力、文化等多种角度对“德治”这种现象作出解释 ,这样才能比较全面地认识“现代德治”的内涵 ,把握现代德治与传统德治的区别和联系 ,处理好德治和法治的关系 ,建设一个道德昌明、法制健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儒家文学教化说与价值理性

儒家教化说被误会的成分甚多,其中最重要的误会就是儒家的教化是政统的工具理性,这一观点有很大的商榷余地.与其说儒家提倡教化说是为了工具理性,还不如说更为根本的是为了"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的"价值理性".     

儒家教化本质及当代价值

儒家由孔子创立,经由后儒传承并发扬光大,而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主流文化与核心价值体系,其核心观念是“仁”,核心功能为教化。儒家教化是以“人”为逻辑起点,通过礼乐制度及社会文化环境对人的文化化,化性起伪,最终使人人向善,止于至善;当代社会应传承儒学及其人文精神,肯定人的尊严,价值,倡导教化、敬畏生命、尊重人格并重视典礼仪式对人教化作用,同时,为政者及社会各精英阶层应起率先垂范作用。     

儒家的德治管理思想与公务员队伍形象建设

在我国,“德治”思想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传统儒家针对社会和国家的治理,提出了“德治”的治国理念和治国方式,在历史上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本文试图对传统儒家德治思想进行梳理和分析,从而探讨其对我国公务员队伍建设的借鉴意义。     

为天下而教化:儒家教化说之精神再检讨

儒家教化说为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诟病者多,这些批评与诟病不少就值得再商榷、再检讨.孔子以前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治教官师合一"而以"教"化天下的社会.孔子开出诗书礼乐教化传统的价值理性的人文基调,强调教化培植人的价值理性而"成人".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儒家教化说的真义乃在"为天下而教化"而不是为"一家一姓"而教化,它的强固存在正是孔子教化为天下为人的理性启蒙之精神不灭的见证.     

论先秦儒家教化哲学的理论根基

先秦儒家将人性与人的本质区分开来,认为人性仅为人的本质的实现提供了一个基础,人之为人的现实意义上的本质要经过个体的自主努力才能得以实现,这种对人性的看法,从理论上说明了对人进行教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在此思想的影响下,中华民族很早就形成了尊师重道的优良传统,重视教育、重视学习成为普遍的民族心理。     

原始儒家文学教化说与天下观

原始儒家文学教化说与汉武帝以后儒家教化说不同,今人对于儒家文学教化说的误解表现在没有领会原始儒家文学教化说的真正内涵.具体而论,一是将"温柔敦厚"与"思无邪"等同;二是没有认识到原始儒家文学教化说背后的天下观支撑在汉武帝以后的式微.     

论儒家礼乐教化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礼乐教化思想发轫于中国的上古时代,在此思想的基础上,儒家对此进行了新的阐释和发挥,把礼乐教化思想分为社会性礼乐教化与个体人格修养,前者是面向所有人的,后者是面向君子的,后者是儒家思想的重点.儒家礼乐教化是以礼乐为手段的仁义教育,包括礼教、乐教、诗教,其表现形式是审美教育,其核心是道德教育;尽管如此,儒家礼乐教化所要塑造的是文质彬彬、美善相乐的中和人格,也就是审美修养与道德素质、美育与德育兼备;儒家所以认为礼乐可以发挥教化人心的功能关键在于乐的感动人心的作用,也就是说是一种以情感为核心的教育,而主要并不是一种知的教育,使道德要求潜移默化地成为人的一种素质.儒家的礼乐教化思想对于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与和谐社会的建构都具有很大价值.     

关于儒家“德治-德育”的几点思考

儒家德育思想是中国传统社会实施“以德治国”的中介手段和本质内容,也是儒家思想在中国古代文化中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基本原因之一。儒家认为, 以道德教育作为治理国家的主要手段比刑罚治国更得民心, 更易于长治久安。这一理论可称为“德治－ 德育”理论。儒家德育思想中的“学而优则仕”和君子人格等内容, 对中国封建社会发生了深远影响。研究和评析儒家的传统德育思想, 或许给我们今天宏观认识德育事业的深远意义, 提供一种更为广阔的思维空间。     

简评韩非对先秦儒家“德治”学说的批驳

对早在“百家争鸣”时期就已成为显学的儒家的“德治”学说 ,韩非从法家的立场 ,进行了尖锐的批驳。韩非以其“人性自为论”批驳了构成“德治”学说理论前提的“人性善”论 ,以其“德化无用论”批驳了构成“德治”学说核心的“道德教化论”,并以其“道德虚伪论”揭露了“德治”学说的内在矛盾及其在实践中表现出的苍白无力。韩非的这些批驳 ,切中了儒家道德至上思想的要害 ,对于后世指正儒家“德治”的弊端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郭店楚简与儒家礼乐教化美育观的发展

郭店楚简儒家文献展示出孔子之后儒家礼乐教化美育观的发展。楚简继承、发展了孔子的社会性礼乐教化观念,对礼乐之间的关系及其在道德教化功能上的差异有较明确的认识,尤其是从人性论出发对"乐教"的审美教育作用进行了深刻、细致的论述,是其对儒家美育观的重大贡献。楚简的美育观上承孔子,下启孟、荀,其基本思想与荀子关系更为密切。     

从诠释学看儒家哲学的教化观念

教化是人类精神生活的另外一种自我成就的方式,其完善人类自身的初衷和近代启蒙的选择并无二致,甚至比启蒙的意义更加丰富。从思想向度而言,教化含有启蒙的意思,但又不仅限于启蒙,其理论旨趣与启蒙之说有着较大的差别,内涵也要比启蒙深广得多。从伽达默尔的"教化"概念到罗蒂的"教化哲学",为我们开启了一条新的思路,与启蒙理性的认知型模式不同,教化更看重生命的实践性、整体性、历史脉络的连续性和把握事物的在场感。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身特点,或者在中西比较的视野中,特别是就儒家哲学而言,可能更需要的是一种教化的理解,而不是启蒙的解释。     

儒家伦理与政治文明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 ,历代思想家、政治家在不断总结治国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 ,提炼与概括出丰富的管理社会、治理国家的智慧。其中以德治国、德法兼用、立国为民、以德治吏和以德化民等思想 ,不仅揭示了儒家伦理思想与政治文明的内在联系 ,也展示了中国历代政治文化的精髓。它对于理解和建设当代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会有积极的参考价值。     

儒家传统家训中的生态伦理教化研究

儒家传统家训中蕴含不少生态伦理教化思想,如取用有度,珍惜资源;爱惜物命,乐善好生;随顺自然,不违自然之法等。在具体实践上采取了规范引导与严格践行相结合、填写"功过格"知非改过、注重家风的熏陶、通过家庭聚谈会以及福报、因果劝喻等不少卓有成效的途径和手段。儒家传统家训的生态伦理教化理论和实践为我国生态文明和道德文明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伦理文化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