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口支援：破解大国非均衡性难题的创新实践

均衡发展是国家治理的主导原则和重要目标。当代中国，自然资源、经济资源和治理资源在空间分布上具有鲜明的非均衡性特征，构成了中国国家治理的主要困境。破解由单一制体制同超大规模的国家空间耦合导致的大国非均衡性难题，成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任务。对口支援是中国共产党基于中国国情，探索出的一项破解大国非均衡性难题的创新成果。对口支援的有效运行与功能发挥有赖于单一制体制下的国家统筹和党组织对社会力量的有序引领。党领导下的党政分工合作体制，形成党和政府之间的结构性嵌入与功能性耦合为对口支援破解大国非均衡性难题提供了“双重支撑”。作为打破空间壁垒限制，实现资源地理空间转移、重新配置以及跨界合作治理的创新实践，对口支援表现出汇集资源和协调发展的显著治理优势。对口支援在破解大国非均衡性难题的实践中，通过空间集聚实现了空间适度均衡，兼顾了发展与平衡，推动了国家治理效能的提升。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生成逻辑、显著优势及时代价值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符合世界发展潮流、契合中国国情、顺乎人民意愿，是指引中国实现民族复兴梦的康庄大道。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理论、文化和实践三重逻辑维度中生成，蕴含了厚重的文明底色，从价值优势、政治优势、制度优势、战略优势和道路优势破解了现代化发展桎梏，超越了西方现代化模式。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有丰富的价值意蕴，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奇迹，推动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创新发展，开创了一种以“人民逻辑”为主导的现代化新模式，突破了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唯一性，不仅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现代化模式借鉴，也为人类文明繁荣兴盛提供了中国方案。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演进与历史性经验生成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明确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性难题。伴随着历史性难题的破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形态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随之形成与发展。数往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这就使我们有必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演进路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性成果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经验进行细致的梳理,从而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大发展提供理论引擎。     

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理路及实践超越

实现并不断推进现代化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成功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始终把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作为基本遵循,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立场,在坚持问题导向以推动改革发展中不断完善,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理路。中国式现代化突出“人民主导”,构成了对“资本主导”的西方式现代化的实践超越;与“国家优先”的苏联式现代化模式不同,中国式现代化突出“人民优先”,也构成了对苏联式现代化的实践超越。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发展脉络、科学内涵及世界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全面贯穿于中国伟大实践的产物，是始终立足中国发展实际、坚持人民至上的崭新现代化道路，是超越西方现代化模式的科学现代化道路，是符合人类共同利益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进行了现代化道路的验证与尝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创造性提出了“四个现代化”,改革开放时期擘画了现代化蓝图，新时代以来开启了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坚持以科学理论为指导，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坚持人类、自然、社会的协调发展，主张包容性的和平发展，彰显了丰富的科学内涵。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有不可估量的世界意义，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提供了新方案，破解了西方国家现代化的顽瘴痼疾，拓宽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场域，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中国式现代化破解了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诸多难题、悖论与困境,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主要包括：打破“历史终结”谬论,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走出“亨廷顿悖论”,实现现代化腾飞与保持社会秩序稳定的有机结合;破解“文化危机”困境,实现坚守优秀传统文化内核与守正创新的有机结合;解决“依附发展”难题,实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的有机结合。     

场域自觉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成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决定命运，作为后发国家的中国在探索自身现代化道路的进程中，积极吸收西方先发国家现代化的经验和教训，主动借鉴人类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但最根本的则是坚持“场域自觉”,即自觉认识并立足自身发展实际和基本国情探索发展道路；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和不断变化的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生成的特殊场域，这一场域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鲜明特征；从场域的视野看，新时代的中国坚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关键在于，认清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增强坚持的自觉性，促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断完善发展，在不断彰显道路的比较优势中夯实道路自信。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成前提、独特优势及突出贡献——以“两个结合”为视角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现实产物。“第一个结合”推进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国化，“第二个结合”推进了独具中国特色的道路选择，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成提供了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接续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了独特的理论优势和文化优势。“两个结合”视角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发展模式、发展经验和发展成果上取得了重大成就，证伪了西方现代化的唯一性，总结出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的宝贵经验，推进实现中华文明的自新，创造了文明新形态。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国家治理逻辑进路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维度和重要内容。立足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与世界现代化新态势,依循“因时而进、因事而化、因势而为”的逻辑进路,在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深度耦合中治理问题和挑战得以妥善解决和应对,中国式现代化也得以推进拓展并形成科学严密、特色鲜明的系统特征。具体表现为,党和人民在历史和现实的有机统一中,标定中国国家治理发展新方向,明确治理制度体系建立健全新要求,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根基;在目标引导与问题导向的辩证统一中,破解全领域治理难题,提升国家治理整体效能,增强中国式现代化的内生动力;在本土化与国际化的一体发展中,全面打造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优越性,凸显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贡献人类文明进步的中国智慧。中国式现代化彰显出自身的科学性、自主性、创新性、系统性,展现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图景,为后发国家摆脱现代化困境提供了新的启示借鉴。     

调适性引领：党领导社会组织制度的变迁逻辑及实现路径

党领导社会组织,对于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落实党领导一切的政治原则具有重要意义,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面向。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社会组织制度相继经历了“总体性支配中的党政社一体化”“转型社会中的党社同构”“服务型社会中的党政吸纳社会”“治理现代化中的党社嵌入式发展”四个阶段。在使命引领的前提下,针对不同时期的具体治理情境,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主动调适来推动领导制度的创新,可以称之为“调适性引领”。调适性引领反映的是“政党中心论”的思想,是政党作为一种统合型的力量主动对社会组织进行思想引领、规范调整和资源整合的方式,凸显了政党自主性。它具有一定的调整与适应周期,应采取纵向嵌入与横向整合相结合的方式,并以去除、保留与创新等政策工具实现党对社会组织的领导。调适性引领超越了传统“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研究的边界,对于构建中国特色政治社会学的话语体系具有积极的贡献。     

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中的国家自主性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增长,从政治学视角探讨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原因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问题,而国家自主性理论作为理解国家与社会发展的新范式使得这一问题的解决有望取得突破。中国革命的历史遗产和官僚体制的发展、执政党的危机意识与高层精英的战略领导以及平均主义带来的平等社会结构等,使中国在改革之初的发展就具有自主性特征。中国的经济增长得益于基于国家权力和国家能力的有效干预,这种国家干预主要体现在国家自主性的政策和制度供给、政策和制度执行两个层面。但近些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失衡带来的社会不公和利益集团,成为国家能否为经济发展持续提供动力而必须应对的难题和挑战。中国需要从政府体制改革和社会自主性提升两方面入手实现国家自主性的平衡,以隔离性和嵌入性为特征的治理式互赖,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家自主性的目标和状态。     

国家自主性:转型期中国有效治理的一个维度研究

转型期中国的有效治理是政治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回归国家学派提出的国家自主性理论作为理解国家和社会关系新的范式为我们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以批判社会中心论作为支持理论的回归国家学派提出了国家可能做出摆脱其统治阶层的国家自主性行为,国家自主性以相对性和动态发展性为主要特征。国家自主性理论经常面临着来自社会中心论的挑战,而国家自主性理论自身也存在着诸如概念界定不清、推演过于绝对等缺陷。对于国家自主性理论的中国发展道路来说,当前转型期中国国家自主性经常表现出一种失衡的状态,政治现代化是构建合理限度的国家自主性的发展方向。提出构建隔离性的政治体制、打造嵌入性的社会组织和追求国家自主与社会自主的均衡作为转型期中国有效治理可能的路径选择。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视域下协商民主的制度建设及效能转化

民主政治是现代化发展的理论标识与实践产物,推进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及效能转化,能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健全完善提供有效支撑及制度保障。协商民主作为兼具民主参与及公共治理的制度安排,其实践形态适应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本土情境,发展路径遵循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普遍规律,效能发挥契合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价值意蕴。党和国家的协商民主制度建设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熟定型为价值归宿,依据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权力运作、权利行使及利益分配方面的发展诉求确定实质内容,结合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明确实践导向。推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纵深发展,需要全面提高协商民主制度体系的系统集成水平,切实提升协商民主的制度执行效力,并通过协商民主的自我完善更好推进制度优势的效能转化。     

通过完善权力监督机制增强制度自信

制度自信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权力滥用和权力腐败是影响制度自信的重要因素。就我国而言,权力监督机制的完善是增进制度自信的关键因素,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为了在制度的比较优势中增强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必须深化权力监督制约机制改革,推进权力监督体系和监督能力的现代化,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     

论全面改革中国公共权力的内外关系模式

公共权力关系内外结构的全面改革，是科学推进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系统工程，它可以推动公共权力结构改革的制度现代化进程。将加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制度更新任务作为全面深化改革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工程，必将形成有效制约并促使权力正常运行的“制度之笼”，规范权力运行，开启清明简政的新时代。     

第一书记制度与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在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历史进程中,以第一书记为代表的选派干部下乡驻村制度,是新时代国家权力嵌入乡村社会的表征。对西南地区L村第一书记驻村实践研究发现：将科层体系干部嵌入乡村治理,实现国家权力对乡村治理的有效介入,具有传承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贫困治理的百年经验、实现全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追求、推动治理有效保障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应然之策等多重价值意蕴。第一书记驻村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现实中,受到“国家-社会”双重场域的深度影响。第一书记要实现组织建设从嵌入到引领、精英培育从单一到多元、治理融合从离散到集聚、资源利用从碎片到整合的转变,把权力、制度优势转化为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技术优势,从而提升乡村社会治理效能。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成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实践中探索出来的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文明之路。它的成功开辟，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发端于近代中华民族苦难深重下被动卷入现代化历程的教训启示，印刻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现代化发展之路的艰难探索以及不断汲取借鉴人类现代化发展优秀成果之上，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表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滋养以及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科学展示之中。中国式现代化之路的生成与中国共产党的实践历程、中国人民的幸福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相一致，是融合近现代中国历史、植根于中国共产党理论智慧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逻辑合一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突破了西方“文明冲突”“文明优越”的理论藩篱，致力于“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发展要求，引领世界现代化发展走向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展现出人类文明整体与民族国家深层融合的逻辑。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道路的共同体密钥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农村人口规模巨大和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它以其独具特色的治理模式科学有效地回答了世界“治理赤字”和“治理危机”问题,为世界破解乡村治理难题与化解国家治理危机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其密钥在于始终保持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本色永不褪色、永不变色,恪守以“人民为中心”的乡村治理立场,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共同体”团结亿万人民主体的创造伟力,以追逐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经济共同体”强乡村治理现代化之基,以秉承共产主义信仰的“精神共同体”铸乡村治理现代化之魂,以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共同体”固乡村治理现代化之本,以“主体共同体”聚乡村治理现代化之力,以“制度共同体”筑乡村治理现代化之堤,始终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乡村治理现代化道路。     

破解“谁来种粮”难题：全面推进农业机械化的基础与路径

随着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破解“谁来种粮”难题成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迫切需要。作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有效手段，农业机械化在解决农业劳动力短缺问题、提升农业技术水平、嵌入新的生产关系、提高农业生产率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从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农业机械化的发展仍然受到区域差异、作物差异以及装备结构不均衡的制约。为了有效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需要通过促进区域均衡发展、提高非主粮作物机械化水平、优化农机装备结构以及积极发展农机社会化服务等途径，全面推进农业机械化，进而破解“谁来种粮”的时代难题。     

新发展格局如何破解后发国家追赶发展的“不可能三角”难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全球不同国家的发展轨迹揭示了后发国家在赶超过程中会遇到发展迷雾，这是制约后发国家成功跨越发达国家门槛的根本因素。由于面临快速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实施完全满足发达国家要求的开放战略和成功培育内生发展路径的“不可能三角”难题，后发国家在前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会因难以抵挡外部力量的影响而无法成功培育内生发展路径，并最终陷入发展迷雾。运用这一机理可以剖析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历程，内生技术供给体系无法满足技术需求、生产力无法匹配生产关系等两大难题是中国陷入发展迷雾的客观原因。随着发展水平的提升，破解两大难题的具体思路已出现了足以冲击中国发展模式根基的“异化”现象。面对这些问题，新发展格局明确了发展功能的决定性地位、发展工具的从属性地位、发展道路的独立性方向，是破解“不可能三角”难题的第三种思路。在此基础上，结合破解内生技术供给体系无法满足技术需求的两个维度以及调整优化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关系的三重逻辑，文章提出新发展格局破除“不可能三角”难题的根本方向和具体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