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教育倾向

中国古代通俗小说教育倾向既体现于作品创作倾向,也表露于小说理论。其教育倾向的内容可归纳为:政治教育、历史教育、人格教育、伦理道德教育、地理教育、婚爱世情教育等。造成此一教育倾向的原因主要是:身为士人的小说家和小说理论家热衷以小说表现自己的人文情怀;传统的文学教化观作用,以及通俗小说文体与生俱来的说教素质。中国古代通俗小说所体现的教育倾向在不同的小说发展阶段呈现为不同的内容和体现形式,它们构成中国古代通俗小说教育倾向的发展轨迹。     

清末民初东北小报考略

清末民初的东北小报,记录了东北地区的市民生活,刊载了大量的通俗小说,形成了一定的文人群体,是研究通俗小说不可跨越的重要地带。作为中下层市民文化的代言人,小报的作者们不断调适自己迎合大众,逐渐淡化传统士大夫的风雅,落实市民阶层的凡俗;文学创作上努力从建构传统精英文化的理想审美转向书写都市男女的大众审美,进而形成了与大报、期刊迥异的群体特质。     

洛学传承与中国古代通俗小说创作倾向

洛学兴起、传承时期,正是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由发生、发展而至昌盛的时期。这两种文化现象的发展过程在时间上的重合,使洛学传承与古代通俗小说创作倾向有了特定联系。洛学传承大致经历了鼎盛期、衰落期、中兴期、叛逆期和复兴期,而每一阶段的思想精神和理论主张都基本成为其时社会思潮的核心,从而不同程度地影响、作用于通俗小说,导致小说创作倾向嬗变。其具体表现是:一、洛学鼎盛影响并导致通俗小说载"理"倾向;二、洛学中兴影响并导致通俗小说崇尚封建纲常倾向;三、洛学叛逆影响并导致通俗小说世俗化倾向;四、洛学复兴影响并导致通俗小说尚劝戒思想倾向。通俗小说的这些创作倾向一般由小说的题材选取、人物形象、背景情境、情节结构、场面处理等体现出来。描述、说明洛学传承与中国古代通俗小说创作倾向,可发现洛学与小说发展、与小说思想发展有关的规律,揭示出儒家文化传统对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作用与影响。     

论清末民初的人证制度

人证制度是清末民初时期证据制度的重要内容。同传统的人证制度相比 ,清末民初的人证制度出现这样一些变化 :证人不再是依法可以拷讯的对象 ;证人若具备特殊情形 ,其拒绝作证完全是一种权利 ,而非是权利与义务的统一 ;证人若具备特殊职业身份亦可以免予作证 ;证人依法享有一定的物质补偿权 ;对证人伪证行为的打击不再限于众证定罪案件中的作伪行为 ,并且应以证人被告知伪证的后果为前提。这些变化适应了清末民初司法审判由口供裁判主义向证据裁判主义转化的要求     

论清末民初国家机构的演变

清末民初，中国历史处于剧烈转型阶段，国家政权机构更迭频繁，历史地考察国家机构和政治体制演变的过程，比较体制变动前后的绩效，分析政治体制变化对国家现代化的影响，通过权威政治在三个不同时期的体现，分析权威主义在国家构筑中的重要作用，得出历史性的结论——制度的变迁要与国情相适应。     

清末民初哀情小说与欧洲感伤主义思潮

清末民初哀情小说在文学主张、情感色调、创作方法上均受到18世纪欧洲感伤主义思潮的影响。欧洲感伤主义小说与浪漫主义诗歌随着清末民初翻译大潮传入中国,为鸳鸯蝴蝶派所接受。鸳鸯蝴蝶派翻译了大量带有感伤主义元素的作品,它们非常符合时代的感伤氛围和时人的情感需求,因而对文坛产生巨大冲击力。鸳鸯蝴蝶派在选择、借鉴、模仿的过程中,也创作了具有中国化背景的感伤主义作品,规模化地表现了对封建专制婚姻的不满与反抗,充满悲剧气氛,一些小说有意识地打破传统的连贯叙事框架,采用多种手法表达内心感受,促进了传统小说内容、形式的变革。     

清末民初国家机构嬗变论析

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处于剧烈转型阶段,国家政权机构更迭频繁,历史地考察国家机构和政治体制演变过程,比较其变动前后的绩效,分析政治体制变化对国家现代化的影响,可以得到如下借鉴与启示：现代化的变革需要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进行社会整合,国家机构和政治体制的变迁要与国情相适应。     

中国通俗小说发生论

中国通俗小说发生甚早,其成长却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这一现象不难理解,通俗小说属于民间文化系统,它从发生之始就受到限制,其成长空间被挤压,正统文人不予重视,相关记录少之又少,以至后人无法准确勾勒出它的完整面貌。从现存历史文献分析,我们大体可以确定,通俗小说滥觞于先秦的“稗官”,适应着当时的文化环境和言论制度,瞽矇、俳优是其主要作者,其基本语言形态是民间的偶语、谤言、谣谚、赋诵,或称“偶俗语”,主要供统治者调笑娱乐,也兼以了解民意民情,经过汉魏六朝的艰难成长,直到宋以后才形成一种成熟的文学文体。     

论明代城市发展对通俗小说的影响

近年来,学术界探讨中国城市发展和古代小说的文章陆续出现。城市如何通过其自身的发展影响通俗小说的创作,甚至成为小说内容的重要元素,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课题。文中着力从明代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女性意识的崛起、出版业的繁荣三个方面探究其对通俗小说的影响,从而使明代城市发展与通俗小说的关系得以更加丰富的呈现。     

论明代通俗小说批评的尚俗观及其演变

以俗为尚 ,是明代通俗小说批评的一个重要特征。这种尚俗观小说批评在明代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 :在语言论上 ,出现了由“近俗” ,“俚俗”到“通俗”的变化 ;在题材论上 ,存在由“俗趣”到“俗情”的变迁 ;在社会作用论上 ,有“娱俗”、“谕俗”之分。尚俗观的形成、演变与明代社会经济 ,思想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中国现代通俗言情小说的流变轨迹

通俗言情小说在清末民初迅速兴起 ,既与文学传统有关 ,又受社会文化构成因素与发展状况制约。民国初期“言情”带有惟情倾向和伤感情调。五四以后“言情”开始融入更多的社会内容 ,欢快调子随之出现。抗战以后“社会”压倒“言情”,对男女爱情的探索更加深入 ,才子佳人模式也发生了变化     

畅销小说与长销小说

由于人们对畅销小说与长销小说之间的差异问题一直没能做很好的廓清 ,因而始终存在着对于畅销小说的不公正理解。事实上 ,现今诸多已成经典的长销小说 ,在历史上也是畅销小说。而且 ,畅销小说在今天所取得的长足进步 ,也让我们看到了其成为长销小说的实力及可能。现在的难题不是如何才能创作出长销小说 ,而是如何才能创作出畅销小说     

大运河与明清通俗小说刊刻中心的转移

明清通俗小说刊刻中心经历了一个由福建建阳向苏州、杭州、扬州、常州、湖州等江南运河城市转移的过程。建阳书坊业带动了明清通俗小说的初步繁荣,江南运河城市的书坊业却促成了通俗小说的全面繁荣。大运河在通俗小说刊刻中心的转移过程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大运河为江南运河城市的书坊业与通俗小说的发展提供了繁荣的商品经济、壮大的市民阶层、便利的水陆运输与广阔的市场等得天独厚的条件,保证了这些城市的书坊业在市场竞争中能立于不败之地。     

浅析当代反腐小说与晚清谴责小说的联系

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当代反腐小说与晚清谴责小说存在着深厚的渊源关系。这两种文学现象在它们产生的社会背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一定的联系性;而就文学创作本身来分析,在作品内容、写作手法、作家身份和写作目的等方面也具有较大的相似性。     

论西方通俗小说的社会心理价值

通俗小说与纯文学的最大差异在于其对社会大众心理愿望的肯定与折射。本文通过从对西方通俗小说诸多类型及其传统母题的分析 ,探讨其对社会大众心理层面的积极影响 ,从而确立通俗小说的社会心理价值     

论好议时政之风对明末清初时事小说文本的影响

明代士人好议时政之风对时事小说的文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使作者在序言中表现出来的创作动机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小说体例“事系章疏”,夹叙夹议,近似“杂记体”;章节末尾自作回评,融合了创作与评点。在好议时政之风的影响下,明末清初的时事小说出现了迥异于其它章回小说的独特风格。     

晚清政治小说的时空想象

晚清政治小说以全新的时空想象,设计国家未来发展模式,这种想象在时间上着眼未来,空间上着眼世界。中国文学开始关注社会现实和走向世界。传统农耕社会的理想是陶渊明描绘的世外桃源,晚清政治小说国家想象超越这种小农的社会乌托邦。政治小说的直接功利性超过了它的艺术性,政治小说本身代表上层知识分子的集体愿望,没有贴近普通民众的想法,因此没有实现新民启蒙的最初目的。     

晚清小说的群体关怀

梁启超等的“小说界革命”引发社会对群治的普遍关注;时代的变革,科考废止和新学制的设立,促使晚清小说的创作和阅读队伍发生新变。小说杂志的勃兴,为晚清小说的群体关怀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条件,以群治为指归的报刊舆论圈和白话文运动,使晚清小说呈现出群体关怀的趋向。     

晚清狭邪小说的原型剖析

狭邪小说中蕴含有丰富的原型 ,它们或隐或显地制约着叙事。具体讲 ,仙人思凡原型建构起“犯戒受惩———凡间磨难———重返仙界”的叙事模式 ;凡人游仙模式则聚焦游仙过程的艰难 ,行为主体超越生死、勘破色相方能成仙。因果相报模式既成为组织情节、安排结构的依据 ,也是制约人物命运的要素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成为人物命运的预置模式 ;它还成为增加叙事魅力的手段。乡下愚伯模式建构起“离开乡村到都市———流连都市———逃离都市回到乡村”的叙事模式 ,其价值在于表现都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优劣。     

晚清民初小说娱乐功能的被忽视与归依

晚清启蒙思潮的鼓荡,促成文学与政治的联姻。新小说家期待视野的扭曲和启蒙行动的错觉,在改变小说的文类地位的同时,也相对忽视了小说的娱乐文化。民初小说家检讨晚清小说观念,批评与扬弃了小说观念的载道趋向。小说趋向娱乐文化的归栖,既是对小说娱乐母体的沿袭与发展,也是对晚清启蒙思潮的反叛与弥补,中国小说观念近代化进程正是在由家国关注到情感娱乐的转变中,实现传统向现代的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