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诗学的丰碑──论闻一多的诗学理论

本文作者认为，闻一多的诗学理论科学、严谨、厚重，既立足于本民族优秀的诗歌艺术传统，又吸收了西方美学思想的精华，同时还紧密结合着他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具有高度的民族性、科学性、实践性和现代性。为此，作者从诗歌的审美术质、诗应具有的美的形式、新诗的精神──人格内容、对民族诗歌艺术传统的态度以及新诗的前途五个方面论述了闻一多的诗学理论，肯定了他对新诗诗学的重大贡献，认为，闻一多的诗学理论已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他关于诗的审美本质、诗美的形式、诗的人文内容及终极旨归的探讨丰富了现代新诗理论，同时也是促成他的诗学理论成为现代诗学的丰碑的基础。     

现代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宏观考察

所谓现代西方哲学中国化,就是将现代西方哲学移植于中国社会,与中国实际结合;汇合中国传统哲学之流,相互融会贯通,从而成为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 现代西方哲学在中国化过程中逐渐形成几种哲学思潮。一是基本保持西方哲学内容和理论形态的西方化哲学。胡适的实用主义、丁文江和王星拱的马赫主义、张东荪的新康德主义和洪谦的逻辑实证主义等新实证主义哲学,属于这一类型。二是在西方哲学的理论形态中纳入中国传统哲学内容的西方化的中国哲学。梁漱溟的新陆王学、张君　的新宋学、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冯友兰的新理学和贺麟的新心学等现代新儒…     

新月诗人群的跨文化身份

新月诗人群的欧美留学身份和他们崇尚西方民主自由的精神特征,以及对中国传统诗学的审美坚持,使他们在中西文化及文学的传播中形成了五四时期独特的跨文化身份,这一身份直接影响了新月诗人群对传统诗学的创造性守成和对西方浪漫主义、古典主义以及现代主义诗学的兼收并蓄。新月诗人群完成了五四中国新诗学的第一次中西诗学的融合。     

“哲学”范畴的中国化及其内在问题

20世纪以来 ,中国人在引进西学的过程中所犯的最大错误之一就是从中国文化自身的传统出发来理解西方思想。作为一个现代学科范畴 ,“哲学”本来是从西学中借来的 ,但是借来以后立即被“中国化”了。文章认为 ,把“哲学”普遍地理解为一门关于世界观、人生观或方法论的学问 ,这一理解与中国古代学术传统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 ,但却与西方两千年来的哲学传统没有什么关系。在西方两千多年的哲学史上 ,从来没有哪一位重要的哲学家把哲学这门学科定义为一门关于世界观、人生观或方法论的学问 ;不仅如此 ,他们所说的“哲学”与中国人通常情况下对“哲学”的理解在思维方式上有天壤之别。但是由于中国人长期以来没有认识到他们对哲学的上述理解是从中国文化自身的学术传统中来的 ,与西方人对作为一门学科的哲学的理解存在着思维方式上的根本区别 ,致使他们在阅读和研究西方哲学的过程中发生了一系列误读 ,造成了许多严重的曲解     

论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主义诗学的影响

中国本土现代主义诗歌的诞生与发展主要受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但这并不能割裂其与中国传统文化与诗学的密切联系,这种联系主要体现在哲学思想背景、古典诗歌大传统、古代审美趣味和古诗形式的影响等四个方面。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是20世纪初中西文化和诗学交流结合的产物,同时也是中国诗歌自身发展变革的结果,有着充分的历史和现实的动力。     

文化融合视域下的佛教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从文化融合视域考察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总结经验和启示,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深度融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深度融合方法途径,即在加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的研究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融合;在推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融合;在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融合。     

既难舍弃 也难归依——中国新诗与传统文化

发动于１９１７年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毫无疑问是以新诗的反传统为起始的，因此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新诗人们拥有非常复杂的心态，一方面他们以极大的热情欢呼着来自海外的诗歌精神与诗歌理念，五四文学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此，假如没有海外文学思潮的冲击，没有对海外现代文学思想资源的借鉴，中国新文学运动是不可能取得如此丰硕果实的。自然而然五四文学的弄潮儿们对西方文化是持一种欢迎姿态的。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们对传统文化中的诗歌传统已变得相当模糊，态度也变得相当反叛，原因之一固然是他们对于传统文化的学养…     

迁移·涵化·共生——美国华侨、华人文化变迁考察

本文以美国华侨、华人文化变迁——特别是价值观念嬗变的历史轨迹为考察内容,探讨处于传统与西化、历史与价值双重变奏之间的华侨、华人如何经过唐人街的文化迁移、土生族的文化涵化及新移民的文化融合历程,实现对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地转化并与现存的西方文化互补互存,进而成功地协调并运用中西两种文化中有价值内容而走向现代化。文章也为正在进行文化选择和文化更新的中国人民展示一个有益的侧面,为认识、评估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命力提供一个经验性的视角。     

中国现当代诗歌中的“北京形象”迁移——从文化符号到地理坐标

诗学文本中城市形象的迁移所具备的话语潜能,不仅能够开发出地域美学的建构意图,也关系着文化权力结构的修改过程。通过梳理中国新诗的发展线索发现,“北京”从各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中脱身而出的诗学形象,与新诗发育中的阶段性特征形成了奇妙的互文。“北京形象”在新诗中经历了三次明显的迁移：一是作为隐喻符号,从强调“文化”滑向对“国家、乡土”的强调;二是作为意识形象,从被附加“大语境”转为现代文化的“内核引领者”;三是在视觉文化的影响下,表现出由视觉景观向自然景观的还原。“北京形象”的审美迁移话题背后,关联着这座城市在不同历史阶段如何进行自我安放等诸话题。     

裂变的追求：中国传统文化的承传与新变——《乱云飞渡：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守之途》评介

由广州市文艺创作研究所一级作家、研究员、文学博士后梁凤莲所撰写的学术专著《乱云飞渡：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守之途》（下称《乱云飞渡》），最近由广州出版社出版了。这是梁凤莲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东亚系作访问学者时，站在中西方文化融汇的坐标上倾力写就的专著。全书以文化诗学的思辩为支撑，既有对中国传统文化嬗变历程的把脉与反思，更有对文学史个案的提炼与分析，以感悟和追问的方式展开学理的阐释与探讨，是一部值得推介的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好书。通观此书，它具有以下三个鲜明特点。     

东方精神的失落与重建──中国新诗历程的反思

本文针对当下诗坛的窘困和误区，试图从“五四”以来新诗历程的辨析和反思中找到症结所在和解决途径。文章认为，中国新计从诞生到成熟，始终体现着东方精神的保持、寻觅的内质，诗体解放与格律组建、东方神韵与西方文化的融合、古典传统的文化积淀等构成了中国新诗的合理内核与发展趋势；与此同时，由于形而上学的偏颇，以东方精神为基调的新诗中国特色被淡化乃至遗忘，中国诗歌逐渐呈现西方现代主义的译解和照搬的严重局面。文章从思想内质、审美原则、语言表现力、诗歌形式等四个方面论述了东方精神的重建课题，期待着中国诗歌的再度复兴。     

"温李新声"与新诗旧梦——论20世纪30年代现代诗派与晚唐诗歌之关系

以温庭筠、李商隐为代表的晚唐诗歌独树一帜,被称为"温李新声".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派诗人群体用全新的审美视角与价值尺度,将"温李"一派精致绮丽的风格、朦胧迷离的意境、感伤缠绵的情调与西方的诗学理论相结合,开掘出新诗的艺术特质.可以说"温李新声"唤醒了新诗的旧梦,同时现代诗派也用现代的眼光照亮了以温李为代表的晚唐诗歌.     

西方现代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新诗散论

20世纪新诗无论是审美意蕴,抑或是趋向格调,都出现新的风尚。自诞生至今,曲曲折折,大河奔流,但是西方现代主义诗学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由于文学翻译和时代风尚的影响,新诗有三次大的发展机遇:20世纪20年代,40年代,80、90年代。考察分析诗学之美,无异于考察诗学嬗变史。     

新诗学绕不开的话题:哲理、短诗及叙事

新诗诞生近百年来,一直存在着诸多令人困惑的诗学难题。进入新世纪以后,自由与格律、传统与现代、当代性与网络写作更是新诗学界广泛关注的焦点。除此之外,一些时隐时现的诗学现象,如哲理、短诗及叙事更是诗人、诗论家们说长道短,莫衷一是的老大难问题。不管情况多么复杂纠结,我们新诗研究者都必须勇敢面对,笔者拟在本文对此展开再分析再探讨。     

翻译的现代性与历史的可译性——论胡适白话译诗的社会文化功能

胡适的白话译诗为中国白话新诗注入了现代性的血液,中国白话新诗的现代性是翻译的现代性。不仅如此,胡适将白话新诗看成是文艺复兴和再造文明的利器,其白话译诗,作为引进、借鉴和模仿西方精神文化的一种形式,实质上暗含了胡适为寻求现代政治经济文明而模仿西方文艺复兴运动的动机,所谓历史的可译性是也。     

邓小平的责任观念及其理论定位

作者认为，责任观念这一近现代西方伦理哲学的基本原则，是西方管理制度的文化根源，也是现代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哲学思想基础。邓小平提出的利益观、责任观及法治观，既保障了民主权利，又维护了社会整体秩序和利益。这一思想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是前无古人的，突破了中国传统的目的论道德哲学的束缚，且与西方现代化的法治思想、责任观念相接轨，有其重要的理论地位。     

五四精神的断裂与中国现代文化的重建

文章认为,五四的精神主旨是彻底地反封建:它坚持文化上的开放精神,使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近现代文化做出了“顺应”的反应;它提出的“民主”与“科学”的口号体现了人类文化精神的内在本质和永恒的主题,代表了人类文化的发展方向。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五四新文化运动没有从整体上彻底完成反对封建旧文化、建构现代新文化的任务,使五四精神出现了断裂。这就造成了建国以后不能全面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对其他一些西方有价值的文化思想和精神更是极力加以排斥;在此同时,各种封建主义文化复活并顽强地发挥作用,终于酿成了生产力落后、科学不发达、人的素质下降的恶果。因此,我们必须回过头来解决文化问题,这就需要全面正确地评价和估量五四,恢复、继承、发扬和发展五四的精神和传统,重新建构我国现代新文化。     

清末民初上海石印鼓词小说文化现象透视

清末民初发生在上海的石印鼓词小说文化现象是近代以来中国俗文学文化传播转型的一场重要文化事件。这不仅使原本传统的雕版印刷工艺转型为西方先进的石版印刷工艺,而且将原本书坊出版的木刻鼓词小说的局域范畴销售传播模式转化为全国性的网络辐射化销售传播模式,这是一场将传统传播的手段、范围、速度、受众、目的全面转型为近代传播的文化革命,对于当时俗文学作品及其观念在全国范围的阅读传播、尤其是江南地区的阅读传播,起到了引领作用。大批上海的中小书局则是这场文化革命的受益者,不仅维持了他们的商业生存,也促成了近现代时期多达五十年俗文学鼓词小说印刷市场的发展与繁荣。西方科技与中国传统印刷技术的前后相继,以及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则是促成这场俗文学文化革命的根本原因。     

中国法治建设的法文化障碍

20世纪是中国试图重建一个全新的法律秩序的世纪。自晚清“新政”改革传统法制引进西方法律制度以来 ,近百年的中国“法治”建设历程可谓艰难曲折。本文从中国与西方政治文化和法律文化的比较研究入手 ,考察和分析了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传统的政治文化、法文化与现代法治理念的内在紧张 ,进而揭示了中国重建“法治”和法律秩序的三大文化障碍 :即传统政治文化的“权力至上”传统对现代法治“法律至上”原则的排拒 ,传统“礼治”的特殊性精神与现代法律的平等性和普遍性原则的冲突 ,以及传统法文化的工具性取向与以保障人权和自由为目的的现代法治理念的冲突。作者认为 ,中国“法治”建设的成效 ,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我们能否尽快地确立一种机制 ,使执政者以及一般民众都能养成尊重法律、自觉守法的习惯     

从“中和”哲学观到“雍容典雅”的诗学追求——有关刘勰《文心雕龙》的一个重要贡献

学术界许多论者以“和”或“道”作为诗学传统核心进行广泛论述。其实,“和”是哲学或伦理学传统,而非诗学传统。中国是由“和”的哲学方法论才引申出“雍容典雅”的诗学传统。刘勰初步认识到“经”与“诗”、政治哲学与诗学不能混同,从而把中和哲学观转化为“雍容典雅”的诗学追求。在“雍容典雅”诗学传统形成过程中,刘勰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认识这一点,对文学理论在向现代转化中如何处理诗学对现实的关怀,使其具备人文品位,有着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