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志发展的三个时代

在过去二十年里影响深远的<写文化>中文本终于要出版了,作者借此机会成文,略述民族志在三个时代的发展,在业余民族志、科学民族志和反思民族志的演进序列里理解<写文化>一书的学术位置.文章也介绍了<写文化>从研讨会到论文集过程的基本信息,特别介绍了文集没有收入的松顿那篇把分类看作整体性修辞的论文.     

主体民族志与当代民族志的走向

主体民族志重在揭示他者("被书写者")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寻求民族志者与他者之间的视界融合及其所依赖的共同概念基础,比照西方人类学学术史语境中的"民族志新本体论回归"而言,具有局部体现和路径补充的重要学术价值。在"后现代实验民族志之后民族志如何前行"这个关乎民族志未来发展方向的核心问题场域中,由主体民族志所集中体现出的包容民族志者、他者以及读者等各种主体诉求在内的"人志"走向,是民族志前行的一种代表性发展方向。     

论当代人类学影像民族志的发展趋势

近30多年以来,人类学影像民族志经历了从理论到方法的一系列重要变革。学术范式的转变与视觉文化的再度勃兴,确立了影像民族志的学术合法性,在文字民族志与影像民族志之间建立起对话与互文的关系。加之多媒体与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影像民族志的写作也从早期单一的人类学纪录片朝向虚构影片、网络互动短片等新的表达形式进行探索与实验。国际人类学影像民族志也因此而呈现出多元而生机勃勃的发展趋势。     

教育民族志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教育民族志是教育研究者对"民族志"这一研究方法的跨学科应用.教育民族志研究有两个层次,一个是教育人类学家的民族志;另一个是作为方法的教育民族志.人类学家运用民族志方法研究教育问题大致是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60年代以来.许多人类学家纷纷把民族志研究方法应用于教育问题的研究.教育民族志研究逐渐成熟起来.教育民族志研究的一般步骤主要包括:确定教育民族志研究的对象、作为搜集资料方法的"参与观察"、作为研究成果的教育民族志报告的撰写等.     

中国民族志早期实践中的主体建构——基于《江村经济》《金翼》的分析

中国民族志从出生起就具备主体性,其早期实践的成果《江村经济》《金翼》就是显示这一特征的典型代表。它们分别从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者等四个方面进行了主体建构,因此可以把它们看作是一种重要的主体民族志类型。这种主体民族志实践为人类学走出表述危机提供了重要的路径启示。     

人类学田野作业与民族志的深度

当代人类学面临着新的问题与新的局面,田野作业与民族志受到诸多质疑、反思与挑战。“深度”成为人类学与其他学科民族志之间的标志性差别。人类学的“深度”,涉及田野作业的深度和民族志文本的深度这两方面,由以下五个部分构成：田野参与的深度、社会理解的深度、材料描写的深度、材料解释的深度、理论挖掘的深度。其中,前两者考量的是民族志者在田野作业过程中经验材料的收集,针对的是田野作业者作为主体所获得的主观知识。而后三者涉及民族志写作和理论思考的深度,是针对读者如何判断、理解民族志写作而言的客观标准。但作为学科的人类学,超越田野作业和民族志,在于文化批评和反思的高度。     

民族志的三重性:科学、反思与行动

科学民族志致力于客观描述遥远的他者,主客的分离折射出文明与野蛮的距离.现代性将散落在世界角落的文化卷入同一历史进程,并在与地方性的碰撞中创造出一个接触地带.当民族志转向这个接触地带时,民族志作者及其所置身的文化也将成为反思的对象.面对事实与建构、主位与客位、科学与艺术、中立与介入等二元对立状态,本文认为民族志研究应具有三重取向,即科学、反思与行动.     

关于民族志的讨论已经足够?

如今在人类学以及相关研究中,民族志已经泛滥得失其本义。将“民族志主义”的出现归结于我们与报道人之间的遭遇或更广义上的田野工作,这折损了人类学的本体论承诺,并丧失了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教育功能,同时也偏离了人类学主要的工作方式——参与观察。这样简单的归结使得人类学者与教授他们知识的田野对象之间的鸿沟愈发不可逾越,而后者不仅是我们学术上的引路人,也是学术之外生活上的导师。执着于民族志,其实削弱了人类学在公共领域的声音。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重申人类学的价值,将其作为一门致力于弥合想象和日常生活之间的裂痕,且不断前进的学科,而非一个以民族志为主的学科。     

从民族志撰写角度重读《西太平洋的航海者》

《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是经典民族志的开山之作,本文基于对该书的阅读,就田野工作成果科学化、长期参与观察田野研究和科学数据处理这三项民族志写作指导原则展开讨论,涉及对参与和观察间张力的处理、参与观察民族志表述与伦理挑战、民族志撰写的主体间性等问题,并就反思后的反思提出己见。     

外国电影中的藏文化“刻板印象”

文章以《喜马拉雅》、《盐程万里》、《色戒》、《旅行者与魔术师》等国外新近有关藏族文化的电影作品为研究对象,结合多元文化主义理论,分析了藏文化意象在这些电影作品中的“刻板印象”。文章认为,当代藏文化电影作品延续了过去西方白人文化的“香格里拉”印象,在现代文化的“他者”之维上,继续加强了藏文化作为文化另类的形象塑造。这种“刻板印象”的形成,在藏族文化认同方面有双重影响:促进了藏文化的传播,同时又形成了藏文化未来发展的障碍。     

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形成和研究述略

作为学科的中国现代文学于20世纪20年代初现端倪,50年代正式形成,并在20世纪后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数代学者对中国现代文学这门年轻学科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各自在文学史研究、作家作品研究、文体研究和社团、流派、思潮、创作群体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     

当代回族文学创作的审美特征

当代回族文学作为中国当代文学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创作与发展既体现着中国当代文学的某些共性因素,同时也呈现出它所独有的一些民族审美文化内蕴,从而补充和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领域。     

壮族伦理思想的和谐意蕴及其当代价值

壮族伦理思想中蕴藏着协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相处的意蕴和追求,与今天构建和谐社会有着共同的价值追求。弘扬壮族伦理思想中的和谐理念,有利于协调壮民族地区人与自然的现代冲突,为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良好的自然基础;有利于协调壮民族地区的人际关系和利益冲突,为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和谐稳定的秩序保障;有利于增强壮民族地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为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精神动力和道德支持。因此,我们应充分彰显壮族伦理思想和谐意蕴的当代价值,为壮民族地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犍陀罗艺术与佛像的产生

被佛教视为与释迦牟尼同生的佛像艺术,原来是在释迦牟尼逝世后相当长时间里孕育产生的,它的诞生与欧洲古希腊的艺术有不可分割的渊源关系。本文就这一问题作了探讨。     

近十年西部少数民族民间美术研究的发展态势与思考——基于2010-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的统计分析

从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立项项目研究角度切入,将2010-2019年间有关西部少数民族民间美术研究的立项项目作为研究对象,对项目类型、项目负责人及其所在单位,以及项目名称的高频词等内容进行统计分析。研究表明,近十年来西部少数民族民间美术立项总体呈持续增长态势,不但注重基础理论研究,而且与时俱进,项目研究紧密与国家政策导向关联。西部少数民族民间美术研究的未来发展,应继续加强基础理论研究,注重实践应用研究,关注艺术学新兴边缘学科研究。     

源于怪的力和美--中国怪孩子故事的审美艺术

本文主要选取中国各族民众喜爱的怪孩子故事的一个侧面--审美艺术进行分析,重点解剖了怪孩子故事的结构模式和审美艺术的表现形态,为中国民间故事类型学的文学研究提供了思索的文本.     

回族现象观察的"点"与"面"--从三本回族调查资料的研究取向谈起

本文主旨系探讨当代回族研究在方法与方法论的讨论里,有关民族志建构过程中的一个基本议题即在观察当代回族现象时,以单独或若干个"点"的田野研究,如何呈现出"面"的意义与重要性.本文主要透过近年来三本新出版的调查资料为探讨重点,并尝试以"边缘性回族"的概念,来提供出"点"与"面"之间另一种"线"的分析与观察角度.     

西藏现代美术的开端——谈更敦群培及其绘画作品

更敦群培是20世纪上半叶一位杰出的藏族学者、启蒙思想家,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学术研究成果和文学作品;同时,他也是一位在藏族传统绘画和非传统绘画方面都颇有造诣的艺术家。他的艺术活动主要包括早年安多时期、拉萨时期和南亚时期,并创作了不少绘画作品。他作为上世纪最早受西方绘画和艺术思想影响的藏族画家,在西藏现代美术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和地位。文章根据近年来陆续发现的更敦群培的绘画作品、有关其艺术活动的文字资料以及收集的口头采访资料,系统论述了更敦群培短暂一生的艺术活动、绘画作品及其艺术思想。     

钢琴艺术指导在中国民族歌曲中的改编和应用

钢琴艺术指导是声乐活动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保证声乐艺术完整性以及艺术性的重要元素。中国早期的民族歌曲是由从事劳动、狩猎、放牧等集体劳动的人们创作的,并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流传下来。民族歌曲改编是人们结合现代美学和现代创作手法,对原生态民族歌曲作品进行的创造性变革,创作出符合时代发展特征、具有强烈生活气息、艺术性以及装饰性的声乐作品。声乐艺术与钢琴艺术的有效融合,能够充分表现音乐作品的内涵以及外延。好的钢琴艺术指导能够充分表现音乐作品情感的丰富性,甚至可以弥补歌词与演奏者声音的不足。在新时期,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中国民族歌曲的发展正面临青黄不接的状态。为了有效应对这一问题,本文运用案例分析法,对钢琴艺术指导在中国民族歌曲中的改编和应用进行研究,旨在强化中国民族歌曲的音乐表现力,为其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