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庞德乌托邦意识的嬗变

庞德为何要为法西斯做宣传又同时要为中国文化张目?这两个问题及其答案之间有什么联系吗?在笔者看来,它们的答案是同一个,即庞德具有浓重的乌托邦意识。他之所以为法西斯做宣传,是因为他有实现乌托邦的冲动;他之所以为中国文化张目,是因为在社会乌托邦的建设努力破产之后,转而致力于文化乌托邦的建构。     

神话中的崇高原型及其嬗变

在神话的崇高原型中,随着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与确立,人作为主体已初步意识到同客体自然的分离和对立。人意识到自然的异己性,认识到后者对自己的威胁,二者力量对比的悬殊使人感到自己的渺小,于是求助神以超越自己的渺小,达到一种崇高的境界,这就形成了原始崇高.崇高原型的实质就是人类“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因此,原始崇高并不是实践中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体现,而只是想象状态中崇高主体人对崇高客体自然精神上的超越。神话中的崇高原型演变为近代崇高.近代崇高是在工业革命的历史背景之下形成的,工业革命极大地增强了人的力量,人类摆脱了对自然的依附而成为了后者的主宰.人类在征服自然的进程中确证了自己本质力量的崇高,这种崇高不仅是精神力量方面的,而且是物质力量方面的,并且精神力量的崇高是通过对自身实践力量的自信而获得的。     

论明清英雄传奇小说中的莽汉形象

明清小说中的莽汉形象因其独特的性格、在情节结构艺术中的重要作用和喜剧效果及其与首领间的矛盾冲突构成了民间文化对正统文化的颠覆 ,这一独特的文学现象反映了作者人格世界的分裂 ,同时也是明清社会各种思想矛盾的折光。     

如何变化,怎样提升——论新世纪十年先锋诗坛的精神流变

新世纪十年,先锋诗歌从九十年代相对沉寂的氛围中重新焕发出风采,从"下半身写作"到网络写作,从"中间代"和70后诗人的崛起,到80后乃至90后诗人的出场,这中间经历了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立场写作的衍化,诗歌刊物的兴盛,思想性写作的回归,这些现象,昭示的正是新世纪先锋诗坛精神流变的过程,而且对下一个十年先锋诗歌的发展,也有借鉴价值和参照作用。     

20世纪90年代唐宋词研究的文化生态与话语嬗变

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文化生态急剧裂变的时代,也是中国文化最富创造性的时代。文化生态的一系列变化引起唐宋词研究观念的嬗变:一是文化批评话语的一枝独秀,二是“回归古典”话语的重提,三是学术史、文学史话语的兴盛。产生了一批具有方法论和范式意义的研究成果。     

香港回归十年经济发展分析

回顾香港回归十年经济发展历程及其遭遇的困难与波动,分析了香港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一些根本性问题,阐述了香港未来经济发展的态势。     

试论小说《尘埃落定》的寓言性

《尘埃落定》以土司傻瓜儿子的个体生命经历和傻子所特有的眼光作为小说叙述的视角,呈现了土司制度下延续多代的沉重生活,见证了土司制度走向消亡的历史过程。在反讽式的故事叙述中,作者臆喻了整个现代文明的危机,通过对一个完整故事的寓言化来蕴涵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命运,小说感悟人性,生发出对人生价值、意义、永恒、失落等问题的哲理性思考,是一部当代史诗性的寓言。     

自然抒写与“故园小说”中的价值秩序重构

以鲁迅为代表的部分现代作家,始终在“失乡”与“还乡”之间徘徊挣扎,人与自然之间的精神联系和生命统合,成为他们文本世界的潜在线索,隐含在文本中的自然力量成为一种复杂的精神指向。一方面,作家在自然山水中找到了古典梦想的家园,为人们确立了精神提升的可能;另一方面,作家也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一世外桃源在现实中难以保全,所以追忆和倾诉中不自觉地带出了一缕悲凉。     

试论清末十年金融市场之嬗变

清末十年间,由于清政府每年对外偿付巨额借赔款,内地银两源源不断地被运往上海地区,且最终多进入外商银行手中。巨额银两的财政性流动,一方面导致国内金融市场银两流通量日趋匮乏,金融基础愈发脆弱,对外依赖程度不断加深：另一方面更加增强外商银行操控金融市场的实力。由于外商银行蓄意操纵或临阵收缩,加上其他种种复杂的因素,清末金融市场发生了数次风潮,且一次比一次间隔时间短,影响范围广,破坏程度强;同时也正是因为外商银行拥资自重,厚此薄彼及牟利操纵等原因,又造成了上海金融市场具有一些异常复杂的变化特点。巨额银两流入外商银行与清末金融市场变迁之问形成了一种复杂的恶性关系。这种关系进一步发展、演变,导致清末民初时期金融市场始终动荡不安,进而对社会变局的走向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破坏与反拨:以“崇高”范畴为理论对象

崇高是美学史上较优美而言出现较为晚近的一个文艺范畴。它在中西方思想史上的演变和发展分别表现为对古典和谐美的破坏和对宁静典雅审美理想的反拨。在其自身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崇高范畴彰显出审美关系上的对立冲突的美学本质,从而确立了鲜明的近代属性。     

产业化背景下网络文学20年的写作生态嬗变

网络文学产业发展20年来,主要由线上产业、线下出版、IP产业链开发组成,产业化影响了网络写作的范式,改变了写作生态。其直接显现的变化是超长篇小说成为新趋势、类型小说成为新主流、太监文学成为新常态、小白文成为新风格。而隐性的深刻变化则表现为扁平人物取代圆形人物、直线叙事取代复调叙事、图像语言取代诗意表达、间性写作取代个人书写。     

精神内质的转换与小说形态的嬗变--郭沫若小说叙事艺术谈片

郭沫若前、后期小说中的自我形象,在精神内质上有一个从"实在化的我"向"虚化的我"转换亦即逐渐否定自我的历程.相应地,在小说形态上也有了改变,最明显的是对自我心理与情感的呈现由深层浮向浅层,由具体化为抽象;知识者人物具像被非知识者人物群像取代,知识者自我由中心退向边缘,直至缺席,这可视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命运的叙事隐喻.     

阎连科乡村小说的生命寓言

阎连科的乡村小说以生命寓言的形式揭示了生存的苦难和绝望,并讴歌了对此进行的声明抗争。这种主题的选择源于他自身的生命体验,也反映了他惶惑的生命观。他的乡村小说体现了1990年代以来乡村小说的当代性特点。     

乌托邦精神:马克思人学本体论的核心

马克思人学本体论中乌托邦维度的研究,根植于人性的批判性、否定性、超越性.这种研究把人的现实存在与人对终极意义的追求、人的实践活动与人的解放内在关联起来,是对人的意义统一性的救赎,其锋芒直指现实中人的生存困境.因此乌托邦精神的探讨既有益于揭示马克思人学的现时代价值,深化和拓展整个当代哲学的自我理解;又有利于批判人的现实存在并对现实存在异化性进行扬弃与超越,为中国21世纪总体现代化建设提供一种意义支撑,使之成为一支时代的清醒剂.     

别尔嘉耶夫哲学的终极追求

对精神王国的渴望是别尔嘉耶夫哲学的终极追求。别尔嘉耶夫极力证明精神王国具有实在性,坚信这是人之生存所不可或缺的神性维度,认为只有心系精神王国,才能成为精神、灵魂和肉体相统一的完整的人。别尔嘉耶夫关于精神王国的思想为我们批判和扬弃乌托邦历史设计,确定新的历史哲学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社会制度对国民精神的塑造——以《乌托邦》为例

国民精神是一国国民所共有的气质品格和精神风貌的总和,是在自然和社会因素共同作用下生成的,其中的社会因素主要指社会制度。社会制度塑造了国民精神并决定其性质。通过对乌托邦中社会制度与国民精神的考察以及对乌托邦的经济、政治、法律、宗教制度等方面的辨证分析,探索社会制度是怎样塑造国民精神的。     

澳门回归十年综合生活素质研究

在澳门回归祖国十周年之际,本文通过对其综合生活素质指标体系的分析发现:由于澳门特区政府"一国两制"和"澳人治澳"的成功实践,回归后澳门居民在经济、教育、学习与信息取得、就业、家庭、公共安全、文化与休闲和两性平等方面得到显著改善。但与此同时,人口结构、自然环境与建构环境、健康与医疗、房屋等问题也日益凸现。展望未来,为实现澳门"全面提升市民综合生活素质"的目标,本文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完善养老制度,应对老龄化问题;提高空气质量,加强个体废料回收利用,加大市政园林绿化建设;加大政府医疗保健设施投入;增加公屋的建设,提高低收入者房屋补贴;加强收入分配调节;加大政府教育投入;关注单亲家庭儿童。     

两宋以后文学两性审美形态的嬗变

唐以前,中国文学史上两性审美的古典形态基本呈现出以和谐、美善相乐为特征的道德审美特性。从晚唐开始,士人的闺阁情怀再度激发,特别是城市文化的兴起,打破了两性关系以家庭形态为主的传统,政教审美观上升。因此,两宋以后中国文学史上两性审美形态和此前相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那就是两性审美观的世俗化、平民化。     

时代激情与小说文体理性

现在要来回顾20世纪的小说创作并作出某种意义上的总结,我认为,贯穿其中的一条重要线索就是:时代激情与小说文体理性的纠结与生发.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决定了20世纪中国小说创作的整体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