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在上海举行的中英“商约”谈判

1902年后,继《辛丑条约》签订后不久,在上海等地举行了一系列涉外的“商约”谈判,首签了中英“商约”。由于这一“商约”列入了“裁厘加税”的条款,所以颇能迷惑一些人,似乎“商约”的签订,为清政府争得了一些“利权”,是一次“外交胜利”。当时,负责英国政府进行修订“商约”谈判的     

论中国北洋政府收回德国租界的原因

1917年中国北洋政府收回了德国在天津和汉口的租界,开了中国收回外国租界的先河。这是帝国主义打开中国大门70余年后,中国第一次从帝国主义手中收回国家主权。中国之所以能够于1917年收回德租界,既是中国人民长期斗争的结果,也是北洋政府充分利用当时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审时度势所取得的胜利;也与德国和其它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矛盾和斗争密不可分。     

论清末上海商业会议公所

1902年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的成立具有偶然性和临时性特点,并非完全出于保护商人和发展工商业之目的。促使商业会议公所成立的契机乃当时在沪上举行的中外商约谈判,起关键作用的人物是具有特殊官僚身份的商约大臣盛宣怀和上海工商界领袖严信厚。该公所存续时长仅两年有余,虽为商约谈判提供了某些咨询作用,在官商沟通方面也发挥了一定功能,但因设立仓促,章程简略,机构不完善,远未能发挥舆论所期望的作用与影响。就其性质而言,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是不同于官办商务局和传统工商各业公所的新式商人团体,但在许多方面又与后来的商会有着明显不同,因而不宜简单地视之为近代中国最早成立的商会。     

民众在1938年英日关于中国海关问题交涉中的影响

近代中国,由于历届政府的软弱,在外交问题上多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以求妥协。1938年,中国民众在英日关于中国海关谈判过程中通过舆论曝光、抵制日货、督促政府等合法手段来捍卫主权,这种来自社会的力量影响了政府的决心和列强态度,对维护国家主权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成为近代中国抵抗外侮的特殊形式。     

试论1931-1945年苏联对华政策中的两重性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至1945年8月15日本宣告投降，中国人民进行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入侵的伟大斗争，当时与中国毗连的社会主义大国苏联，积极支持中国人民为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而浴血奋战。同时，在支持中国抗日的旗号下它又从事一系列不利于中国抗日事业、损害中国主权的活动，其对华政策突出地表现为进步性与非进步性、正义性与非正义性的两重性，显得扑朔迷离。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国内存在着国民党、共产党、日本帝国主义及其支持下的伪“满洲国”和汪伪政权三种势力，苏联对这三方的政策反映了苏联对华政策的主要内容。…     

1902年中英议修商约中的米谷转运出口谈判

1902年中英议修商约谈判是清末清政府积极修约实践的重要事件.这次修约涉及中英关系的诸多方面,并对晚清中外关系的整体格局有所影响.在这次谈判中,有关外人参与中国口岸米谷转运出口的问题,成为修约谈判中的一个重要议题.中英双方几经会谈,签订了《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该条约使清朝取得了一定的自主权利,实现了在一定程度上对外人权益进行限制的目的.在这次议修商约谈判实践中,充分显示出清政府外交态度之转变,其在外交上维护自身利权的意识逐渐加强.在清政府积极修约态度的变化之中,还可以看出其中对外交涉与内政变化的密切关联,外交观念的转变中有对外国势力逼迫下政治经济主权利益的切实诉求.这种努力虽然不能改变屈从列强的大格局,但却在一定意义上显示出清末政府外交中值得注意的动向.光绪末年显露的清政府外交态度之转变成为国人外交观念转变之趋向.     

义和团与美国对华政策

义和团运动暴发后,美国舆论既关心美国在华利益,又不希望过深卷入中国事务。美国政府担心列强进一步瓜分中国,损害其“门户开放”政策。因而,在赔款谈判中,力图维持中国现状,避免被排挤出中国市场;同时,敦促列强一道乘机攫取更多的商业利益。为此,美国希望列强不要索取超出中国支付能力的赔款,但它自己却提出了过高的要求,使中国背上了沉重的负担。在其后的修改商约谈判中,美国又迫使中国开放东北二市为通商口岸,扩大了在华的商业占有份额。     

近代云南各族人民的抗英斗争及其特点

19世纪末,中国边疆出现了严重的边疆危机和民族危机。云南作为中国西南的重要门户,曾多次遭受英帝国主义的渗透和武装侵略。云南各族人民同仇敌忾,保家卫国,为维护祖国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反侵略斗争。作者对云南各族人民反抗英帝国主义侵略的几个事件进行考察,试图分析其特点。     

从国家主权的视角看中国通用语的确立和选择

新中国成立以后,确定普通话和规范汉字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成为中国当代语言政策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本文以政治学的国家主权作为研究视角,分析当代中国通用语的确立和选择对维护国家主权的重要作用。研究表明,确立国家通用语是维护国家主权的根本保障,合理选择通用语,是维护国家主权的重要基础。     

论吉林人民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1907~1931)

从1907年吉林建省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吉林人民为维护国家主权,在广泛的领域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与非法行径进行坚决的斗争并取得局部胜利。本文拟通过分析吴禄贞与中日"间岛案"交涉、拒日临江设领运动、反日护路斗争和"万宝山事件"等典型事例,总结吉林人民维护国家主权斗争的历史经验。     

国际法之民族自决原则适用探析

民族自决原则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国际法基本原则之一,这项原则对于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以及支持民族解放斗争、保证民族国家独立权利的行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21世纪初叶前后被冠以民族自决的新国家的产生引起了学界在国际法理论层面上对民族自决原则、新国家建立和国家主权等问题的深思和反省。在民族自决原则的适用过程中有一个重要前提,即这个民族必须是被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奴役和压迫并正在为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而斗争的民族。同时还要特别注意,一个民族通过行使民族自决权组建了民族独立国家,或与其他民族、国家联合组成国家,则该民族的民族自决权上升为国家主权,此时如果该民族再主张民族自决则是对国家主权的损害。     

论近代中外首次商标问题谈判

1902年以前,中英两国在对商标的认知和商标法律制度的建构上,差距十分明显。20世纪之初,随着中西经济交流的进一步发展,中英商民之间的商标纠纷问题凸显。为使英国在华商民的商标权利通过条约的形式得以固定,在1902年的商约谈判中,中英之间就商标问题进行了谈判,本次谈判留下了两次重要的会议记录。此为近代中外首次关于商标问题的谈判,而这次谈判中双方就商标问题所达成的部分条款,对中英两国均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就英国方面而言,通过条约使中国按英国的要求建立商标法律制度,以将中国纳入业已形成的国际商标法律体系,有利于英国长期占领中国市场及维持竞争优势;就中国而言,中外关于商标问题的首次谈判,对中国近代的商标立法,商标管理制度的建立,以及商标观念的提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进了中国商标法律制度近代化的进程,并且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近代中国商标法律制度的建构方向。     

中英《马凯条约》的谈判与签订

1840年,英国殖民主义的枪炮轰开清政府的封闭大门,中外之间从此开始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条约制度规定之下的商务交往。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被迫签订一个又一个有损于国家主权和经济的不平等条约、章程和合同,其中商务条款则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1900年8月16日,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清政府无力抵抗,唯有乞和。1901年9月7日,十一国公使与清政府代表签订了《辛丑和约》,第十一款订明:“大清国国家允定,将通商行船各条约内,诸国视为应行商改之处,及有关通商其他事宜,均行议商,以期妥善简易”。由于此项规定,故从1902年开始到1907年止,清政府与各有约国进行修订商约的谈判,实际上参加谈判的有英、美、日、葡、德、意等六个国家,其中英、美、日、葡等四个国家则分别与清政府签订了续议通商行船条约。这一系列条约是《辛丑和约》第十一款的具体化,补充和扩大了该和约的内容。本文拟对其中最为重要的中英《马凯条约》的谈判及签订作些叙述和分析。     

上海租界内工厂检查权的争夺——20世纪30年代一场旷日持久的交涉

20世纪 2 0— 30年代 ,国民政府以收回国家主权为目标的对外交涉在一些领域展开 ,关税自主权的部分收回 ,政府印花税、卷烟税等在上海租界内的征收 ,以及实行已久的上海租界道契制度的变更等等 ,均表明收回国家主权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一些结果。其中围绕对上海租界内工厂施行检查所进行的交涉谈判 ,是国民政府借实施《工厂法》为契机以图对上海租界收回部分主权的又一行动 ,这是上海租界史中一段重要历史 ,也是当时中外关系中一件大事。由于原始资源缺乏 ,这一重要外交交涉的内幕一直未被清楚揭示。本文根据有关原始档案资料 ,对这场交涉的曲折过程 ,及其所反映的有关背景等进行论述 ,以揭示被掩史事的来龙去脉     

“以夷制夷”外交和“门户开放”政策——兼论现代中美关系

19世纪后30年间,清政府在对外关系方面执行“以夷制夷”外交策略;美国则在1899年和1900年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这反映了受帝国主义侵略的近代中国与帝国主义侵略者之间的国际关系;它对半殖民地中国有着深刻影响。     

西藏和平解放前后帝国主义和外国扩张势力的阴谋活动(续)

三、帝国主义阴谋阻挠中国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 在帝国主义策动、支持西藏反动势力,大搞“西藏独立”的严重形势下,毛津东主席于1950年1月发出了“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重要指示。中央人民政府和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也先后向进藏部队颁发了训令,作了一些必要的准备工作。但是,为了避免伤害民族感情和增加民族隔阂,为了尽量减少进军西藏所带来的损失,中国中央人民政府还是尽量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西藏,为此作了大量的工作。这是有目共睹的。 早在1950年1月20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的谈话中就指出:“如果拉萨当局在这个原则下派出代表到北京谈判西藏的和平解放的问题,那么,这样的代表将受到接     

法治的“教程”——以法权会议报告书为中心

暴力和条约是帝国主义对中国实施打击司空见惯的手段,但作为一项教育工程的翻译以及诸如报告书之类的文字规训却是隐秘的。对于中国近代法学的发展而言,法权会议报告书是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信息加工、构建＂帝国档案＂的工程之中的典型例子,反映了帝国主义试图利用殖民的权力对中国法律进行规训的努力。法权会议报告书也成为近代中国法律改革的又一＂教程＂。     

和平解放西藏谈判方案之成型成熟过程探析

在1950年代的解放西藏的问题上,中共中央最初提出以和平方式解决。在此指导思想指引下,中央人民政府先后提出"六项条件"、"四项原则"、"十条政策"、"公约十章"。西藏地方政府迫于严峻形势,提出完全无视国家主权、受到了西南局驳斥的"五项指示"。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双方谈判代表团在经历了多轮艰难谈判之后,最终以"公约十章"为基础,达成了双方都接受了的解放西藏的法定文件——"十七条协议"。和平解放西藏谈判方案由分歧到统一的曲折发展变化脉络,展示了西藏一步一步获得和平解放的艰难历程。     

高举“五四”爱国旗帜把建设改革推向前进

今年是伟大的“五四”运动70周年。70年前,由爱国学生和进步青年发起的“五四”运动在中国历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在“五四”运动中,爱国青年和广大民众为拯救国家,改变中华民族的命运,同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进行了前赴后继、英勇顽强的斗争,捍卫了国家主权,保卫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五四”运动的伟大不仅在于它是一次伟大的爱国运动,还在于它是一次伟     

论清末中英、中美商约中的教务条款

清末新政期间 ,清政府与部分国家修订了通商条约。新修商约中最重要的是中英商约和中美商约 ,它们成为其他中外商约的参照。经过反复磋商与努力 ,清政府将其中有关外国教会在华传教事务的条款也作了修订。本文论述这些条款修改、确定的原因和过程 ,以及修订后的实际作用 ,并对其作出适当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