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无限开发与有限理性的伦理博弈

技术缘于人向自然求生,并成为人类探求解决安全存在和生活保障的社会方式。人工智能也不例外,它以“机器能够思维”为动机,并以使“机器高效思维”为使命,是要解决超负荷的人口压力和环境压力而开辟新资源渠道及新经济增长点。以人脑为开发对象的人工智能技术可为解决如上问题探索可能性,但存在一个“度”的问题：在其“度”内,人工智能可最大程度地造福人类;逾其“度”外,人工智能将成为人类的奴役者。目前,人工智能开发越发模糊其“度”,日渐突显无限开发与有限理性之间的伦理困境,演绎出全球竞争框架下社会分配结构及方法变动中技术权力、公权、民权三维利益博弈的重心倾斜甚至博弈机制的修正或重建。     

机器遭遇他心:人机互动时代的社会认知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社会机器人正坚定地从虚构走向现实。随着复杂的人工智能在日常生活中越来越普遍,社会机器人的开发亟需妥善处理机器人、人类和情境的关系。当前,不同领域的研究人员正在努力解决人类如何感知并与这些智能体互动,以及人脑在多大程度上将智能机器纳入人类社会环境等问题。人类与机器人互动的最新发现、当前挑战和未来方向呈现出跨学科视角的复杂性,并逐渐衍生出人机互动与社会认知的互惠约束问题,具体涉及人机互动的拟人化以及第二人称特征。相关思考酝酿出人机互动的社会神经科学框架。该框架聚焦拟人化人机互动在非言语交流上的多维空间与特征相似性,并借助第二人称神经科学范式比较了人-人互动和人-机互动的神经机制。机器他心的未来仍有待整合来自认知计算神经科学、社会神经科学、心理学、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学等不同但互补的研究领域的发现,从而重塑社会机器人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潜力和限制条件。     

人工智能与社会控制

人工智能,已经广泛运用于技术领域的人力替代工作,同时开始运用于社会控制。社会是一个复杂系统,社会成员对社会体制存在顺从或反抗的选择。因此,社会是需要控制的。人工智能为有效的社会控制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手段。人工智能对日常社会信息的收集、甄别、筛选与使用,为常态下的社会控制提供了人类智能所不及的便利,保障了社会控制的高效率。但人工智能并不能保证社会控制无条件奏效。基于常态的社会控制,人工智能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在社会控制失效、社会动荡和社会暴乱等社会失常的情况下,人工智能也对社会控制无能为力。对持续有效的社会控制而言,保证社会常态,杜绝社会失常,建构良序社会,是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交互作用,发挥社会控制效用的首要前提。     

从福利为本到资产为本:社会政策发展的新趋向

社会政策是工业时代的产物,它是政府直面工业革命所引发的劳资冲突和各种社会问题,强调社会公平和福利权利,实施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结果.可以说,社会政策是任何一个现代国家和政府都不得不时时面对的重要使命.从历史经验和各国或地区的实践来看,制定和实施合理的社会政策是解决人类面临的诸多问题的一种有效途径.发达国家通过实施社会政策有效地缓解了贫困,增进了社会福利,维护了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     

社会技术概论

“社会技术”是存在的 ,它是社会科学在实践应用中的一个中间环节 ,是由一定社会的政府创造、发明 (制定 )的 ,由全体社会成员或一定社会阶层接受、使用的 ,是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 ,解决社会矛盾进而实现保障和改造社会目的的实践性知识体系。“社会技术”可分为多种类型 ;它与社会科学、社会意识形态、“自然技术”等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它具有保障、改造、导向、组织等功能。研究社会技术对于深入理解企业技术创新、实施德法兼治的治国方略、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以及深化技术哲学研究等 ,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风险社会的生态政治与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是人们的共同追求,但经济发展也导致资源和能源的衰竭并带来生态风险.生态风险的产生根源于人类的经济活动,它是人类在推进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伴生物.风险社会生态风险的政治化推动了生态政治理论的形成.生态政治理论对于人类消除生态风险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然而,生态政治理论受到指导经济发展的诸多思想的阻碍,它与指导经济发展的理论之间产生了尖锐的冲突.冲突的消除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推行全球治理、建立基层民主和实现生态社会.     

论社会实践的它批判和自批判

马克思对社会实践的批判问题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在他看来,社会实践有对社会生活、社会意识、社会结构、社会运动的基础性,却没有超然的、抽象的神圣性。从“劳动异化论”经“感性实践论”到“实践自由论”,展示了马克思对社会实践的批判轨迹。人类思维对社会实践的批判,是社会实践的“它批判”或“反思的批判”。人类精神生活的积极成果均是这种“它批判”的产物,而“它批判”在实践总过程中只是社会实践“自批判”的一个中介环节。实践的自律性使社会实践由曲折到前进;实践的创新性则使社会实践创造出越来越高的条件,从而实现从低级形态到高级形态的发展。实践“自批判”的终极指向是超越生产劳动实践的“必然王国”,达到具有充分精神享受价值的人类生活的“自由王国”。     

基于差异性的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研究

中国流动人口的差异性融合已经成为社会现实,一是通过纵向“机械团结”与横向“有机团结”实现融合;二是通过与城市的经济、文化的互构实现融合.原有的社会融合理论确立于有缺陷的预设之上,对融合的理解强调冲突及其带来的张力对社会稳定性的潜在威胁,忽视差异性存在的意义及其带来的社会收益.“后人口流动”时代,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问题的研究必须更加深入,尤其应将复杂的文化和社会差异作为融合的核心要素,更应该突破狭隘的零和博弈视域,将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理解为基于差异性基础上复杂的社会重建过程.     

论网络社会问题及其社会控制

网络技术的发展在一个全新的基础上重塑了人类文明,使人类社会进入一个新时代--网络社会时代.但网络技术是把双刃剑,它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给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带来冲击.网络社会问题由此产生,并对道德、法律等传统社会控制手段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对民族文化、个人控制以及国家主权形成了巨大冲击.由于网络社会具有不同于传统社会社会控制的特点,要求我们对挑战积极回应,建立适应网络社会的新的社会控制机制.     

社会分层视野中的个人

社会分层关涉着社会结构系统等级制度的运行机理与个人在封闭或开放的共同体里的地位问题。马克思、韦伯通过对资本主义关系的解构 ,奠定了社会阶级阶层理论的基础。现代冲突论与功能论的分离 ,对个人在社会中的意义、价值 ,作出了迥然不同的回应。工业主义的进程虽然模糊了层级界限 ,阶层固化却一直未能得到解决 ,不公平阴影下的个人生存意义的诘问又重新困扰着人类     

重新理解“社会合理化问题”——从哈贝马斯视域出发

社会合理化问题既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现实问题。在哈贝马斯视域中，行为合理性与社会合理化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行为合理性问题就是社会合理化问题。如果说，合理性问题是《交往行为理论》的逻辑起点；那么，社会合理化问题就是《交往行为理论》的目标指向。“社会合理化问题”不仅经历了从历史哲学构想到社会学模型的转变，而且还存在着从文化合理化向社会合理化的过渡。“文化合理化”包括科学和技术的合理化、文学和艺术的合理化，以及法律观念和道德观念的合理化；“社会合理化”包括经济合理化、行政管理合理化、法律合理化。这就意味着，社会合理化不仅指目的合理性行为在社会生活领域里的扩展，而且指交往合理性行为在生活世界中的扩展。要想克服生活世界殖民化、解决现代工业文明危机，就必须重新平衡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关系，重新协调系统合理化与生活世界合理化的关系，这样才可能真正实现社会合理化。遗憾的是，当下走出现代化之困境依然在路上。     

社会技术视角下的全球问题源起

人类在全球维度上的群体生活的困境--全球问题,正是人类智慧对其自身发展出的巨大物质技术的无力驾驭,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自由市场机制这两种关键性社会技术的内在逻辑缺陷相结合的产物.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力推动下,上述两种社会技术在全球广泛散布,致使这种困境随之出现了全球性的扩张,使问题具有了鲜明的全球性.而全球问题发生在由民族主义、国家利益为主导型文化的既定国际关系范式当中,这就使得其国际治理变得即便不是不可能,也是非常薄弱.因此,只有依靠人类对自身欲望的自觉、理性限制,而不是建立国际制度进行相关问题领域的治理,才有可能帮助人类破解全球问题所带来的人类在全球维度上的群体生活的困境.     

技术发展的社会选择:技术与社会在互动中的认同

技术发展不仅仅是基于技术自身发展的内部逻辑,而受多种社会因素的制约,它是社会选择的结果。社会对技术的选择从某种意义上也是技术对社会的选择,是技术与社会结构功能整体或其他社会要素之间的一种双向性的相互认同活动,并最终在历经冲突、整合与协调过程后实现技术与社会的融合。考察技术发展的社会选择,有助于我们认识技术创新、成长、传播的社会环境,并通过对社会条件的改造,从根本上解决技术发展的社会动力不足的问题。     

智慧治理的中国话语：中外智慧治理意涵比较分析

随着新公共管理范式向数字时代治理范式转型,智慧治理研究成为热点。国外智慧治理研究主要是基于智慧城市来进行,智慧治理是智慧城市的六大内容之一;为应对经济全球化和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转型一系列复杂情况,公共治理维度的智慧治理概念被提出;智能治理则是融合了东西方智慧的全球治理概念。国内智慧治理从智慧城市治理,到新型智慧城市治理,再到智慧社会治理,实现了从引介、借鉴到本土生长的超越,需要构建植根于中国情境和政策叙事的智慧治理话语。中国话语的智慧治理,需要更加凸显人工智能的作用,因为智慧治理的智慧来自人类智慧与人工智能的协同,它是人类群智与人工智能的人机共治,智慧治理位于人类智慧与人工智能紧密合作与离散独立这两极之间的连续光谱上;需要更加凸显全球治理视野,人工智能时代技术的竞争延伸到制度与体制的竞争,国际的政治也是国内的政治,智慧治理需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全球治理的视野中体现命运共同体的治理智慧;需要统筹线上线下,注重线下群体智能,践行新时代网上网下群众路线,汲取中国实践的治国理政智慧;需要统筹城乡,弥补城乡数字鸿沟,实现乡村跨越式发展,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需要坚...     

"社会公正"与社会和谐

利益分配的不平等具有累积性和延伸性,因而会引发复杂的社会矛盾。在市场经济社会中,社会公正所针对的主要是不能平等分配的资源或利益的分配问题,其中特别是财富的分配问题。“社会公正”作为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不仅在于它是人们评价社会是否和谐、是否合理的基本价值尺度,而且它直接关涉到能否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合作、社会稳定和社会效率。如果我们把“社会公正”理解为和谐社会的首要价值,那么合作、稳定和效率则是和谐社会所应达到的三个基本的目标。     

中国社会弱势群体及其社会支持政策

弱势群体在其基本的群体特征上具有经济上的低收入性、生活质量上的低层次性、政治上的低影响力和心理上的高敏感性。现阶段中国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规模有不断扩大的趋势 ,既违背了社会公正原则 ,也不符合我国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 ,并且已经构成了影响社会稳定与社会发展的重要风险因素之一。能否有效地解决弱势群体的社会保护和社会支持问题 ,不仅事关中国的社会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而且也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否实现长期高效有序的发展。因此 ,只有建立多层次、立体化的弱势群体社会支持网络 ,既要有政府的政策支持和制度保护 ,又要能够有效发挥社区服务和“第三部门”的积极作用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和社会保护问题 ,从而化解政治风险 ,维护社会稳定 ,促进社会发展     

从“私人”到“真正的个人”：市民社会向人类社会的转变何以可能——基于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理论的考察

市民社会向人类社会的转变何以可能,既是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所要解决的重要理论问题,也是现代社会向人类社会转变必须解决的重要现实问题。从人的生存状态转变的视域来看,市民社会向人类社会的转变以“私人”向“真正的个人”的转变为前提,而人的生存状态的转变又以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转变为前提。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向重建个人所有制发展的必然性,为实现“私人”向“真正的个人”的转变以及市民社会向人类社会的转变提供了根本思路。由此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坚持以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变革推动人的生存状态的转变,通过考察当代社会中资本主义私有制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复杂规定性以及“私人”构成市民社会的深层逻辑,进而塑造一种新的生存方式,破除人的生存困境。     

乡土社会冲突与诉讼的再冲突解析

在乡土社会中 ,民间纠纷解决机制与正式法律诉讼之间会产生新的冲突 ,这种冲突构成了乡土社会法律生活的主题 ,并使诉讼这种国家法律治理途径在乡土社会中被迫发生流变 ,这也使我们可以接近一个客观的乡土法律世界。在“乡土社会现代性诉讼制度为什么不能建立”诸问题上 ,不应局限于单向化的“守法—违法”或是“争讼—无讼”的理论范式 ,而应以一个多元的分析路径来考察     

社会冲突的根源与功能探讨

社会冲突是人类社会产生以来就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是社会主体之间的一种基本的互动方式,对社会运行和社会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研究社会冲突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对社会冲突的涵义、根源及功能等三个基本问题进行探讨,为拓展和深化社会冲突的全面研究奠定基础。     

网络时代社会冲突与个人道德自律

计算机以及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把人类从工业化时代向网络和信息时代推进.社会的这一变迁深刻地改变着传统社会人们的交往方式和价值理念,使社会冲突变得日益复杂,并出现了一些社会失范现象.这固然是由于网络虚拟空间的存在使得传统法律难以介入网络行为进行调整和监督,但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人类自身的文化和生存方式的危机.因此,网络时代人们需要重新反省自己的道德和行为,呼唤个体的道德自觉与自律,只有这样才能化解人类危机并实现网络技术的可持续发展.